(陈向宏,乌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裁)
在最早跟木心先生通信的时候,他一直叫我“宏弟”,老先生挺逗的,还是一个老派文人的作风。
我第一次见到木心先生的时候,他跟丹青说,“向宏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比较放心”,我们第一晚在上海衡山路上见面,后来我把他接到桐乡来,那天刚好是丹青辞掉教授职务的时候,央视一套焦点访谈正在谈这个事,我们仨坐在一块儿,老先生一脸凝重的跟丹青说:“你还是要小心一点。”
木心是一个很普通的老人,可能跟“文革”中的经历有关,他的晚年是寡言的,很少谈及过去,远离与外界的接触,他能够回来,我跟丹青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他的记忆还残留在那个年代,我与先生通信前前后后有两三年时间,期间他还来过一次乌镇,他有很多的顾虑,我们都给他一一做了解释。
先生回来之后,他一般不会跟我谈一些很具体的问题,他多次向我提到“复兴”两字,我们之间话题很广,反倒很少谈及我的工作,他认为故乡的未来应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要做得更好,他一直强调要以文化为核心。
先生真的很了不起,既有浪漫感性的一面,同时看得也是比较远的,对于故乡的发展,他不会拘泥于某个观点。
乌镇旅游公司为了把先生请回来,整个过程彻头彻尾没有任何的商业考量,光修复先生故居就花了很大一笔数目的钱,把原来的厂买下来,拆平,重新在平地上再建。
他回来之后,没想到乌镇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非常兴奋,他是非常细致的一个人,修他的故居时我们不知改了多少回,他会亲自画图纸,细致到每个栏杆,每个细节都会跟我探讨,“晚晴小筑”的名字也是先生起的。
从先生回来到去世这么多年,乌镇旅游公司成立了一个6个人的小组,包括厨师、阿姨、保安,以及两个平时照顾他的男孩子,每个月的经费在十多万到20万之间。
我们没有想过利用先生的文化名望、文学成就来炒作乌镇,这些年我们的一些活动也不叫他参加,他也跟我明确地表达过,他不喜欢这种场合,丹青当时说他很羞涩的,确实有点这样。
我也很尊重他,不会拿一些具体的问题找他,反而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像孩子一样,乌镇旅游公司现在是个大企业,先生刚来的时候,西栅景区刚刚建设,他是看着这个公司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公司许多年轻人,特别是一些大学刚毕业的,下班之后喜欢往他那里跑,我开过一个玩笑,他就像公司所有人的一个老爷爷一样。
他很细腻,对这些孩子特别好,一次我派一个女孩子去当他的助手,帮他收传真,女孩不小心把手机弄丢了,后来先生不声不响托人买了一个新手机送给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木心美术馆是先生生前的一个愿望,他本来想建在故居的后面,后来我跟丹青商量,因为故居后面比较局促,先生去世前一年,我带着他去看场地,当时已经有点走不大动,那次看过场地之后,他非常开心,一直跟我描绘,他的美术馆里面是很简单的,他跟我强调说美术馆里要放着莫扎特的音乐,一说起这个他会变得非常高兴。
木心先生去世后留下的所有作品,我提出来不应该捐给乌镇旅游公司,因为不论怎么说这是一个企业,后来我跟丹青商量成立一个木心艺术基金会,先生在遗嘱里写明,这个基金会由我和丹青两个人共同来管理,基金会还在报批中。
木心先生的所有作品是以木心艺术基金会的名义接收的,古镇旅游公司只是建设了木心美术馆,继续在为先生的文学成就创造一些平台,而并不是像外界所理解的那样。
他对家乡是非常热爱的,关于乌镇的每一次报道,他都会很仔细地看,每次见到我都会一一道来。
先生晚年最信赖的人是我和丹青,我尽量避免让他做不愿意做的事,例如体制上的一些困扰,所以我很小心翼翼,丹青主要负责整理推广先生的艺术成就,我更多负责他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很杂的,比如今天的菜好不好吃之类。
先生很平和,也很睿智,内心尽管汹涌澎湃,却很少袒露,相反对生活却有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他曾对我说过一个愿望,但是我没办好,他想再有一架钢琴,他会谱曲,他曾经写过很多曲子,记录在一个本子上,一直没找到。
他对我期望挺高的,特意给我开过一个书单,我还保留在办公室,我以前写的博客,他都让我拿过去,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改,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之前写东西喜欢用“一支笔、一本书、一个什么”,他经常跟我指出,你不能这样,“一”不能反复用两次以上,他希望我能静下心多读一些书。
今年木心美术馆会建成,会把先生更多的东西系统永久地展示给大家,我相信他会喜欢的,而且我还可以透露你给一个消息,丹青会是这个美术馆的馆长,这是我的希望,他也欣然答应了。
目前大家讨论木心比较多,可我很感慨的一点是,前期请先生回来的时候,我跟丹青也不熟,当时我刚到乌镇工作,当地老百姓给我看台湾的一份报纸,上面有木心的文章,我原来只知道有茅盾,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而且还活在世上,而后就四处打听,他的性格很孤傲的,家里的人找他他也不太理会,回到乌镇以后也不愿意多见别人。
后来我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碰到了上海作家王安忆,就向她打听木心,她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是他的学生,于是把我推荐给陈丹青。
我先跟丹青联系,丹青很认真,自己回国看了一遍,拍了照片,将先生故居残存的一个花窗拿到美国去,这期间是我们两个共同工作,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我真的很敬重陈丹青对于木心的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师生之情,这一点我很少跟别人说,因为我看得非常清楚。
先生晚年有时候也有点老糊涂了,每一次丹青都是非常耐心,对于我们两个,说服先生做一件事情都是巨大的困难,他的顾虑很多,我们两个会配合着绕着圈说服他,我看到的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感情,我跟丹青说,“你的坚持也感染了我”。(采写整理:柯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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