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速的城市化加速都市发展，参差资源的整合拉大了城市间的差距，跨区域流动的人口数字坐火箭似地往上蹿，而传统的多子多孙家庭结构，正被现实社会的经济因素缩小……

GDP发展与单身有着看似无关却又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证明，当经济条件允许时，在多个文化中，独自生活的决定相当普遍。

根据《福布斯》杂志所提供的数据，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单身家庭比例很高，日本也是如此。如今美国有3100万人独自生活，这个群体在过去10年扩大了30%。不只是美国人，在瑞典、挪威、芬兰以及丹麦，近45%住户为独居者，日本如今也有约30%住户独自居住。

经济发达国家中单身比例高企，似乎给单身潮提供了新的思路——一切主观的单身宣言，都受到客观社会环境的综合影响；所有看似独立自主单身潮的背后，都受到现实三只“无形的手”的操控。

出生性别比失衡让单身成为趋势。

陈宁冲着电视大笑。电视里正播着几年前的老电影《活该你单身》。陈宁并不认同这部电影的价值观：你挑这挑那，活该你单身。“不挑行吗？难道要去凑合过？”

陈宁，80后，武汉人，工科男，现在上海打拼。工作强度高、楼价高企、物价高不可攀，使陈宁在工作后一直单身，用他自己的话说，“能勉强养活自己就不错了”。今年年初，他的母亲来到上海，一方面照顾陈宁的起居饮食，一方面也敦促儿子赶紧结束单身生活。

陈宁的母亲早年离异。她是后五届知青大军中的一员，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中与湖北某村男村民交好，在返回省城武汉后才发现怀孕，并诞下陈宁。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回城大潮中，许多已婚知青的婚姻和家庭因遭受到冲击而破碎。由于生活理念和观念差距较大，陈宁母亲此后便与陈宁的父亲断了联系。所以在外人看来，与儿子一样，陈宁母亲也算是个“单身族”。

其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与陈宁母亲情况相同的单身族就不在少数。资料显示，上世纪70年代末的知青形成返城高峰，同时也促成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离婚高峰期，西双版纳农场5天内曾有3000对知青夫妇离婚，也出现了共和国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单身潮。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单身潮，出现在1950年。当年5月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明确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否定一夫多妻制，除原配之外的“妾”被推出婚姻框架。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前两次单身的出现完全受国家行为支配。中国自此之后出现的单身潮，则与性别比失衡有重要关系。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079万人，比女性多3376万。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原新表示，出生性别比失衡是造成男女性别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从80年代起出生性别比就偏高。”据他介绍，截至2004年，男女出生比达121:100，为日后“剩男”现象的出现埋下伏笔。2008年起该比例有所下降，但去年的比例（116:100），还是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国家。

“我把这种失衡叫做‘女孩赤字’。”原新说，“拿中国最富裕区域，且是外来人口高地的广东省来说，外地女性进入富裕的珠三角地区务工，自然使得她所在家乡省的性别比例进一步失调。”

这不光解释了出生性别比失衡对单身潮现象的推动作用，还间接昭示出另一个影响单身潮的关键性因素——跨区域人口流动的源头——城市化。

城市化，是单身潮的一剂催化剂。

中国改革开放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推进，无疑促成了单身潮的广泛流行。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激励下，中国在上世纪末出现了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动，随着优质政策和资源向东南沿海地区的倾斜，珠三角、长三角领衔的沿海城市群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中营。一时间，孔雀东南飞。但这句话的意义，恐怕不仅仅是人口向东南沿海流动那么简单。

“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在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渐渐破解，但由此导致的性别失衡和单身现象却不可避免。”原新说。今年5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未婚男性多集中在农村地区,且分布在各个年龄组，而未婚女性更多集中在城镇地区”。由此，“单身男多在农村,单身女多在城市”现象引发热议：农村女青年进城务工后，再返乡生活者寥寥，她们大多留在城市成家立业，结婚生子，而这就让农村的无法外出务工的男性青年找不着对象。

土生土长的城市女性在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并从事快节奏工作后，开始注重生活品质，而不是轻易地在婚姻中妥协，她们甚至为了自由和事业而宁愿独居。“虽然这其中有很重要一个原因——受随时代增强的女性独立性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部分适合婚恋的男女青年，被高速城市化的洪流裹挟着，做起了所谓的单身贵族。”

某种程度上说，单身是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化“综合作用”而“倒逼”出来的。

美国的单身潮同样受到城市化的巨大影响。美国从1840年便开始发展城市振兴计划，到上世纪20年代，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1950年时，美国有400万人单独居住。

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他的书作《单身社会》中提到，当代社会的4种要素交互作用，为独居生活创造了共同条件：女性地位的提升、通信方式的变革、大规模城市化以及人类寿命大幅延长。

“大规模城市化，无疑是让单身成为趋势的一个极重要因素。”原新认为，在中国，城市化通过跨区域的人口及资源流动为单身提供可能，在美国的表现形式则是早早建立起（1970年前后）以“自由、平等和独立”为核心的美国文化精神，而单身生活的自由、无拘束甚至散漫特质，正好让年轻人躬逢了一个以“个人主义梦想”为目标的热血时代。

于是，在丹佛，在底特律，在波士顿，这些在美国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工业城市，在成为外来人口高地的同时，也在城市单身率排名中遥遥领先。

这也正如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在书中所说，“大规模的城市化容纳了丰富多样的价值观，让那些某个方面的自我在‘村落社会’中受到监控、压抑的人，重新实现这方面的自我。而城市多元化的布局与设施，从健身房、咖啡馆，到酒吧、餐馆、俱乐部，等等，也为持不同价值观的独居人士找到团队和集体，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

“城市化越彻底的城市，潜在的单身现象出现的几率相应越大。”原新说。作为德国和日本两国最大城市及城市化率最高的柏林和东京，在单身率方面也是领衔众城。

德国联邦统计局2010年公布的数字显示，德国单身人口呈逐年增长趋势。目前，单身人口占德国总人口21%，而柏林更是高达54%。据日本政府预测，到2020年，30%的日本家庭将是单身家庭，而首都东京地区的单身家庭比例将超过40%。

这个结论在中国同样得到验证。据2013年公布的《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显示，深圳、北京和上海分别为中国大陆城镇化质量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广州也跻身前十，而在各项关于城市单身率的调查中，北上广深无疑独占鳌头，深圳甚至还因聚集广大“单身程序员”而被称为“剩男之都”。

原新表示，单身现象从来都不只是人为主观因素产生的，也不是单靠社会变革和城市发展而出现。某种程度上说，它是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化“综合作用”而“倒逼”出来的：大规模城市化形成的公共空间，为青年输出自我价值观提供了绝佳机会。城市化越彻底的城市，潜在的单身现象出现的几率相应越大。

传统家庭结构的改变，成为全球各国单身现象产生的又一“推手”。

《单身社会》中提到，28%的单身户数已超过两代的核心家庭、三代同堂、已婚没有小孩的顶客族（DINK）和单亲家庭等美国社会常见的居住组合，这是二战婴儿潮（Baby Boom）后最大的人口结构变迁。

1950年，78%的美国家庭以一对夫妇为中心；2011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显示，这种家庭结构的代表比例已降为48%。2014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说明，16岁以上成年人中50.2%、共计1.276亿的人为非婚状态。

日本的城市化与二战之后的民主变革有着天然关系，在战后的黄金十年（1945—1955）里，日本经济迅速复苏，城市化率达到56%，城市人口首次超越农村人口，而这也成为日本家庭结构“小型化”及单身趋势出现的背景。1980年，日本“夫妻+子女”家庭比例达到42.1%，同年的单身家庭比例为19.8%，单身家庭比例逐步增加，并在2010年反超“夫妻+子女”家庭。

城市化变革催生出东京、大阪等超大城市的同时，也必然带来都市化人口流动，日本全国的家庭规模变小，这个趋势在此后的二十年内一直延续。路透社报道的数字更为直接：自1970年以来，那些包括已婚夫妇和子女的家庭比例减少了一半，从40%降至2014年的20%。这个比例达到历史新低。与此同时，由一个人组成的家庭比例从1970年的17%增至2012年的28%。

其实家庭人口结构变小而加剧单身的现象在我国同样存在。调查性质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户平均规模缩小的趋势更加显著，1990年缩减到3.96人，这个阶段中，第三次单身潮在大陆出现，2010年缩减到3.10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居民家庭户的平均规模为3.02人。而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出现第四次单身潮，“剩男”、“剩女”抢登媒体头版成为引爆舆论的社会热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社会学院教授宋健指出，个性独立的青年人去外地工作，拉大了家庭成员间空间距离，一人户、“空巢”家庭增多，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的出现，客观上增加了家庭户数量，降低了平均家庭户规模。

住房改革制度结束了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分配住房”，使人们能够按能力、按需配置住房，实现了代际分居。“这些因素促成了家庭人口结构变小，其实也就是单身现象出现的间接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