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一直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朝代”,既是因为当朝者吸取了历朝历代经验,开始重视科学和文化;也因为宋代的文人们,用他们的笔墨映衬出了整个经济社会的繁荣。
在宋代,苏杭被称为“地上天堂”,是最能体现古代悠闲惬意的市井生活的地方,也是江南风情最淋漓尽致的所在。
宋词与苏杭的相遇,是艺术世界与现实地理的交会,而这一交会的中介,则是宋代的那些词人。至于真实的苏杭与诗词镜像中的苏杭究竟有何分别,我们唯有从历史的记录中找到时代的旁证。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在宋词走向鼎盛的过程中,以“杭州词”最为耀眼,这也是后世将杭州称为“中华诗词之乡”的缘由。描绘杭州的宋词,不说浩如烟海,也是多不胜数。这其中,少不了苏轼的贡献。
苏轼是北宋最著名的词人,也是一位敏锐的艺术鉴赏家,同时代的文人墨客,都希望得到他的称赞和题跋。
他的朋友圈中既有书法家、画家、收藏家,也有官吏、商贾甚至僧人,其中有许多人是他在杭州结识的。
两次仕杭,苏轼的“杭州词”却风格各异,这让人不禁想问: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他如此之大的转变?一个真实的宋代杭州,又是什么样子的?
作家周文翰早年撰写《中国艺术收藏史》时,就对苏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孤星之旅:苏东坡传》一书中这样评价:苏轼的“基底”是士人、官员,其次才是诗人、词人、艺术家。
如此看来,苏轼与北宋的政治、文化、艺术生态的关系复杂密切,我们从诗词“艺术”的侧面接近苏轼,却也能体会到他一生中种种“不艺术”的为难和苦痛。
作为一位词人,他心中的美好与恐惧、无奈,或许正交叉描绘出了那个最真实的北宋。
2023年9月16日,杭州。西湖博物馆举办苏轼主题文物展,有600余件文物展出。(图/视觉中国)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
自隋炀帝开凿南北运河后,杭州成了东南数一数二的大都会。宋朝时,杭州不仅不抑商,还放宽宵禁。经过数百年的积累,杭州城在宋代走向了鼎盛。
杭州下辖九县,当时的知府官署设于钱塘县的凤凰山脚下,登上凤凰山,就可以“东望海,西望湖”,杭州城的地理格局一览无遗。城西是著名的西湖和周围的山岭,城东则是钱塘江的入海口和连绵的滩涂。
《宋史·卷八十八·志第四十一·地理四·两浙路》记载,北宋徽宗年间,杭州城郭已有五十万人,沿街店铺、饭馆、酒楼、旅社众多,大街上从早到晚人来人往。
柳永在杭州游荡时写下《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形容了它的“闹”与“静”。
杭州城之于宋代,正如掌上明珠,它不仅是水陆两路贸易频繁的港市,也是文人墨客青睐有加的地方。与遥远的边关和京城相比,这里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祥和。而苏轼与杭州的命运交织,似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彼时,宋朝正当内忧外患,外有藩镇割据,内有皇权不振。宋神宗与王安石为了“变风俗、立法度”,让朝廷大臣之间相互制衡,并且层层监控,使得京城里人人自危,流言蜚语盛行。
作为官员,苏轼和许多人一样,同样好奇王安石要如何变法。后来,他主张保留诗赋的考试,遭到了王安石的反对。两人政见不一,致使苏轼在官场中败下阵来,甚至不断受到排挤。
此后,苏轼开始公开反对变法,进呈《再上皇帝书》,指出“新政”导致“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这让他与主张“新政”的王安石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苏轼发现,他在朝中的朋友逐渐被肃清,连他向来敬仰的观文殿学士欧阳修请辞退休,也被恶意驳回。他深感郁闷,于是有了去外地当官的打算。
后来宋神宗下旨将他外放为杭州通判的时候,他反而心中暗喜。他素来知晓“余杭风物之美冠天下”,对能去杭州一事甚至还有些期待。
根据《苏轼年谱》,苏轼一共有两次仕杭经历。第一次是从宋熙宁四年(1071)至宋熙宁七年(1074)任杭州通判,不到三年;第二次是从宋元祐四年(1089)至宋元祐六年(1091)出任杭州知州,不到两年。
在杭州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苏轼阅尽了湖山美景,也尝遍了民间冷暖。因为他的到来,宋词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与唐诗并列的存在。宋词、杭州、苏轼,也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
苏轼上任后第三天,便去拜访了欧阳修向他介绍过的僧人惠勤。惠勤和尚擅长作诗,对苏轼来说,与僧人交往是逃离官场和家庭生活的一种放松方式。
此外,杭州的佛寺通常都位于山水之地,兼有游览之趣。闲游静坐之间,苏轼写下了“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的诗句,可以看出,他初来杭州时,心情甚是舒畅。
苏轼从前并不喝茶,但是到了杭州,受僧人设茶待客的影响,也开始研究起茶、水及煮茶的方法。
加上龙井等处又是茶叶的产地,苏轼对采茶、制茶、喝茶也有所了解,还作了一首《试院煎茶》:“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
实际上,苏轼初来杭州时,吟诗作赋还以诗、文为主,直到广结善缘的他,认识了正好退居杭州的张先。
2022年5月17日,杭州。中山南路上,打牌休闲的市民。(图/陈中秋)
张先是一位交游广泛且文采出众的词人,虽然年长苏轼46岁,但两人性格、志趣相投,相处起来也毫无代沟,还经常一起泛舟西湖,寄情山水、共赋诗词。受张先的影响,苏轼那段时间的作词水平日渐精进。
三月的杭州,各处花红柳绿,士人、民众纷纷出门游赏。有一次,初春时分,苏、张二人到东城门外,苏轼看到杏花含苞待放,写下一首《浪淘沙》:“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早已回春。”
这首词是苏轼现存最早的一首词。此后三年,苏轼陆续写了四十多首词,其才华尽显无遗。
虽然仕途受挫,但他依然怀抱着积极用世的愿望和抱负,发出了“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孤馆灯青》)的感叹。
这段时间,也是苏轼诗词写作的爆发期。他写的词,奠定了他在词坛的地位。
令苏轼想不到的是,远在杭州的他,还是被朝中之人盯着不放。苏轼因“杭州词”而声名远播,有心之人便说他在诗词中批评和讽刺“新政”,还将其上升为对宋神宗的不满与反对。
1079年,改任至湖州的苏轼,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遭到多位御史台官员同时发起的弹劾。没过多久,苏轼便被带到了汴京御史台,官署外栽着许多柏树,几千只乌鸦栖宿其上。由此,苏轼的遭遇,便被世人称为“乌台诗案”。
宋神宗殁后,旧党复起,苏轼被召回京城,官至翰林学士,司马光对其也十分重视。然而朝中的党派之争始终没有放过苏轼。
看似风光的朝中生活,在苏轼眼里,却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屡遭飞语,再岁江湖之上,粗免烦言”。可见朝中的生活,令其厌烦不已。
1089年,“不追求政治,反被政治追求”的苏轼,经过再三请求,终于获得了朝廷的恩准,以杭州知州的身份,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杭州。
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关于苏轼“杭州词”的具体创作时间和地点,学界向来众说纷纭。词学名家龙榆生在《东坡乐府笺》一书中,对苏轼写于宋熙宁和元祐年间的“杭州词”进行了整理归类。从数量上看,苏轼两次仕杭的词作,多是写景、送别和抒情的主题,但是从情感上来看却大不一样。
宋熙宁年间,受杭州的官妓制度及“歌词侑酒”的社交活动习俗影响,苏轼的词作表现出明显的社交功能和娱乐功能。
如“玉人家在凤凰山。水云间。掩门闲。门外行人,立马看弓弯”(《江城子》),就是“陈直方妾嵇,钱塘人也,求新词,为此作”的产物。可以看出,苏轼这段时间的创作,大多用于同僚的宴集娱乐。
宋元祐年间,苏轼再来杭州时,他的遇宴而歌之作明显少了很多。此时的词无涉风月,即便是送别词,“歌伎”的形象也已经淡出。
如写于宋元祐五年(1090)的《点绛唇·再和送钱公永》,便摆脱了传统送别诗词的“粉泪”感伤,而是以“孤帆远,我歌君乱,一送西飞雁”的描写,将离情融入高远的境界。
而“寄参寥子”所作的《八声甘州》则以“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的开篇,书写离别之感与两人的情谊,上阕“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更是表现了苏轼归隐山林的意趣。
与苏轼密切交往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指出,苏轼是“以诗为词”。诗只需要分平仄,而词要讲究得多,分五音(宫、商、角、徵、羽)、五声(阴平、阳平、上、去、入),还有六律和发音的清、浊、轻、重。一向跳脱率性的苏轼,不爱遵守这些戒律,所以他写的许多词,可读而不可唱。
事实上,苏轼在仕杭前很少写词,因为受到欧阳修严格划分诗文与词界限的文学主张的影响,他将词称为“余技”。
这一时期的“杭州词”,也多承袭婉约词风。直到苏轼到了杭州,为了避开“诗祸”而“有意为词”,加上他在文学上一贯求新,才把“诗词本一律”的观念,深深地扎根在创作之中。
经历乌台诗案后的黄州贬谪,苏轼看淡了世事,可谓“也无风雨也无晴”。他的词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思想情感,不仅上升到哲理的高度,也初露豪放之气。
1100年,北宋文学家黄庭坚在《与王观复书》中写道:“出牧余杭,湖山清绝处,盖将解其天弢,与斯人为得其所。士大夫以为国家事体,不当听其去。虽然,又有命矣。”
这段话,道出了苏轼出任杭州地方官的利弊得失。第一句是说:山清水秀的杭州,懂得苏轼的天资与才能,苏轼出任杭州地方官,适得其所。
第二句是说:从士大夫治理国家大事这点出发,苏轼理应在朝廷发挥更大作用,只是事与愿违。
黄庭坚将这一切归结为“命”,而这个“命”,既是苏东坡的命运,也是宋代政治文化的命运。苏轼一生颠簸,是党争的结果,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一种悲哀,对于北宋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悲哀。
参考资料:《点校二十四史·宋史》;孙凡礼《苏轼年谱》;[清]何文焕《历代诗话》;郑园《东坡词研究》;马俊芬《宋词与苏杭》;龙榆生著《东坡乐府笺》;向百雪、尹梦弦《苏轼仕杭词的北宋杭州城书写》;周文翰《孤星之旅:苏东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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