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

如果有什么比围观一场游街示众更“好看”的事情，那一定是杀头。在小说《药》中，鲁迅没有把笔墨泼洒在最具视觉效果的砍头瞬间，而是勾画了一群无聊民众如何聚精会神地围观杀头：他们“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刽子手手起刀落，这群围观的人便“轰的一声，都往后退”。

“围观”恐怕是鲁迅最喜欢也最热衷描写的题材。《药》里围观处决革命党的情景，后来又出现在《阿Q正传》里，只不过这一次围观的是枪毙阿Q，而且很不让人“满足”，因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他还特意为“围观”量身定做了一篇小说《示众》，写一群路人如何三三两两地聚集起来，围观一个“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游街示众。

这些无聊的围观群众，被鲁迅一并打包，装进一个叫“看客”的篮子里。从此，“看客心态”成为中国国民性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在围观方面，其他国家的民众并不比中国人矜持多少。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就描写过一次聚众围观的情景：1840年，他和一大群人去新门监狱围观一个叫库瓦西耶的犯人被处以绞刑，他没有在围观群众中看到“与这个场合相适应的情绪……没有悲伤苦痛、没有富有效益的恐惧、没有憎恶、没有严肃性”。同时在场的小说家威廉·萨克雷则在人群中看到了技师、绅士、扒手、新闻记者，甚至还有议会议员，他将围观比作一场“淫秽的娱乐”，在这些“有罪的围观者”中间，也让他为“把我带向这一野蛮景象的那种冷酷无情的好奇心”感到“羞愧和堕落”。

东西方的文学大师们在谴责民众的围观欲望方面可以说达成了一致，但人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加入围观的行列。借用鲁迅的句式：“世上本没有围观，看的人多了，也便成了围观。”

关于围观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6400年前的古埃及。

第一个围观者是谁？这个问题几乎可以肯定没有答案。因为一个人只有在一群围观的人当中才能称之为“围观者”。但关于围观的记载却很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6400年前的古埃及。在一卷题为《伊西斯的哀伤》的莎草纸上，讲述了酒鬼们“你推我搡，发出嘘嘘的惊叹”，眼睁睁地看着善良的国王奥西里斯被封进棺材里，扔下河。

相对而言，中国最早将围观形诸文字的记载显得温文尔雅。2300年前的人们围观了一棵百人才能合抱的栎树，庄子称“观者如市”。就在庄子笔下的齐国百姓兴致勃勃围观大树之时，魏国邺城的百姓则聚众围观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被当成河伯的媳妇扔进黄河里，司马迁在《史记》里如此描述围观人群之盛：“三老、官属、豪长者、里父老皆会，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

这些关于围观的最早记载有一个共同特点：善于描写围观对象和群众，却从不解释围观者为何围观。仿佛只要有事情发生就自然有人围观，乃是一个理固宜然、无须解释的自然现象——这也难怪，在几乎所有围观事件中，群众不过是走来走去的人肉背景，充当围观对象的点缀——后者才是聚焦的中心。围观者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用数量证明围观对象的重要性。被几十个人围观的只能是街头杂耍或泼妇骂街，围观人数达到成百上千的话，则有可能在某位文人的私人笔记或当地方志上留下一笔可有可无的记录。西晋卫玠“风神秀异”，“观者如堵墙”，生生被“看杀”，就被写进《世说新语》里。但如果围观群众到了数以亿万计的地步，那就只能是国家庆典或改朝换代，注定在官方史书上大书特书了。

围观者靠数量为自己在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但这仍然没有解释围观的原因。也许是因为答案太简单了：好奇心使然。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为何是这些事物而非其他会引发人们的好奇心，让人们聚集在一起去围观？无论是公开的谋杀、仪式上的投河抑或巨大的树木，都是日常生活难得一见的场景；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们一定要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就像谋杀或庆典一样，能够挑起人们内心的欲望和快感。

这种欲望和快感，两千年前围观秦始皇声势浩大的出巡场面的两个围观者曾明确表达：“大丈夫当如此也！”“彼必可取而代也。”他们是刘邦和项羽。那天围观秦始皇出巡的人必定数以万计，但最终史书留名的只有这两个人，日后他们也成了别人围观的对象。这些围观者中，说不定还有当年和他们一起围观秦始皇的人。这多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如果围观者不能成为围观对象，无论他们的数量有多巨大，起源如何地符合天性，都只能是历史的陪衬。

尽管立德对中国人的酷刑围观癖颇为不屑，但他恰恰身处“围观”进化的一次重要转折点。

公元70年，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记录了即将成为罗马皇帝的韦斯巴芗镇压犹太人起义后在罗马所举行的盛大凯旋式。“城中众多人口无人留在家中，人人走出来，尽管只有站立的空间，他们仍然在某处找个位置，以致没有为行进队伍本身留下足够的空间通过”，凯旋式开始，围观群众不约而同地“一起欢呼”“一起肃静”“一起叹为观止”，最后以“全场欢呼”圆满结束。

围观酷刑表演则是中西方围观者都相当偏爱的一大乐事。无论是西洋式的人头滚落，还是中国式的一刀一个，都能激起围观者的高昂兴趣。至少到17、18世纪，欧洲人仍然乐于花高价钱买到一个好位置，观看刑场上犯人被绞死、肢解或“被文火活活烤死”。最典型的例子是1757年谋杀犯达米安在巴黎被处决：达米安先被融化的铅水和滚烫的沸油折磨，之后行刑人趁他还没完全断气，把他的头和四肢绑在几匹马后面，撕得七零八落，最后，由刽子手将他开膛破肚，剜心割肺，肉剁成碎块，烧成灰烬。这是一场典型的18世纪风格的酷刑展览，成千上万巴黎人挤满了行刑地的大街小巷，甚至爬上屋顶，租下房间好一饱眼福，“巴黎人伸长了脖子呆看，行为举止一如平常，甚至有些无动于衷，既没有痛恨，也毫无怜悯”。行刑结束，刽子手鞠躬致意时，围观群众还发出阵阵欢呼，对刽子手的精湛技艺表示赞叹。无须讳言，当时的中国人也不遑多让，沉迷于诸如“千刀万剐”之类的血腥娱乐当中。

进入19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人对围观酷刑的感受越来越敏感，以至于刑场周围卖嗅盐的小贩生意兴隆。西方的女性围观者已经学会在刽子手手起刀落的那一刻，恰得其时地晕倒在地，好让身边的人买瓶嗅盐把她弄醒，这样可以显示自己是见不得血淋淋场面的文雅淑女。围观者对酷刑越来越敏感的反应，迫使当局不得不改良死刑，让其显得不那么具有晕眩性。

然而来华的西方人却惊讶地发现，中国的酷刑产业仍然如此发达，且花式多样。1904年，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立德在北京见证了一场凌迟处决：“街上挤满了人群，都是来看凌迟处决的”，他不得不“费劲地从人群中找条出路”，一位参观者告诉他，“这次情况很凄惨，处决有一定程序，身上的肉块被一片片剐下，向人群丢去，民众纷纷抢夺血淋淋的残骸”。立德对这场中国人围观的酷刑表演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在中国，我们仍处于中古时代。”

尽管立德对中国人的酷刑围观癖颇为不屑，但他恰恰身处“围观”进化的一次重要转折点，而这个转折正是批评围观酷刑的西方人所创造的。就在立德参观凌迟酷刑后不久，德国犯罪学家罗伯特·海德尔也加入围观，并且做出同样苛刻的评论：“我看见围观的人聊天、嬉笑，抽着纸烟，大啖水果！”实际上，海德尔根本没有真正“看见”这场凌迟——他看的是凌迟的照片。透过照片，他也加入围观，尽管他并不在场。

19世纪照相术的发明和完善，可以说重新定义了“围观”。在此之前，“围观”最重要的是“现场感”，它需要围观者身临其境才能见到围观对象。无论是“观者如市”，还是“万人空巷”，都说明了现场感对围观的重要性。在前照相时代，围观是很直观的方式。但照相术将围观者从现场“解放”了出来，一张栩栩如生的照片将围观对象最精彩的瞬间记录下来，然后大量复制、发行。只要看一看晚近中国满坑满谷印有砍头、凌迟照片的明信片，就可以明了其庞大的规模。至于现在的网络小视频，不过是扩大了的活动版照片围观而已。

照相术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围观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赋予围观更为广阔的时空。从19世纪的照片到今天快手App上的小视频，只需坐在家中，我们就可以围观19世纪美国内战中尸横遍野的战场，可以围观晚清刽子手如何将一个犯人千刀万剐，可以围观“9·11”事件中世贸大厦的毁灭，可以围观叙利亚正在发生的战争，还可以围观一个家伙如何用电钻吃玉米吃得满嘴是血。我们似乎比古代的围观者见得更多、看得更远，但围观的“品位”却没有太大的变化：血腥、暴力、灾难、色情和搞怪仍然占据着围观者的绝大部分视界。

纵观围观史，无论渴望被围观的人如何想方设法制造围观，却始终无法左右围观者的自由。

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围观的本质一直未变，这也意味着，围观完全可以“制造”出来。

16世纪的英国人在家居装修方面有一个怪癖，他们会把最漂亮、最昂贵的床放在楼下靠窗户的地方。倒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隐私权——主人的私人卧室在楼上，那里放着“第二好的床”，而是为了方便过往路人围观他们的床有多好。这种渴望“被围观”的癖好，在今人看来颇为怪异，但在当时却是世界性的风潮。明人刘元卿在《应谐录》中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名叫张诩子的人新制了一张漂亮的床榻，希望被人围观，不惜装病卧床引人来看。而来探病的一位朋友更狠，穿上新袜子的他故意撩开下摆，跷着二郎腿坐在床上，因为这是唯一能让人围观袜子的方式。

“被围观”和“围观”一样，都是人类天性，而且就像前面提到的刘邦、项羽的例子，“被围观”甚至比“围观”更重要，“被围观”的价值越大，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就越强。对那些渴望在时代和历史上留名的人来说，如何制造围观就是一件非常重要之事。古罗马人显然深谙此道，所以罗马的世家贵胄常常会一掷千金举办盛大的庆典、建筑宏伟的公共建筑、投资角斗竞技和戏剧表演，或干脆大张筵席。白手起家的罗马贵族特里马西翁举行一场场盛大的嘉年华，欢迎罗马公民来围观他的豪奢和财富，以获得“被围观”所带来的存在感——这确实使他青史留名。罗马皇帝提图斯修建罗马大竞技场，在万人围观的欢呼声中举行角斗大赛的目的则更为直接——权力。对罗马这样的公共社会来说，围观意味着民心，民心就是权力的来源。围观是检测民心最直观的方式。

纵观围观史，无论渴望被围观的人如何想方设法制造围观，却始终无法左右围观者的自由。围观与否的选择权取决于围观者。隋炀帝是唯一的特例：不仅围观场景可以制造，就连围观者都可以制造出来。

609年，隋炀帝一行巡幸至燕支山。为彰显天朝上国在开拓西域事业的赫赫功绩，大臣裴矩将这次巡幸打造成一场盛大的表演。他对西域诸国国王“啖以厚利”，诱使他们来朝见大国天子。但仅有表演，没有观众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有司从附近的武威征调了一批群众，且为了“示中国之盛”，围观群众由当地郡县长官严格监督，换上光鲜亮丽的服装。这恐怕是中国也是全世界第一次由官方组织群众演员上演的围观大戏。

这种制造围观演员的方式，被后世历朝保留下来。唐代有所谓“与民同乐”，明代令百姓着锦绣衣裳拜伏皇帝恩典，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巡幸江南，被当地官员精心组织的围观民众排成了“天子万年”四个大字，只为点缀盛世，博得皇帝一笑。皇帝也对这些表演甘之如饴。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这种制造出来的围观盛况，使围观者和被围观者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双方都明知这不过是粉饰太平的表演，但谁也不会戳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