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场了，一队盲人从“电影院”里摸索着走出来，王伟力拉着一个大箱子站在门口，身边围着首都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音响太差了。是5.1声道的吗？”王伟力对今天的现场效果很不满意，“盲人的耳朵可比你们想象的敏感，他们就剩下听了。”得到工作人员“一定会完善设备”的答复后，王伟力才拖起箱子准备离开。询问之下，他说，箱子里装着一套音响设备，虽不高端，但“比他们的要好一些”。

今天讲的是《窃听风云》。这是王伟力的例行工作，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二，他会到首都图书馆为盲人讲一场电影。图书馆也在筹办自己的盲人电影院，他们希望与经验丰富的王伟力合作。

第二次见王伟力是在鼓楼西大街的一处四合院里，那是他的主场——“心目影院”。从十年前开始，每个周六上午，这个二三十平的屋子里都会有一场盲人电影讲解，到2015年1月初，“心目影院”已经为盲人放映和讲解过493部电影。

“一个大汉，脑袋圆圆的，头发刮得光光，浓眉大眼，鼻直口阔，左脸面颊上有一个巨大的痦子，上面还长出一撮黑毛，光着膀子穿一个没袖的汗衫，腰上系了一个三寸左右的一个大铜扣的腰带，下面是免裆裤，脚下穿了个千层底……”王伟力现场为记者讲述了一个电影中的人物形象，语言如评书，却比说书更注重细节，听者很难不跟随他的描述在脑子里画一幅人物肖像。对此，他信心十足。

一整面墙的DVD，一台液晶电视，一台DVD机，这几乎是王伟力讲电影的全部设备。“最重要的是音响。”他指着分布于房间四个角落的Bose音箱说。这套价值3万元的音响设备是几年前换上的，它们被挂在老音箱上面，靠近门口的一个柱子上挂了一台旧音响，现场讲解时，讲解员的声音从这台音箱里发出，与新音箱里的电影原声相区分。

“心目影院”有一批稳定的听众——出行能力强的盲人。每个周六，天一擦亮他们就要出门，有的近一些，个别的要从房山、南口摸索来，只为在上午九点前赶到，坐下来“看”一场电影。

通常，王伟力的电影讲述从介绍故事梗概开始。伴着背景音乐，他先把主要人物和人物关系向盲人交代清楚。电影开始后，他用带着情绪和情节感的声音描述每一个画面和镜头转接，用语言填补台词留下的空白，讲述要持续到电影结束，中间没有休息，一气呵成。电影结束后，他还会在片尾曲中发表感想，引导盲人正确地理解整部电影。

讲电影是项技术活，每准备一次讲解，王伟力都要把电影看上至少三遍，边看边写下详细的讲解词，再反复核对、试讲，直到讲解词与电影和谐统一。

当盲人失去那80%的认知世界的视觉能力，听觉就成了他们探索世界的拐杖。电影里有精心设计的声效和音乐，有主人公细致入微的身体语言，当盲人无法把画面与声音相对应时，很多重要的音效设计就变成了“噪音”。而王伟力的工作就是，用对画面的精准描述，将“噪音”还原为音效。

盲人的世界与普通人太不一样了，许多明眼人没有的疑问都会成为盲人“看”电影的障碍。“比如，‘一双舞蹈鞋立在地板上’，这个‘立’就是负担，盲人会开始勾画舞蹈鞋的形态而不是感受镜头的情绪。正确的讲法是‘一双舞蹈鞋的空镜头’。”

在这些年的电影讲述里，为了了解对方的世界，王伟力把夫人扮成盲人，他把电影讲给背对电视的夫人听，记下有疑问的地方。他也把自己扮成盲人，闭上眼睛，在夫人的搀扶下走上街道，体验盲人感知世界的方式。

渐渐地，王伟力意识到，讲电影是个感官转化的过程。关键在于，将明眼人能够感知的视觉语言转化为盲人熟悉的听觉语言和体感视觉：“云彩”是“棉花一样的云彩”，“大楼”要“像倒扣的花瓶一样”，小偷夹着的皮包是“枕头大的皮包”……十年间，王伟力把他发明的讲电影方法总结为一套完整的“视觉讲述系统”，普通人按这套方法练习，一样可以为盲人讲出生动的电影，这是他最引以为傲的成果。

那天从首都图书馆出来，王伟力热心地送记者一程。他那辆蓝黑色的小轿车还是十几年前的款式，外表伤痕累累，副驾驶的门不太好用，需要他坐上车，从里面打开。

曾经，王伟力是个“下海”商人。那些年，赚钱不容易，但也绝不困难。“家里的汽车、空调、电话都是做生意时买的。”王伟力说，当年，停下生意，做和残疾人有关的事，自己觉得无所谓，因为“钱花光了还可以赚”。

但没想到的是，他再也没赚来人生的第二桶金，那之后的十年，王伟力和夫人都窝在这个四合院里和残疾人在一起。

“心目影院”是后来的事，在那之前，他和郑老师策划过一档残疾人电视节目。王伟力称呼夫人“郑老师”，他说，郑老师有个同学，用双手撑地走路的，却始终坚持学业。今天看来，这不过是个普通的励志故事，但在2000年初，王伟力和郑老师被这个故事打动了，决定“把他们的事拿出来讲一讲”。

自掏腰包请了几个编导，王伟力就这样把节目做起来了。“你知道吗，2000年左右，电视节目还没有字幕呢！”这个发现让王伟力惊讶，同时也找到了机会。他们在自己的节目里用大号字幕，在括号里为聋哑人标注“敲门声”“电话铃声”等提示音，在没有空白的间隙加入解说词，讲解画面语言。

“收视率很高，盲人会拿着小录音机把节目录下来。”随着收视率的攀升，每期三万元的制作费却把王伟力拖入窘境，“政府觉得电视台会给钱，电视台觉得残联给钱，企业不会赞助残疾人的电视节目……”就这样，一年后，王伟力不得已结束了自己的电视人生涯。

“节目不做了，但人放不下了。”王伟力不愿意用道德捆绑自己，他只说，自己有个智障妹妹，或许因为这样，他对残疾人的同情比普通人强烈，一旦介入就很难抽身。“那就做广播吧，广播便宜啊。”结束掉电视节目后，王伟力开始培训盲人做广播主持人。他自己学过美声，有过人的声音条件，又在做电视节目资金短缺时当过解说员，做盲人的播音老师不是难事。

这是一件好事，有电台愿意支持，他们承诺，只要王伟力培训出普通话合格的播音员，他们就愿意接收。“两年，我可以教会盲人用电脑，普通话一级甲等，但我可以交给电台吗？”王伟力犹豫了，电台的人不了解，但他骗不了自己，他培训出的盲人只有合格的声音，却没有“传媒人”的属性，他们缺乏职业所需的见识，对外界的感知是麻木的，词汇量也因为感知缺陷而显得匮乏。

“那就想办法弥补啊！”王伟力看过一本盲人作家吉姆?史都瓦的书《成功是一种态度》，里面介绍了他本人失明后要做的事——电视讲述。这个概念一直在王伟力脑子盘旋，只是一直没有实践过，“也许把电影作为工具，能弥补一些盲人缺失的经历和生活实践。”

王伟力还记得，自己讲过的第一个电影是《终结者》。“在家里，给一位盲人朋友讲，讲得很乱，但效果很好。”从那时起，王伟力开始把电影讲述作为盲人广播培训的必修课，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不止是眼前这20多个盲人有‘看’电影的需求，全国1691万盲人都有看电影的需求啊！”

那就为更多的盲人服务吧。2005年，中国第一个盲人电影院“心目影院”挂牌成立。

“心目影院”所在的四合院不是普通的四合院，那里原是“寿明寺”，五百多年前，一个太监捐助建造了这个寺院。“或许，这也是命运的安排。”王伟力说。

随着“心目影院”的名气越来越大，媒体开始关注王伟力。关于他和“心目影院”的报道，总少不了“好人”和“爱心”这样的字眼，文字也不吝煽情。

培训盲人播音时，工作人员和学院二十几人，一个月的伙食费只有400块，那一度是王伟力能拿出的全部资金。为了照顾盲人孩子，他和夫人对自己的孩子放任不管，甚至花掉了留给孩子上大学的储备金。这样的事，王伟力经历过很多。或许是讲得太多厌倦了，或许是他也不认同自己早期做公益的方式，关于受过的苦，他不愿意多说。

他拒绝做“精神上的暴发户”，希望自己是一个做公益的职业人。和这些“好故事”相比，他更愿意聊聊如何把助盲事业做得专业，如何从政府、社会和个人捐助中凑够每年四十多万的房租和工作人员的劳务费。

为了让更多无法来到“心目影院”的盲人“看”到电影，他向日本人和美国人学习，开发了讲电影DVD。“DVD版本和现场讲解不一样，我的声音不能压着台词。”王伟力说。闲暇时，他坐在日本大使馆“富民工程”捐助的录音间里录制电影解说词，也培训志愿者为盲人录制图书，按照国际标准制作“心目图书”。

在图书和电影的挑选上，王伟力是谨慎的。在他们那代人的思维方式，电影要有意义，能启发人。它还要“好好说台词，方言是影响电影传播的”。他不喜欢炫技的艺术电影，那些欲望、情色以及颓废的情绪会让盲人“念头太多”。

不久前，《推拿》的制片方曾找到王伟力，希望他为盲人讲讲这部电影。王伟力委婉地拒绝了。电影里阴暗的情绪和赤裸裸的性爱场面是他不愿意讲给盲人的。

但他建议大家去看看毕飞宇的小说原著。盲人的世界是黑暗的，信息的不平等让他们的判断没有依据，这让他们对人对事怀疑揣测，比常人敏感。“小说里的盲人世界是真实的，可以看，但作为电影，它的影响力太大，容易制造偏见。”王伟力生活在介于盲人和明眼人之间的世界里，因为了解，他心中的盲人不仅是单纯、善良和美好的，他们有和明眼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也有属于他们的“七宗罪”。

正因为了解，王伟力对自己的这份公益事业更加理性。他只想尽可能地用声音弥补盲人的视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