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物质，我们就从眼前这两杯茶谈起吧。

我泡的这两种茶，一种是绿茶，今年的明前茶，从被采摘到入口，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它憋了一冬后的蓬勃生机，全绽放在这个嫩芽上了。这种茶一定要在大铁锅里断生，简简单单地，就可以直接饮用了。另一种茶是七十多年的老普洱，它不是人工制作的熟茶，它经岁月发酵而成，到老都是活着的，没有因为蒸煮而断了生命。

总有人问喝哪种茶最好。其实，当你遇到最鲜嫩的绿茶，就要喝它的生机勃勃，当你遇到一泡陈年普洱，就要喝它被岁月熬出的火候。这时候，价格才是最不重要的东西。

我们是在物质中完成自我成长的。物质被人成全，同时，也在界定人。

我们常常用自己的经验主义、价位、口碑绑架了像孩子一样满富个性的物质。很多孩子喜欢斗蟋蟀，看蚂蚁搬家，这是在孩子没有金钱价值感之前，从物质和其他生命里发现的勃勃生机。当任何一样物质被价格界定后，它的价值就大大贬损了，甚至被忽略了。我们忽略了蚂蚁和蟋蟀的价值，忽略了堆沙子和玩泥巴的价值，那些没有价格观念之前的快乐，就被剥夺了。

我们是在物质中完成自我成长的。物质被人成全，同时，也在界定人。苏东坡说，清风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这种天地的无尽之藏，才是物质对人最好的馈赠。

几年前，我去新西兰，结识了华人议员霍建强。他是个在大陆受了完整教育后才出国的人，五十多岁的年纪做了当时新西兰执政党的国家议员，是个很传奇的人物。我和他一见如故，当时，他来见我，带来了一瓶白葡萄酒，那是当年新西兰评选出的年度白葡萄酒金奖。这真是一个非常物质化的记忆，那种清澈和芬芳，可以记一辈子。

后来，他邀请我去家里做客，我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给他。正好当时去了南岛，沙滩上有很多冲击岩石，石头被海浪打磨成一片片不规则的形状，细腻的云锦花纹叠加在一起，从乳白色到浅灰色再到赭石色，漂亮极了。我在沙滩上捡了很多石头，挑出其中最大的那块，用毛笔在石头的背面写了两行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下面写“建强、云芳伉俪雅鉴”。

到霍建强家做客时，我把这块包装简陋的石头送给他们，他们用一副小檀木架子把石头摆在玄关那儿的条案上，天造地设般合适。很多年过去了，新西兰工党下野，霍建强做回大律师。我再到新西兰时，那块石头依然摆在原来的位置上。

捡石头是我的爱好之一，只要去到一个还有泥土和石块的地方，我总要捡一点回来。我收藏的石头有带着苔藓的，有晶莹剔透的，有说不出名字的矿石，有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圆润的，也有像刀锋一样薄利的沉积岩。每块石头都带着和它水土相关的一切，这太有意思了。在我看来，收藏一块石头就是收藏了一座山川。石头是山川剥下来的皮屑，你留存的是山川的肌体，你将一座座山川收藏在斗室之内，那是受着怎样的天体磅礴之气的加持啊。

我从小读古典诗词，自己有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人有郁结于心的心事时，往往喜欢登高抒怀，同样是登高，登楼和登山给人带来的感受是截然相反的。我们尽可以去对比大量的诗词意象，你会发现，人跟物质的关系就锁在人、山和楼台的秘密里了。

《古诗十九首》里说“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从这高楼上飘下来的歌曲是“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作为亡国之君的李后主，他要吟“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楼是成闭锁之势的，即便你有愤怒要舒张，也只能像辛弃疾那样“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即便你栏杆拍遍，人仍然是被闭锁的，这也是为什么秦少游写“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千古文人都迷失在高高的楼台之上了。

人往高处走，越登楼就越内敛，越登楼人就越无解。杜甫晚年站在白帝城最高楼仰天长叹“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安史之乱后，站在锦官城，他又叹“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同样是杜甫，当他登山时，为什么会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和楼相比，山是张开式的，一登山人就舒张、豪迈，因为山是有根的。登楼时，李白说“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到了庐山，他的诗就变成了“登高壮观天地间”。

人在楼台上，楼台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象征，它清晰地摆在你面前，你被它托举到最高一层，同时，你也认同了物质压力与你自己生命的联系。但当你登山时，依然心怀一种天真，就像泰山上那幅楹联“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大海到了尽头还有天做它的延伸，人到了最高处依然不是孤立的，人会融合成山上的顶峰。

你看过任何人写自己成为楼台上的一块栏杆或者一片屋檐吗？人跟楼台是永远无法融合的，但与山川可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收藏石头，收藏“山川”的原因。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城里人，我的生活已经无可奈何地被拘束在过多的楼台之中了，我唯一在气场上能与之抗衡的就是收藏的那些山川。那些带着故事甚至秘密的山川，静静地成为一道道加持我的自然之气。

随着科技的进步，物质重塑人格的这种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而且，并不是所有被物质重塑的人格都是进步的，能力越强大的物质带来的负效应越不可忽视。

这样一种尝试也反映着我们与物质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在被物质成全，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努力地摆脱物质对自己的异化。我们因为拥有物质而沾沾自喜，在自喜之后，又隐隐地有一丝恐惧。

我到现在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下放，作为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胡同口看电话的王大爷往我家跑，边跑边喊“毛毛，你妈来电话了”。然后，姥姥领着我，拿着五分钱，跑道胡同那边接电话，妈妈一直在电话的另一端等着我。那部电话又旧又老，键盘是拨号的，话筒尾巴上拖着长长的绳子，但在我眼中，那就是妈妈的声音。

后来，我们有了固定电话、寻呼机、砖头一样的大哥大，后来有了小巧的手机，直到今天，我们有了这个无比小、无比薄的东西，我们叫它个人智能移动终端。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就了解世界，可以发声，可以通过这个小小的终端掌握话语权和信息发布权。我从跑到胡同口接电话的小女孩长成一个传播学博士，每天给学生讲新媒体的建立和它对传统媒体的颠覆。在私人生活中，我们从开始的享受移动终端带来的便利，到面对它而产生了恐惧和焦虑。我们从莫逆之交、刎颈之交、酒肉之交到点赞之交。饭桌上，全家人都在抱着手机刷屏，手机也成了夫妻关系里最大的第三者。

个人移动终端带给我们什么？

随着科技的进步，物质重塑人格的这种力量，是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所有被物质重塑的人格都是进步的，能力越强大的物质带来的负效应越不可忽视。比如冰箱，自从有了冰箱，家庭主妇被解放了，她们不需要每天困在厨房里，开始有大量时间出去工作，享受个人生活。但是，我们也会发现，速冻食品消解了中国这个农耕民族中诸多的仪式感。过春节我们不再包饺子了。包饺子是什么？是全家的仪式感。一家人在一起过年，吃团圆饭，有人剁馅，有人和面，有人擀皮。饺子里包上钢镚儿、水果糖，孩子们揪个面团，捏个小兔子、小耗子。老爷子带着儿子、姑爷先上桌，妯娌们、姑嫂们在后头下饺子……中国家庭的仪式感就在饺子宴、流水席里，但速冻饺子让这种仪式几近消亡。

人是不是已经被物质绑架了？老子问：“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问完，他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世间没有一样好东西是不需要节制的。中国人把人与物质的关系讲得非常透彻，孔子居九夷时，学生就问他：“陋，如之何？”他回答了那著名的八个字：“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八个字也成了刘禹锡《陋室铭》的起源，真君子住的地方，活色生香，哪有简陋这一说？

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如何看待物质呢？古人的情操和血脉传承很珍贵，但在一个物质日渐丰富的时代里，错过物质也是一种辜负。我不是反对享受物质，只是反对暴殄天物，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糟蹋东西。

前段有关于徐才厚的报道，报道里说，他的所有字画都横七竖八地扔在那，连看都不看一眼。这样的事，和土豪往三四十年的柏图斯里倒半瓶雪碧差不多。对于好东西，宁可让它死了，也不要糟蹋它。

今天这个时代，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人与物质的孽缘。如果无法结一段善缘，就擦肩而过吧，也许心里还有一种惦念，比无缘更坏的是孽缘。而我们今天，随处能看到这种孽缘。

年轻小姑娘喜欢买盗版的奢侈品包包，很多外国朋友都觉得奇怪，他们会问：你们怎么有人在菜市场背着LV与人讨价还价呢？为什么你们这看着十八九岁的小姑娘要背着香奈儿包，穿着香奈儿衣服？在欧洲，这个年纪这种穿法，是会让人侧目的。这种搭配只能说明，要么东西是假的，要么来路不正——别管坑的是亲爹还是干爹。所谓奢侈品，它要和某种年华相搭配，在岁月里付出的艰辛和经历的洗礼够得上奢侈。但十八岁有什么理由奢侈呢？这是个社会价值共识的问题，我们恰恰缺少这种共识。

当你在物质世界中只剩下享受时，你已经老了，但当你还能够保持对物质的探索和发现时，你依然年轻。当你还在改变一个物质、一个器物的用途时，你就是它的主人和君王。

那么，在今天，什么才是我们对物质的恰当的态度？比尔·布莱森写过一本《趣味生活简史》，他骄傲地说，这是一本穿着拖鞋就能写出来的人类生活史。

比尔·布莱森是个留着络腮胡子的大胖子，你第一眼看到他，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宅心仁厚、充满善意的胖子，他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有着孩子式的天真。当人们把野生的谷物培育出麦子、稻子，再把它们制成面包送到人类的餐桌，这中间经历了多大的进化？我们的西装袖子上为什么缝着一排无用的扣子？叉子为什么是四个齿儿，不是三个齿儿？调味瓶里最重要的为什么是胡椒和盐？

比尔·布莱森给了我们一种面对物质的正确态度，当你享受一切物质条件时，同时也要保持追问，这里面有乐趣，也有巨大的阴谋。当你在物质世界中只剩下享受时，你已经老了，但当你还能够保持对物质的探索和发现时，你依然年轻。当你还在改变一个物质、一个器物的用途时，你就是它的主人和君王。

我曾为比尔·布莱森的这本《趣味生活简史》作序。我读完这本书，就像他一样，重新认认真真地走遍了家里每一个角落，然后坐在通往阁楼的楼梯上写这篇序。当时我就在想，住在这里那么多年，这个地方我来过几次？我只知道它在我的书房顶上，除了储藏杂物外，我需要去那个地方吗？直到我坐在那儿，坐在我家的最高点往下看，我才发现，一切都变了。换一个角度，你对家的感受都是完全不同的。

莱昂纳德·科恩有一首歌叫《路》，歌里有句歌词我很喜欢，他说：“路，不仅仅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路本身就是目的。”生活中，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用价格指标来衡量，在与物的相处中，你能够体会到自我与物质的融合。中国人讲究养壶，一个并不名贵的小壶，只要日复一日地用它，泥土就会被养得珠圆玉润，它和人之间就有了一种血脉摩擦出的关联感。要完成人与物的融合，得到它不是终结，一样东西到了你手中，你与它的关系才刚刚开始。

我们可以享受物质，在享受的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惊喜，这是比物质本身更重要的东西。我们应该像比尔·布莱森一样，把自己的物质生活写成一部简史，让所有的器物都成为有体温的信物，让它成为我们成长过程中的纪念，让它和你培养出外人无法感受到的默契。

这时我们会发现，物已经不仅仅是物了，它在完善人。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互相尊重，互相成全，才是人与物该有的典雅而节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