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川玲的女儿小丸子今年7岁。在老舍的笔下，正是“换毛鸡”的年龄，但在三川玲眼里，这是上小学、脱离3到6岁绘本阶段以及热衷谈论死亡等哲学话题的敏感期。

四年前，小丸子随父母由广州迁至北京。她喜欢动物，在广州时就常帮邻居叔叔遛狗，来北京后，由于祖母对猫和狗的气味敏感，就养了只兔子。晚上，她会和妈妈一起在微博上围观一只著名的灰猫和大狗今天做了什么。

有一天，兔子死了。“小丸子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天天跟我谈死亡问题，我觉得这本质上是个哲学问题。”在三川玲看来，谈论死亡就是谈论哲学。“小朋友大概是这个年龄段，出现一个死亡敏感期，非常关心人怎么来的、怎么离开、在世上有啥意思——小朋友很热衷这些。”

“孩子的心地是最纯真的，他们思考的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往往是最接近哲学本质的。小孩子经常会问人为什么会死，时间从哪里开始，上帝是从哪里来的，星星怎么不掉下来，人为什么会不开心……这些问题相信很多父母都会遇到，而且，基本上‘没有办法回答’。这些无解的问题，与其瞎编一个答案，不如让他们自己去思考。”

这件事促使她写了《给孩子看点哲学书》，发布在微信公众账号“童书出版妈妈三川玲”上。这是该公众号发布的第二篇文章。跟随这些文字，她同时推荐了一系列适合孩子阅读的哲学书，包括国际安徒生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舒比格的作品系列，法国作家柏尼菲的《幸福，是什么？》、《我，是什么？》等。

高峰时，“童书出版妈妈三川玲” 每天会吸引一千多新粉丝。

从2013年夏天发布第一篇文章到现在，由三川玲和先生晓白共同打理的公众账号“童书出版妈妈三川玲”已经积累了15万粉丝。围绕着儿童教育的方方面面，他们推荐书单、电影、玩具或其他。

2013年，在为小丸子择校时，三川玲时常在朋友圈发些心得感悟，获得不少赞叹和转发。于是，听从朋友的建议，她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三川玲和先生晓白都曾是资深媒体人，精彩内容加上借用传媒的手段运营，高峰时，公众号每天会吸引一千多新粉丝。

被吸引过来的，还包括出版社，编辑们希望自己负责的书籍进入三川玲的推荐书单。三川玲和晓白从海量书籍中严格筛选，根据图书所属的年龄段和特点，为读者做出推荐。这部分源于她多年前的工作习惯：来北京之前，三川玲在广州做童书编辑。因为“12岁之前的孩子，书都是父母或老师买的”，为了研究家长的心理，为什么想买这本不是那本，三川玲用了个笨法子：将童书榜单的前200位统统买回家研究。

“婴儿喜欢什么？他们喜欢颜色少而纯正的，喜欢歌谣，喜欢语言的节奏美，喜欢看起来分不清是玩具还是书的书。他们这个阶段，生命的全部内容就是吃喝拉撒睡——所以他们对反映自己现在生活状态的书感兴趣。”在《婴儿书单》一文中，三川玲推荐了一些适合0到3岁宝宝阅读的书。

“3到6岁年龄段，主要就是绘本。”

“6到12岁呢？”这恰好也是女儿小丸子所处的年龄段。

“我的标准是：自己觉得好看，一定会给小丸子看，而且不会在需要‘断舍离’时扔掉——都是非常感性的标准。”

“童书出版妈妈三川玲”有浓浓的媒体痕迹。毕竟，两位负责人都是资深媒体人，他们会参与媒体人的聚会，有时称工作讨论为“选题会”；他们几位共同的有媒体经验又从事各式各样事业的老朋友，综合起来便是他们撰写文章时所想象的读者的样子。

但又有一些从前的工作习惯是他们坚决避开的。“杂志不同，我们知道面对的是谁。作为自媒体，在撰写文章时，要把专家范儿、偶像范儿都去掉，就是面对朋友——比如，我们最受欢迎的一篇文章《儿童为什么去旅行》，标题就是朴实到不能再朴实——这样你才会告诉我你真实的反应。”

所谓“定制”，有点接近日常说的“高配置”。

其实，除了感性标准，三川玲和晓白自有其专业标准，且称得上严苛。除了纸张、印刷等技术层面的标准，还要考虑作品传达的价值观。“有一个绘本写的是新版《丑小鸭》故事：丑小鸭觉得自己是天鹅，周围人嘲笑它，它就离家出走了。而后它遇到一个厨师，被做成了烤鸭。”这个故事安徒生知道了会被气得活过来，“但是，这是一个正式出版的绘本”。

还有一种读物会被三川玲排除在推荐行列之外，那就是“注音读物”，为此，她甚至剔除了一套获过国际大奖的作品。“妄图通过看识字卡片阅读、学习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孩子不是靠拼音来学习文字或阅读的。”三川玲以父母讲故事为例：“就像你认识了A和B，然后它们带来C，你就顺便把C也给认识了。”

为此，三川玲写了一篇《我为什么反对注音读物》，第一个理由就是“注音读物丧失美感”。对这个做过生活方式杂志又从事儿童出版多年的编辑来说，“文学艺术性”是挑选读物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认为给孩子写东西就应该是这种高配置。”在晓白看来，所谓“定制”，有点接近日常说的“高配置”，“在中国，更多作家写儿童文学是因为写不了给成人看的文学作品，但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大师都会专门为孩子写作”。

晓白很欣赏法国一个出版社的项目：“他们会找诺奖级别的作者给小孩写东西，给作家一年时间，限定150个常规词。这些作家都会严肃对待，用一年时间、用极其简单的词来写故事，你想水平有多高。”

“中国家长喜欢说：你说得很好啊，但我怎么办？”

夫妇二人的日程一般这样安排：6点多起床，7点照顾小丸子吃饭，发布前一天准备好的内容。7点50分左右，送小丸子上学，然后回来跑一小时步。上午不见任何人，也不讨论，二人静静地阅读写作。下午开会讨论一些事情，或者在楼下的咖啡馆见人。

这一时间表和他们的读者相对接近。晓白发现，阅读高峰通常发生在早上送小丸子上学后的时段，以及，晚上，“晚上哄孩子睡着了”之后。

有了后台系统的数据统计，二人得以了解读者的构成、习惯和理念，以及那些反映他们最真实最迫切的需求的问题。问题林林总总，三川玲和晓白将它们归纳成两百个核心问题，集中在六个部分。

这些问题通常以各式各样的面貌出现：要不要考级？要不要上补习班？有一个学校非常应试教育但升学率很高，要不要让孩子去上？……对家长来说，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家庭的选择和相应的开支，而在三川玲看来，这其实是一个终极问题：“你把小孩带到世界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因为到我们这一代，其实是不需要孩子来养老的。那么，你养育孩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让他们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还是高兴就好？”

这些问题带给三川玲和晓白的另一个发现是：中国家长喜欢问“有什么用”。

三川玲觉得：“国内很多家长，对功能性看得很重，‘这本书教刷牙，这本书让数学成绩好’——但我觉得，书首先是个艺术作品，你看《百年孤独》打算解决啥问题呢？”

“家长喜欢说：你说得很好啊，但我怎么办？”于是他们为家长提供解决方案。“必须要特别详细的。比如明天要发布的文章是关于‘开发右脑’，但我们并非只提供概念式的‘右脑好’，而是建议：给孩子一张纸和不同材料的笔，让他自由地画画——用最浅显的语言告诉他。”

至于“有什么用”，两人也会试着解答一下。

“比如，哲学书有什么用？”

“从现在中国的教育和育儿环境来看，这些‘云山雾罩’的哲学书，的确不是那么直接有用。但是，现在的父母不都想让孩子‘快乐、幸福’吗，那么，这些看似无用的哲学启蒙书，就大有用处了。它们会让孩子对‘生活’、‘生命’、‘人生’有思考，对‘什么是幸福’有自己的理解，这个种子一旦种了下去，孩子长大后就不用你那么费心地去帮助他们选专业、报兴趣班，甚至为找工作、结婚、人生目标等大事操心了——这句话我放在这里，家长朋友们慢慢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