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有豪宅，有画，很长时间以来，这三点是艺术收藏乃至艺术史的关键元素。豪宅里的名画，有从者如云的，也有不见天日的，总之五百年来艺术最真实的遭遇是：它们都不得不远离初衷，成为记忆和想象的混合体。

这七个豪宅故事，从1465年直到今天，展示了金钱、权力和性对艺术的交互作用力，展示了人性之复杂。

故事中的每一位主角，都牵涉到与艺术无关却又息息相关的方面：曼特尼亚与生命的幻觉、文徵明与中国文人的气节、蓬巴杜夫人与性管理、乔治四世与政治博弈、斯泰因与先锋和传统之争、卡罗琳与名利场、雷波诺列夫与暴富的代价。

艺术是一切烟消云散之后，留下的唯一精神财富。

《新周刊》曾发表过《中产家里挂什么画》，分析艺术对中产的审美吸引，但其实艺术市场真正的晴雨表，是在豪宅的墙上。只是今天，花3亿美元买下一张高更的藏家不会再把画挂在自家墙上，它要么出现在公共博物馆，要么在自由港的货仓里静静等待下一个天价的降临。

意大利曼图亚公爵府

你在屋里看画，画里的人在屋顶看你

在曼图亚公爵府中，Camera degli Sposi（新婚堂）或者叫Camera Picta（画室）是一个特殊的房间，它的性质介于官方和私人之间。平时，公爵卢德维克三世和公爵夫人勃兰登堡的芭芭拉公主，既在这里接待访客甚至大使，也会躺在床上小憩片刻。

这个房间没有挂画，而是在1465—1474年间，由曼图亚公爵的宫廷画家安德烈亚·曼特尼亚在墙和天花板上，绘制出使人身临其境的幻觉主义作品。北墙上画着公爵穿着拖鞋和休闲长袍，和家人、廷臣待在一起，画中人仿佛延伸到室内空间中；西墙上画着公爵身着正装出行，遇上了从罗马回来的儿子弗朗西斯科·贡扎加，他刚被任命为红衣主教，画中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三世和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一世；天花板则被画成了一座阳台，蓝天下，阳台上的天使们正俯视着室内——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幅“仰角透视”的幻觉画。

在当时的艺术中心佛罗伦萨之外，北方画家曼特尼亚自成一派，他笔下雕塑般的人物轮廓宛如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艺术的复活。很难说是贡扎加家族成就了曼特尼亚，还是曼特尼亚成就了贡扎加家族。总之曼特尼亚完美地完成了歌颂贡扎加家族的任务，而他创造的用透视法营造空间幻觉的方法，也使贡扎加家族的成员至今仍活在艺术史中。

苏州艺圃

除夕夜文徵明和仇英合画了一幅钟馗

1535年2月1日，正值农历新年的除夕夜，屋外爆竹声声、小儿欢闹，65岁的文徵明铺开宣纸，准备画一些什么来挂在书房应节。他首先就想到了钟馗——除夕夜画钟馗是传统习俗，中国民间自8世纪起就开始用钟馗像驱邪祈福。

文徵明先用较干的笔墨短皴，娴熟地画出了扭曲的树干和充满寒气的枯枝，人物画他并不擅长，于是交由他的好友、精于人物画的苏州职业画家仇英负责，仇英画了一个“侧身转头上望树梢的钟馗”，从面貌特征到身体语言都像个文人。

16世纪中国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可在当时江南地区文艺界领袖人物文徵明的日常中窥见一斑。他们既脱不开柴米油盐和岁时礼俗，又不想被大众文化所同化。雅俗之间的这种矛盾心情，常常体现在画中。

这样一幅《寒林钟馗》虽然出自流行的钟馗画，也是新年的应景之作，但并没有驱邪祈福的意思，而是表达了对“明日春光万余里”的期待。学者石守谦认为：“对于春天的单纯期待，使文徵明在除夕所作的钟馗画在剥除了原来流行于世俗的功利性意涵之后，也让它由门壁或大堂移入了文士的书房。”他又说，挂在书房的《寒林钟馗》是无用的，无用即无欲，是文徵明他们在看透官场险恶之后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也将他们与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师区分开来。

巴黎凡尔赛宫蓬巴杜夫人卧室

她的床榻就是波旁王朝的艺术中心

蒙受圣恩的蓬巴杜夫人，立刻得到了凡尔赛宫中第二考究卧室的使用权，这个套间就在宫中最奢华的阿波罗厅和墨丘利厅楼上，从窗口望出去，近处是宫中缤纷的花坛，远处是郁郁葱葱的马里森林。1745—1750年，她住在这里，常在夜里乘“飞椅”升降机溜去国王房中幽会。

蓬巴杜夫人热爱艺术，擅用艺术。最初，她就是靠着自成风格的配色梦幻登场——穿粉红长裙坐粉蓝马车出现在国王行猎的深绿森林中，使路易十五相信自己偶遇到了“巴黎最美丽的女人”。得宠之后，在她的影响下，路易十五下令重修凡尔赛宫，将其从里到外改造成富丽柔美的洛可可风格。

在18世纪中叶的法国，蓬巴杜夫人的影响力大到什么程度？为她画像甚至成了洛可可绘画的一个题材。她用肖像与国王乃至公众沟通，表明她的美貌、忠心、爱、智性和文化推广能力。在众多画家中，布歇可能是画她画得最多最好的一位，他在1750年蓬巴杜夫人行将失宠时为她画下了吹弹可破的诱人画像，以挽回帝王的心；在1756年蓬巴杜夫人被正式册封时，布歇又为她画出了一生最好的肖像。

现在，蓬巴杜夫人众多美丽的肖像从她的卧室四散到世界各地，挂到了法国罗浮宫、英国国家画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等。如她所愿，芳华已逝，倩影永存。

伦敦白金汉宫

乔治四世为什么爱买下流画？

大手大脚的亨利四世，跟王室品位开了个玩笑。

1825年，他耗资43万英镑，委托建筑师约翰·纳什，把白金汉公爵的乡间别墅改建成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然后挂上了从伦敦艺术市场上高价买来的荷兰风俗画。这位引领了“摄政风格”的文艺君主，与他的父王乔治三世和继任者维多利亚女王趣味很不同——他对祭坛画、神话故事、田园景致、威尼斯风光或贵族肖像都不感兴趣，一生挚爱是荷兰和弗兰芒风俗画，越粗俗越好。

英国学者戈弗雷·巴克认为乔治四世审底层生活的美是出于政治目的：“他喜欢的荷兰画作象征着对立：与保守党30年来在下议院的崛起对立，也与乔治三世的意大利品位对立。”

在白金汉宫的藏品清单里，既有伦勃朗的杰作《造船者和他的妻子》——亨利四世最贵的藏品，也有大量扬·斯丁、大卫·特尼斯和彼得·勃鲁盖尔等荷兰画家所画的醉汉、农民、猎人和洗衣妇。1810年，亨利四世买下了荷兰画家艾萨克·范·奥斯塔德的《教堂前的乡村集市》（1643），这幅画右下角甚至有一个随地“方便”的农民。这种重口味显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的菜，1903年，这个粗人被一位王室艺术品修复师用一丛灌木盖住了，直到2011年白金汉宫将此画拿出来修复并展出时，他才重见天日。

巴黎花园街27号

斯泰因家是“现代艺术第一个博物馆”

卢森堡公园西边花园街27号的斯泰因家，是巴黎现代思维的圣地，被称为“现代艺术的第一个博物馆”。从1903年到1938年，美国人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她的哥哥里奥·斯泰因、她的终身伴侣爱丽丝·托克拉斯在这居住，并收藏了塞尚的油画和水彩，马蒂斯和毕加索的早期作品，雷诺阿、马奈、高更和劳特里克的画作等众多现代艺术作品。他们家工作室的墙上挂满了当时还默默无闻但现在已经名满天下的艺术家的作品，一直通到天花板，连客厅的两扇门上都是毕加索的速写。

然而，从斯泰因家挂满前卫作品的客厅，贡布里希却读出了秩序感的传承和审美的连贯性。在一张拍摄于1914—1915年的照片中，他看到毕加索为斯泰因小姐绘制的肖像和其他法国先锋派艺术家的作品挂满了沙发背面的墙壁。尽管斯泰因小姐是“先锋艺术之母”，有着非比寻常的品位和犀利的判断力，但墙上的所有作品还是尽量都整洁地对准校直，有秩序地排列在一起。而且很显然，虽然这些狂野的艺术家在画布上为所欲为，却从来没有想过像某些超现实主义者那样放弃长方形画布。

其实人类对“对准校直”的需求至今未变，证据是：当你盯着斯泰因家的照片看，立刻就会发现有一幅画挂歪了。

纽约长岛萨格港别墅

客人们总是对着那幅复制品夸个不停

1992年，卢西安·弗洛伊德的《床上的女孩》挂在纽约东岸长岛萨格港一栋豪宅的用餐室中，就在壁炉上面。“许多造访者都会来奉承画上天才的极细微的笔触，肉眼几乎难以看到。”乔迪·格雷格写道。

女主人、吉尼斯女继承人、弗洛伊德前妻，也是画中人的卡罗琳·布莱克伍德已经60多岁了，变成了一个灰发瘦弱但有黑色幽默的贵妇。她总是静静地听客人们夸个不停，并且觉得好笑，因为挂在那儿的是一幅复制品——没人会把一幅40年前的杰作随随便便挂在毫无保护措施的海边度假别墅。

1952年，在巴黎圣日耳曼区的路易斯安娜酒店，弗洛伊德为21岁的爱人卡罗琳画了这幅肖像。“画上的卡罗琳似发着光，在床单之间几乎裸着身体，一头蜜金色的头发配上一双勿忘我似的蓝色大眼睛。画里没有表现出一丝后来终将发生的恩怨情仇。”

但卡罗琳本人似乎并不喜欢这幅肖像，在一篇名为《卢西安的肖像》的文章中，她写道：“四十年前，当我为他做模特时，画的肖像受到很多称赞，同时又引来一些质疑。我本人就非常迷惑，为什么他需要把一个当时看上去还像个孩子的女孩，描画得那么苍老，令人痛心。”

1954年，弗洛伊德以另一幅床上肖像结束了他们的婚姻。在《酒店的卧室》中，卡罗琳和衣躺在被单下，看上去脆弱又痛苦，画家本人则焦躁不安地站在远处。

这对怨偶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在酒店房间。1996年，卡罗琳病危，在纽约65街和帕克街交会处的梅菲尔大酒店见了弗洛伊德最后一面，那天他们相谈甚欢。

《床上的女孩》真迹，现在在英国国家肖像馆。

佛罗里达州棕榈湾友谊官邸

一个客厅挂不下35幅天价画

2002年，俄罗斯亿万富翁、化肥大王雷波诺列夫决定买些名画装饰豪宅。几个月后，夏加尔的Le Cirque搬进了他的客厅。同时来到客厅的，还有瑞士商人布维耶，他是艺术存储公司NLC的所有者，也是一名暗地里的艺术品经销商，布维耶毛遂自荐替雷波诺列夫买画，并表示每笔交易只收取作品价格的2%作为酬劳。

随后的十年间，雷波诺列夫通过布维耶花费超过20亿美元购买艺术品，全是顶级大师之作，如毕加索、达·芬奇、罗斯科、高更、克里姆特等。2011年，大亨看上了莫迪里阿尼的《裸女》，布维耶花9350万美元从纽约对冲基金经理史蒂夫·科恩那里入手，再以1.18亿元卖给了雷波诺列夫。他还以1.27亿美元把达·芬奇的《救世主》卖给这位俄罗斯富豪，但《纽约时报》2014年的一篇评论认为这幅画的私洽价格可能只有7500万—8000万美元。

当雷波诺列夫看上了罗斯科的《第6号（紫色、绿色和红色）》，事情到了转折点。布维耶花8000万美元从法国葡萄酒生产商Moueix家族手中买下这幅画，再转手以1.89亿美元卖给了雷波诺列夫。

此时俄罗斯大亨已经发现达·芬奇买贵了，也偶然从代理人口中得知布维耶通过莫迪里阿尼赚了多少，他感觉自己成了冤大头，拒绝再付罗斯科作品的余款，并报了警。

就这样，罗斯科没能挂进雷波诺列夫的客厅。同时，艺术世界的最高交易纪录又被刷新了。2015年2月，卡塔尔博物馆出3亿美元买下了高更的《你何时嫁人？》。

但这次艺术界没有像过去每一次天价出现时那样激动。钱是谁的？从哪里来？又进了谁的口袋？说清这三件事，天价多半也就被解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