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2日，深圳越众影视公司董事长邓康延在办公室的茶几上，摊开三张发黄的《黄埔日刊》，这是他花了3600元在潘家园旧书市场淘来的黄埔军校校刊。他特别提醒来访者注意两则重要新闻：1927年10月22日，星期六，周恩来领导的血花剧社在醒目处登载了一则招募启事；1927年11月9日，星期三，蒋介石执笔在头版发表长篇：《蒋校长告日本国民书》。这都是黄埔史上的大事件。

与此同时，台湾纪录片人陈君天把生活起居搬进了台北的办公室，忙着一部纪录片最后的剪辑。几天前，因为片中原定解说员要赶往杭州照料手术中的太太，陈君天也立即飞了过去，动用各方资源，将整个配音工作室挪移到了杭州。

邓康延和陈君天，正筹备着同一件事：201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纪念日，他们耗时两年制作的纪录片《黄埔》将在深圳电视台都市频道首播，同一天，“惊涛伟岸——黄埔军校90周年致敬展”也将启幕。

“我们坚持第一手数据，因为唯有目击者本人所见所闻最为可靠。”

《黄埔》之源起，要追溯到那幅名叫《浩气长流》的抗战大画。2010年夏天，邓康延受邀参加《浩气长流》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展览，开展前一天，他在朋友的引荐下，第一次进入到陈君天那间“很小很狭窄”的办公室。“很早之前我就知道他做的《一寸山河一寸血》，知道他为了做这部片子，每隔几年都要进行增补，不断进行寻访。我很佩服他，正是这样一部四十几集的片子，才使我们抗战的影像纪录没有成为空白。”邓康延和陈君天一见如故，两人一起去参加了“浩展”，就是在那里，邓康延提出：我们一起来拍一部纪录片吧。

邓康延想做一部黄埔军校题材的纪录片。后来，他写下了自己的初衷：“这所学校，‘亲爱精诚’，旨在和平，一出生却身陷战争。战争是天敌，也是大任天降。黄埔军校建校两年后，对阵北伐的吴佩孚长叹：我的兵是不怕死，黄埔军是不知死。又过了十年，凶嚣侵华的冈村宁次无奈道：欲征服中国，不怕四万万中国人，只怕分布在中国各地的黄埔生。”黄埔的故事在他脑海中激荡不去，而每当要考据时，他却发现：时间的尘土和意识形态的尘土，已经把这段历史覆盖了。

2012年7月，《黄埔》正式开拍，陈君天已是71岁的高龄。作为两岸的民间纪录片制作人，邓康延和他之间有个默契：抛弃政党立场，忠于史实，客观表述，以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这所军校历程。

在《黄埔》纪录片中，没有所谓“专家”讲故事，也没有当事人第二代替先人说话的画面。陈君天坚持只采访当事人：“我们坚持第一手数据，因为唯有目击者本人所见所闻最为可靠。目前已经走访拍摄数十位两岸三地黄埔军校毕业生老人，许多受访老人已去世，他们的音影堪称人间绝响，十分珍贵。”片中黄埔学生口述历史部分，全部基于陈君天在做《一寸山河一寸血》时的素材收集，采访到的黄埔老人，仅是第一期学员就多达八位。

开拍《黄埔》之时，邓康延想验证一件事：“曾经有人对我说，抗战那几年，黄埔学生中有一半人再也回不来了。”他始终未能找到准确的资料数据，但每每修改文案，总会觉得一阵痛心：“很多人牺牲的时候就是二十几岁，包括营长、团长，甚至是副师长、少将，年纪最大的也不过三十岁，鲜有四十几岁的。”

“就像跟黄埔军人一起，打了一场不能退却的仗。”

除了用影像和真人讲述黄埔故事之外，陈君天更希望把这部纪录片表现出新鲜形式，他大量使用了情景回放手法，以剧情画面，还原黄埔学生的真实经历。这在国内纪录片中还是新鲜形式，邓康延起初也有些犹豫：既然是纪录片，干吗弄成拍电视剧？

但陈君天的考虑是：“‘黄埔’建军千头万绪，‘官方’已将这些‘事’整理出来，跟着拍本来很方便也很安全。但，我们为了片子能尽量靠近观众，而采‘从人说起’的方式来处理，虽然做起来比较困难，但有了人情味容易被接受。”

陈君天坚持要拍一部“让年轻人也能切入进去”的纪录片，以生动的画面展现一个已经逝去的年代：“这些画面绝非是虚构的，都是通过当年那些老人口述的，我们只不过是把真实的口述重新形象化了。”他根据自己十几年的资料搜集，创作了近90个场景：有爸爸送儿子去军校的故事，有丈夫离开妻子去军校的故事，有妻子带着孩子去祭拜丈夫的故事，还有弃文从军的某位邮差的故事……除了黄埔学生，他还写了蒋介石与陈洁如相拥而泣的画面，或是廖仲恺在大元帅府里向军阀要钱的场景。

对这些陈君天笔下的故事，《黄埔》总统筹张睿娇的感触是：“虽然非常生活化，但都是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所思所想。”她印象最深的，是陈君天竟然在这部纪录片里加入了“床戏”：“在他看来，那个时候的学生，20多岁，才刚结婚，要离开妻子，要去军校，还是抱着上了战场就再不回来的决心……把床戏加进去，其实就是把黄埔学生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

《黄埔》把拍摄主场地选在广州长洲岛黄埔军校旧址，让演员们上课就在原来的教室，吃饭就在原来的食堂，睡觉也就在他们的寝室，真实地重现了当时黄埔学生生活状况。演员的服装和道具是拍摄团队自制的，绑腿、子弹带、蚊帐……甚至还找来两个排的海军，让他们穿上黄埔军校的衣服，表演黄埔军人的训练场景。邓康延还记得，拍摄那几天刚好碰上台风期，团队只能顶着风雨工作：“感觉就像跟黄埔军人一起，打了一场不能退却的仗。”

最终十集的《黄埔》，分为两大部分。上部五集《黄埔前传》，记录学校开创到北伐誓师，也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1924—1927年）的故事；下部五集《铁血抗战》记录黄埔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与贡献，为国共第二度合作期间（1937—1945年）。

“我们索性连‘军校’的后缀都没加，直接就叫‘黄埔’，孙中山先生当时题的，仅此二字。”邓康延说。

他人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

《黄埔》还在进行后期制作，邓康延想到：或许可以做个主题展览，就像当初做《先生》那样。尽管手头上还没什么展品，他还是硬着头皮开始找场地，却发现大多数展馆已经在年初就被预订了。几经周折，他找到了此前曾因《国家记忆》而合作过的华侨城，终于敲定了在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深圳欢乐海岸创展中心启动为期一个月的展出。

更辛苦的是找资料，邓康延找到了北京相关机构，找到了四川建川博物馆……一切能动用的资源都用上了。在台湾做“先生”展览闭幕式的时候，他不失时机地宣传：即将启动黄埔军校的展览，希望台湾的朋友能给我一些支持。“因为‘先生’展览而认识的很多台湾收藏家朋友，一听说黄埔军校的展览，就让我去他们家。在那里，我看到了蒋介石、孙中山、何应钦、戴笠、顾祝同等黄埔人的真迹：公文、日记、书信……同时还有大量的黄埔书稿。而且他们都是愿意拿出来的。”

“惊涛伟岸致敬展”中，不仅会展出黄埔军校照片、黄埔将领书信，还会展出复制的黄埔文物。邓康延又专门开辟出一块“黄埔讲堂”，摆上了二十套旧桌椅，计划在展览期间的每个周末，找一些黄埔专家和黄埔后人，开讲黄埔故事。

几年前，邓康延因为《老课本新阅读》而和台湾散文家张晓风成为朋友。某次他们在台湾一起吃饭，张晓风听说邓康延要做《黄埔》，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席间连打了四个电话。邓康延还记得：“其中一个是胡宗南的儿子胡为真，他说：我父亲的展览现在在政治大学，今天是最后一天，邓先生你就赶紧来吧。还有一个电话打给了台湾的忠烈祠负责人，那边也表示愿意提供资源。”末了，张晓风才对邓康延说：我的父亲，就是黄埔六期学员。

在张晓风父亲的遗物中，不仅有七枚珍贵的勋章，还有一把在“长沙会战”中缴获的日本军刀。邓康延为张晓风专设了一个展柜，也邀请她做一场讲座，题目源自她过去写给黄埔一代人的那篇文章：“你还没有爱过”。同样作为黄埔后人开讲的还有艺术家陈丹青，他将和父亲进行对话：“黄埔二代三代说前辈”。

“如果我活在那个时代，相信我也是黄埔的一员。我时时能够感受他们，不管是先生，还是黄埔军人。因为，他人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邓康延为黄埔军人写了两句歌词：“国家的枪，在记忆里不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