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得羞耻意识之前，人类已懂得怕丑。

羞耻和怕丑一脉相承——写了《物种起源》的达尔文在另一本重要著作《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达尔文的解释是，面部是人身体上最容易被人察看到的部分——原始人在习得道德上的敏感、体会到道德上的羞耻之前，就有了怕丑的意识，如果有人轻视他的外貌，他就会感到痛苦（这也是羞耻的表现之一），想把这部分遮掩起来；此后，当一个人由于纯粹道德上的原因而感到羞耻时，从前的习惯也会自然体现出来——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人在羞耻的情况下，即使并不和别人对其个人外貌的评价有关，还是想要将面部转开、低垂或干脆掩藏起来，而不是身体的其他部分。

除了达尔文式的隐秘逻辑，面部和羞耻间还有一个显见的信号：脸红。这一人类专属的表情，被自然哲学家意淫为“自然界将血液当作面罩来遮掩自己，就像人在脸红时常用双手遮掩面部”，而在现代的神经生物学家看来，这不过是在肾上腺素的作用下，皮肤下的静脉血管扩张开来，允许更多的血液经过，以便输送更多氧气。

顺便说一下，负责脸红的机体交感神经系统不受意识控制，脸红也不以主观意识为转移：我们无法沿用呵痒引发笑意或击打促使皱眉的手段来引起脸红，演技精湛的演员能刻画出目光低垂的细节却无法表演出真正的脸红；而对于真的脸红，如果你想抑制它，反而由于引起了自己注意而愈发脸红。人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会脸红，甚至，有些敏感的无辜者遭遇误解时，只要想到“别人在想着我们已经说了不合适的话”，也会陷入脸红。

注意——“注意”和“别人”。

“羞耻的本质不是我们个人的错误，而是被人看见的耻辱。”

不同的学术派系对羞耻各有阐释，但大都和“注意”“别人”密切相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德比大学临床心理系教授保罗•吉尔伯特（Paul Gilbert）的社会生物进化视角，在他看来，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特定的机制——“吸引社会性关注的潜能”，用以监控自己对他人的吸引力，由此机制产生两种羞耻类型：“我觉得别人会怎么评价我”和“我自己怎么看待作为社会一分子的我”——前者关乎行为规范，后者关乎社会地位。羞耻感的社会化属性昭然若揭。

米兰•昆德拉说：“羞耻的本质不是我们个人的错误，而是被人看见的耻辱。”

尽管并非决定性因素，但实验表明，“负性事件发生时，有他人在场”是很重要的羞耻感的来源。在一项针对中国大学生的羞耻感测验中，超过80%的人回忆令自己羞耻的事时报告说“当时有他人在场”。

这不难理解，倘若在极端孤僻的环境里，孤舟里漂泊的少年派或遇到星期五之前的鲁滨逊，是不需要在乎容貌和举止的，即使有各自信奉的神明，神明的约束也显得捉襟见肘。君子慎独？那是圣人般的苛求，而非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的力量是巨大的，符合人之常情的故事总能更高效地唤起共鸣，羞耻的故事具备了人之常情的要素，也可以跨文化无障碍地撩拨起人们的羞耻感。一个经典的“令人羞耻”的故事往往意味着打破了特定文化下的行为规则，比方说，涉及轻佻的少女、不负责任的男人、被邻人指摘的未婚先孕和服毒自尽的结局，诸如此类的故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丹尼尔•费斯勒（Daniel M.T .Fessler）针对281名美国人和305名马来西亚人的文本实验中脱颖而出，在来自两种文化的被试者心中均引发了超过半数的羞耻感。

值得一提的是，紧随上述的经典羞耻案例之后，排名第二的案例或许可以视作西方“罪感文化”和东方“耻感文化”的一个缩影：引发了美国人第二多羞耻感的是类似“对女友隐瞒了想分手的念头”这种为了伤害而心怀抱歉的内疚事（特别说一下，这类案例在马来西亚人中引起羞耻感的数目为0），而马来西亚人感到羞耻的则是类似“作为男生帮母亲买卫生棉遭到嘲笑”这种大庭广众之下的尴尬事——研究者认为，对社会地位和声望的焦虑引发的羞耻，在东亚文化中似乎更为多见。

除了“他人在场”，另一条羞耻的来源是“羞耻者认为负性事件反映个人的不道德或无能，隐含对自己的否定”。现在看来，东西方的侧重各有不同。

来自语义学的分析也可以提供侧证。费斯勒也对不同文化中羞耻的同义词进行了语义谱图分析，他发现，在非西方文化中，羞耻更多和服从、尊敬、羞涩等联系在一起。

“羞耻是一种行为调控的机制，是社会化的高级情感，促进个体遵从重要的社会文化准则。”

羞耻感因人而异。不同文化、不同家庭和教育背景，甚至不同的偶然的遭遇，都会导致每个人的羞耻感差异。曾有一项研究显示，那些曾遭遇童年创伤或被父母过度保护、遭遇更多干涉的人，往往羞于和世界接触，成年后面对社会力不从心，更容易因无能而体验到羞耻这种痛苦的情绪。

略欣慰的是，对于羞耻者来说，羞耻感像一柄指向自己的双刃剑，带来适度的精神阴影，也会适当带来好处。

关注个体的客体关系学派和自体心理学学派的心理学家更多将羞耻置于“自体和自恋”这一议题之下，他们认为，当婴儿发现母亲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从而意识到母亲是一个“他者”，或婴儿认为自己对环境失去控制，就会脸红、心跳加快、手足无措，表现出原始的羞耻情绪——这种适度的羞耻体验，能促进个体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区别，从而促进个体化进程。

弗洛伊德将羞耻体验与直立行走时暴露的生殖器关联起来，认为这反映了自我暴露的危险，所以亚当夏娃最终要遮挡裸体；扪虱而谈的魏晋才子，可以成为文艺男传说，却难以成为女子放心托付终身繁衍后代的对象。好在，在你可能在社会广场上遭遇不成文规则的排挤、他人的非议和轻视甚至几乎要被人类基因库抹去之前，羞耻感会先出手，像弗洛伊德说的“心理大坝”那样将你越轨的率性阻流。

费斯勒认为，鉴于有优势地位的个体更容易生存，所以，基于社会地位带来的羞耻可以激励竞争，而基于社会文化准则的羞耻则督促个体在他人眼中建立更好的声望，成为更好的合作伙伴。

甚至，有时候，羞耻和脸红还会赢得更多的信任。19世纪的德国作家洪保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曾在《旅行记》（Personal Narrative）中引用西班牙人的冷笑：“怎么可以相信一个不懂得脸红的人呢？”反之的潜台词是：只要不是由于交感神经系统出了问题带来的持续脸红，一个会脸红、知耻的人多可爱啊，他必将懂得自律。

象牙塔内的学者严谨地表扬羞耻感：“羞耻是一种行为调控的机制，是社会化的高级情感，促进个体遵从重要的社会文化准则。”其实，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人的意识里，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跑来跑去——而羞耻感，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守望，要是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就把他捉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