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带着一个小团队到中国，想看看那里能不能开展Uber的业务。”8月1日，Uber联合创始人兼CEO 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在公开信中说，“那是一个很大胆的计划，当时在中国没有人听说过Uber，我们要从零开始。我问过很多人，大多数都说我们太天真了，简直是疯子。”

Uber给产品取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名字：人民优步。2015年，优步硬生生地在补贴大战后的市场夹缝中挤占了12.5%的市场空间。在以免费和补贴为生存手段的中国市场，Uber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在美国是盈利的，但在中国每年亏损10亿美元。”今年2月，卡兰尼克对加拿大科技新闻网站Betakit说，“我们的竞争对手很凶，他们在每个城市都亏损，以此抢占市场份额。我不希望用补贴来换取市场份额。”

很多玩法是学不来的，但“卖”可以。8月1日，Uber宣布将优步中国业务出售给竞争对手滴滴出行。从Yahoo到eBay，从Amazon到Google，从WhatsApp到Uber，美国玩法真的玩不转中国市场吗？英国《经济学人》惊叹：“科技公司现在不应该只着眼于硅谷，也必须看一眼太平洋的另一边中国的企业了。”

Xiaomi's Lei Jun：Don't Call Me China's Steve Jobs.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互联网创业，只有一种模式，名为C2C。那时还没有电子商务，当然不是Consumer to Consumer，而是Copy to China。以张朝阳为代表的海归们带着硅谷先进的理念回到中国，要创办中国的Yahoo，所以自命名为Sohoo。

最早让美国人惊讶的可能是小米。从零开始的小米在数年间崛起，在2014年成为仅次于三星、苹果和华为的全球第四大手机厂商。小米极致地表现了山寨中国的制造能力以及传播为先的互联网营销模式。2014年10月21日，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访华，带着其中国区负责人到雷军家里吃饭，还传出雷军拒绝了扎克伯格投资的绯闻。第二天，扎克伯格在清华大学发表中文演说，盛赞“小米的产品很好很便宜，会发展得很快”。

美国科技名刊《连线》的一篇封面报道给小米曾经的时代作了一个总结：在一个“东方红、太阳升”的背景之下，雷军像伟人一样慈祥地目视远方，两侧有序地排列着一部部小米手机；大标题是“It's Time to Copy China”，小标题为“Xiaomi's Lei Jun：Don't Call Me China's Steve Jobs”（不要叫我雷布斯）。英国版《连线》主编大卫·罗文（David Rowan）盛赞“粉丝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互联网思维”。

中国粉丝最多的是果粉。但是，连苹果CEO蒂姆·库克都开始怀疑，屌丝路线是否真的是未来。于是，他用小米价的iPhone 5c试了一下水，没有大卖；又在今年3月发布了一款iPhone 6性能、iPhone 5长相的小米价iPhone SE，仍然没有得到认可。不过，库克最英明的决策是，放弃“教主”乔布斯“永远不做大屏手机”的遗训，毅然山寨了深圳华强北的大屏手机模式。果然，iPhone 6成功继承iPhone 5s在中国的街机地位。与乔布斯不一样，库克显然是一个学习型领导。库克亲华，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一两次，有时还亲切慰问富士康的苹果产线工人。

今年5月，库克来华，向滴滴出行投资了10亿美元。很多人认为，这是Uber最终放弃中国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再怎么烧钱也烧不过苹果。

中国互联网产业是建立在“吃喝玩乐”上的繁华。

跟随小米一炮而红的词是“互联网思维”，这一词后来发展成中国创业最不同于美国范式的“互联网+”。几乎所有传统硬件厂商都把自己包装成“小米价”的“互联网”产品，聚拢庞大的粉丝群。从团购大战，到疯狂的O2O补贴大战，再到扫码一条街的出现，互联网创业的野蛮生长最终让传统巨头纷纷“下海”，几乎每一个房地产公司都有一个互联网项目在孵化。用友集团副总裁郑雨林说，中国互联网产业是建立在“吃喝玩乐”上的繁华。

《连线》编辑克莱夫·汤普森（Clive Thompson）在今年年初就到中国亲尝了这些“吃喝玩乐”的“互联网+”公司，团购大战的剩者美团是必去之地。汤普森惊讶于王兴把中国大部分电影院买票和选座的功能集成在一款App里。“美团的程序员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连锁影院……轻轻一点的购票方式已售出全国三分之一的电影票。”模仿团购鼻祖Groupon的“新美大”已经超越Groupon，“Groupon向每笔交易抽取最高50%的佣金，这让合作商家的利益受到较大损害”。

汤普森还到广州参观了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欢聚时代，该公司的YY平台是直播的始祖。汤普森在长篇报道《中国将从山寨大国变成下一个硅谷》中写道：“该平台2015年推出的约会服务一炮走红，为公司带来了盈利。YY没有任何广告，其盈利来自用户付款购买虚拟物品……人气高的主播收入颇丰，依靠YY平台的收入就可以衣食无忧。”

没有广告，这在美国网红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美国网红最重要的收益还是广告。以有100万订阅量的网红Olga Kay为例，在2015年，她每周要做20个短片，每1000个广告点击收入7.6美元，扣除YouTube拿走的45%及内容制作成本，这一年她收入1万—3万美元，即6.5万—20万元人民币。

美国网红还是穷忙族，中国网红已经是白富美。2015年，游戏网红“工藤瑶”在一场校花主播活动中，被神秘土豪“吃鱼喵”刷了近70组1314血瓶，价值40多万元人民币。这一次直播就可得12万元，但“工藤瑶”最主要的收入还是她开的淘宝零食店“好屌啊”。连马东大叔都在《奇葩说》卖起了“粑粑”瓜子。中国网红问：为什么美国网红这么惨？答：因为他们没有淘宝店。现在，美国网红界也开始学习中国网红的社群电商，给粉丝推荐母婴产品。

被称为“互联网女皇”(Queen of the Net) 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发布2016年互联网趋势报告称，中国已成为互联网市场领导者，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在线旅游业，复杂程度远超美国同行Priceline，美国同行只提供机票、酒店、租车3项业务，而携程App的产品多达12项，不仅可以买门票，还能办签证。一项有联合国国际组织参与的调查称，中国2014年约占全球研发总支出的21%，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

在没有信用卡使用习惯的中国，第三方支付转嫁了买卖双方风险以促成交易，这是马云的创造。若干年后，以支付宝为代表的支付功能无孔不入地嵌到每一款互联网应用之中。这是外国人一直没跟上的步伐。虽然WhatsApp仍然没有朋友圈和公众号，但Snapchat很早就开通了好友转账功能，Facebook也不得不在去年加入了支付功能。

中国互联网的价值不是美国的3.5倍，而是10倍。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今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网民Wi-Fi使用率达到91.8%。人多势众，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的优势，庞大的市场孕育出强大的企业。有统计称，Uber成立5年，到2015年年底才在全球完成10亿次打车订单，而滴滴仅2015年就在中国完成了14亿次打车订单。

李开复说，网络的价值是其节点的平方，美国有2亿用户，它的价值是2亿的平方，中国有7亿用户，价值是7亿的平方，所以，中国互联网的价值不是美国的3.5倍，而是10倍。“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公司大概三分之二在美国，剩下三分之一里有三分之二在中国，现在的格局是中美两强。”

汤普森在庞大的市场中看到了激烈的竞争，他说：“高科技业的掘金潮使竞争白热化，一些企业家陷入狂热。无论何时，一有新领域，立即涌入成百上千的创业公司。而在美国，竞争还比较温和，线上租车只有Uber和Lyft两大巨头。而李开复估计，在成立之初，美团不得不与国内3000个对手竞争。”

三年前，团购大战已经结束，滴滴与快的的补贴大战正在胶着，很多人都劝卡兰尼克慎重进入中国市场。“我的观点不一样。首先，中国市场让人兴奋，如果我要实现‘任何人任何地点打车都像自来水一样触手可及’，不可能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视而不见。第二，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有机会同时打造Amazon和Alibaba，傻子才不去尝试。”因此，对优步曾经在中国立足，卡兰尼克颇为骄傲，在宣布出售优步中国的公开信中，他说：“优步中国在短短两年内的成绩已经超越我当初的计划，我们成长得如此快，现在每月都有超过1.5亿个订单。 这对很多还在努力破解代码的美国科技公司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然而，优步中国还是差了一点点。在Business Insider网站上，财经评论员雷切尔·巴特（Rachel Butt）撰文Here's why Uber is getting killed in China，说：“不像优步那样只做私家车，滴滴可以约出租车，还有专车、拼车和巴士。”她引用香港汇丰银行分析师Linde的分析：更重要的，这些App不向出租车司机收取任何费用，而是对私家车司机收取3%费用。

中国举国上下大搞“互联网+”，美国已经悄悄进入“新硬件时代”。

“中国公司必须了解硅谷，因为很多基础研究是从那里出来的，硅谷也必须了解中国。在未来，可能会有两个重心，一个是硅谷，一个是中国。”阿里巴巴最早的投资人、Venturous创始人谭秉忠说：“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一直跟硅谷的创业者们强调：如果你不了解中国，没有抓住中国市场，那么你就是将市场向对手拱手相让。”

十年前，张宏江要亲自到硅谷代表微软亚洲研究院招聘华人留学生，“到2008年以后就不用去了，他们自己找过来了”。现在，金山软件CEO张宏江已经不需要给硅谷青年学生画饼了：“画什么饼？中国的机会让你没有时间回头去看。”

汤普森的中国之行目睹了诸多青年来华寻找创业梦。“他们大都涌向沿海城市的硬件和软件加速器。去年，一位法国女性创业者跟上海的程序员组建了团队，创建法国红酒在线销售平台。在深圳，年轻的美国创客聚集在创业孵化器，开发各种有趣的小玩意儿，从GIF摄像机到机器人，不一而足。”汤普森感慨，“中国正在从根本上转型为那些有想法的人的朝圣地，就像以前的硅谷。”

然而，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院长谷来丰并不看好这种繁荣：在中国举国上下大搞“互联网+”时，美国已经悄悄进入“新硬件时代”。对优步在中国的失败，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教授古普塔也不以为然：“滴滴在本土市场的优势，并不意味着滴滴比Uber强。”2015年，用友集团副总裁郑雨林在清华大学一次演讲上说，德国工业始终注重底层创新，美国掌握了IT的核心技术，而中国互联网产业，则是建立在“吃喝玩乐”上的繁华。

对于“人口红利”，新媒体专家魏武挥在《中国互联网真的“超越”美国了？》中说到非洲的肯尼亚也“弯道超车”：“这个贫穷的国家的移动互联网很发达，超过一半的人拥有智能手机。……互联网金融……飞速发展。在拥有智能手机的人群里，有三分之二的人能够通过手机进行调拨资金。”魏武挥说，我们只是在“应用层面超越了美国”，这“没什么太好值得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