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前门大栅栏西街114号院门前，韦力看不出这个院落有任何特别之处。它的房顶上立着“北京一低装备厂”的招牌，隔壁则是“货真价实”的“王麻子”剪刀店。步入院内，里面的道路已被两边住户挤成不足半米的小径，单人向前而行都要侧身而过，即便如此，小径上还摆着各式各样的生活杂物。

此情此景，让韦力不免唏嘘。今人或许没有几个知道，这个不起眼的小院百年前曾是清代著名学者朱筠的藏书楼椒花吟舫。“当年那么多鸿儒出入于这个院子，他们绝对想象不到，那个伟大院落会变成今天这样的乱象。”

椒花吟舫只是韦力寻访的藏书楼之一，作为古籍收藏家的他，数十年来走遍大江南北，访问百余位先贤藏书家的书楼、故居，寻找他们的故事与传说，先后辑成《古书收藏》《书楼寻踪》《书楼觅踪》等作品。我们今天所谈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怎么体现？在韦力看来，靠的正是古代典籍。而古书之所以能够传承，则有赖于历代藏书家的薪火相传，正是他们的尽心尽力，才使得斯文不绝。

议修《四库全书》，失传古籍得以流传；发现甲骨，古老文字免于湮没。

椒花吟舫的主人朱筠，在古籍传承上就颇有建树，他不仅藏书还刻书。韦力就藏有椒花吟舫刻本《说文解字》。然而让朱筠的名声远超一般藏书家的，是他曾建议乾隆皇帝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古书，纂修《四库全书》。正是他的建议，使得几百部在当时已经失传的古籍得以重新流传。

《四库全书》的编纂还与一位明朝藏书家有关，他就是发现田黄石的曹学佺。乾隆当年要编《四库全书》，据说是受清代学者周永年《儒藏说》启发。而周永年承认，《儒藏说》的发明权属曹学佺。曹学佺在世时，确实曾用十年时间编写一部《儒藏》，希望它能和佛经《大藏经》、道教《道藏》并列成为经典。遗憾的是，明朝的灭亡让他这个伟大事业半途而废。

和曹学佺相比，一些藏书家的开创性工作则进行得顺利得多。作为中国古老文字的甲骨文，一般人认为，其发现者为王懿荣。光绪二十五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得了疟疾，有位老中医给他开了药方，其中一味药叫做“龙骨”。药抓回来后，王懿荣发现所谓“龙骨”原来是一些大小不一的甲骨片，上面有许多划痕，像某些不为人知的古文字。王懿荣差人将药店中的“龙骨”全部买下。此后一年左右时间，王懿荣收甲骨一千五百余片，作为金石学家的他在考证后发现，这些甲骨“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

遗憾的是，甲骨文发现不到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介书生王懿荣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保卫京城，最终自尽殉国，他收藏的甲骨也流散各地，据传有1000余片被《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买下。此后，刘鹗用几年时间共收5000余片甲骨。1903年，刘鹗出版《铁云藏龟》，书中影印他所收藏的甲骨拓片1058片，该书也是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著作。

《铁云藏龟》能够完成，还与另一个人有关，那就是罗振玉。当年，正是他劝刘鹗将甲骨制成拓片，并助其出版。1908年，罗振玉得知甲骨出土地点为河南安阳小屯，于是派妻弟范恒昌、胞弟罗振常前去收购，后又亲自前往安阳，三人前后共收甲骨约三万片。罗振玉从中精选出三千片，和范恒昌、罗振常将其制成拓片，编成《殷虚书契前编》，后又出版《殷虚书契后编》及《殷虚书契续编》等，它们共同构成系统完整的甲骨学研究著作。

在韦力看来，因罗振玉与伪满洲国的关系，后人对罗振玉的评价褒贬不一，且以贬居多，就连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未给过他正面评价。比如溥仪在回忆录里称“他（罗振玉）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古今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韦力觉得溥仪的说法极为外行。“殿版《古今图书集成》，从未见有用成化纸或罗纹纸印刷者。所以溥仪说罗振玉将殿版《古今图书集成》中这两种纸的扉页全弄下来伪造宋版书，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件事。”

罗振玉生前藏书楼名“大云书库”，位于大连市旅顺口洞庭街十二号。韦力在寻访中发现，大云书库和其所藏书籍也是命运多舛。1940年罗振玉去世，大云书库所藏由其后人共同嗣守。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苏联红军接管旅大地区，强行征用罗家住宅，大云书库亦在其中，因事出突然，书楼所藏来不及搬走，大量古籍、字画被苏联红军成捆从窗口扔出，甲骨和青铜器被当作垃圾丢弃。据说当时许多百姓前来，将珍贵旧籍扛走用来生炉子，一些字画被用作糊墙，甲骨用作劈柴，甚至街头小贩用以包瓜子的纸片都是罗家字画。这些传说如今已被历史掩埋至深土，只有大云书库静静矗立于街巷。

有人私藏敦煌古卷遭非议，有人废纸堆中发现全本《金石录》。

除甲骨文研究，很多人提到罗振玉，还会想到“八千麻袋”事件。1921年春，北洋政府教育部以经费困难为由，将大部分清代大内档案分装八千麻袋，共重15万斤，以大洋4000元卖给北京同懋增纸店作造纸之用。翌年年初，有档案散出至书肆被罗振玉发现，经寻访，他找到同懋增纸店，花大洋1.2万元将尚未损毁的档案买回。1924年，因财力不支，罗振玉将档案以大洋1.6万元转卖给前清驻日公使李盛铎，1928年李盛铎又将这部分档案以大洋1.8万元转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典籍始得归公。

李盛铎也是一位大藏书家，他最著名的收藏，莫过于敦煌经卷。在韦力看来，且不论公共图书馆，仅说私人收藏，没有一个人的敦煌经卷质量能够超过李盛铎的。《书楼觅踪》一书中，韦力详述自己为何有此推断：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在清理被流沙掩埋的莫高窟时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上报政府，但未引起重视。后伯希和、斯坦因等一些外国人从中间挑走了许多精品，等到皇上下令将藏经洞剩余的经卷全部运到北京，已是发现藏经洞后的第十年。负责藏经洞运经事务的官员是何彦升，他与李盛铎为儿女亲家，这些敦煌经卷运到北京之后，先是送到何彦升之子何震彝家中，李盛铎等人用三天时间把敦煌经卷挑选了一遍。此事为秘密进行，因此很难确定李盛铎究竟挑出多少经卷。但韦力认为，以李的学识，以及对目录版本学的眼光，挑出的必是精品中的精品。当然，李盛铎私藏敦煌经卷在很多人看来，并非光彩之事。有人表示，他是利用职务之便，将古卷中的精品“取走”。

不能否认的是，李盛铎对敦煌经卷是真心痴迷。其实，每个藏书家都对古书怀有敬畏与热爱。一个关于《金石录》的故事，就能看出古书如何被藏书家们视若珍宝。

《金石录》，共三十卷，是宋代赵明诚代表作。该书流传到明代时，全本皆以抄本形式流传，在市面上能够见到的刻本仅余其中的三分之一。清初藏书家冯研祥得到了这残余的十卷刻本《金石录》，他将其与抄本比对，发现抄本中有很多错误，这十卷刻本的价值因此不言而喻。冯研祥刻了一方“金石录十卷人家”的藏书印钤盖在这部书上，潜台词是：虽只残存十卷，但足以傲视天下。

之后，残本《金石录》又经过了很多藏书家的递传，每到一家，新主人都会盖一方章印在书上，以示郑重。咸丰九年，潘祖荫从韩泰华手中买到了这部十卷本《金石录》，他同样刻了一方“金石录十卷人家”的印章，同时还请人画了一幅《拜书图》，请朋友前来赏书、题词。这部宋刻本十卷《金石录》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其实，新中国成立后，在津逮楼又发现了全本宋刻《金石录》。但在韦力看来，这丝毫不影响上海图书馆所藏的那十卷残本的价值，因为它所附加的人文信息远远超过全本。津逮楼发现《金石录》的过程也颇为戏剧：津逮楼为南京甘氏一家的书楼，从乾隆年间开始藏书。1951年，甘氏后人将该院落卖给南京某部队院校，为腾房子，甘家将藏书以一两毛钱当作废纸处理，听到消息匆匆赶来的藏书家赵世暹在此意外发现全本《金石录》，经张元济鉴定，其正是千百年来淹没于尘埃的宋刻本。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提到的潘祖荫，除喜欢藏书，还喜欢收藏青铜器，被今人称作国宝的大孟鼎、大克鼎皆为其藏品。潘祖荫在世时收藏各种钟鼎彝器500件，据说宫中太监们若得到一个古玩，都要请潘祖荫辨别真伪，甚至慈禧太后都说：“潘祖荫鉴定者固无甚大谬也。”

有人“以楼换书”，有人“以书换楼”，“两汉书”的故事如藏书界神话。

在藏书界，和《金石录》的流转往事同被称作传奇的，还有“两汉书”的故事。故事的起点，在以诗学称道的明代文学家、藏书家王世贞。

当年，有书商拿着一部极为珍贵的宋刻“两汉书”找到王世贞，此书原为元代收藏大家赵孟頫的旧藏，书前扉页上还绘有赵孟頫的小像。王世贞欣喜异常，但一时间又没有足够银两买书，求书心切的他提出用自家一座庄园换取这部书。这便是王世贞“以楼换书”。

但故事没有结束。这部“两汉书”后传至王世贞儿子手中，但他却将其拿去典当，几经流转，这部书被藏书家钱谦益买下。钱谦益购书花费多少，坊间说法不一，在《牧斋有学集》中，钱谦益表示，他花一千二百金购得此书，后又以一千金将其卖给谢象三。

钱谦益为何肯赔二百金将如此珍贵之书出手？原因是，钱谦益当时爱上天下名妓柳如是，他急于给后者建一座楼，但手中没钱，只好把“两汉书”贬值卖给自己的“情敌”、同为藏书家的谢象三。这便是钱谦益“以书换楼”。只是这座绛云楼盖起后不久便遭遇大火，灾祸面前，钱谦益却大呼万幸。原因是，他其他藏书虽尽毁，但“两汉书”已提前卖出。难怪多年后，专门研究柳如是的陈寅恪表示，钱谦益平生最爱两物：一是“两汉书”，一是柳如是。

但那部“两汉书”最终也没能逃脱火光之灾。几经周折，它归了乾隆皇帝，乾隆对其极为珍视，然而某日乾清宫失火，殃及昭仁殿，神话一般的“两汉书”跟其他“天禄琳琅”旧藏一起化为灰烬。

当年那场大火，使得藏书界对“绛云楼”这个名字颇为忌讳，然而三百年后，藏书家冒广生又将自己的书楼命名为“绛云楼”。只是无所顾忌的他不会想到，1920年，他的绛云楼同样遭遇大火，自己一生所藏几乎全被烧光。

冒广生有个名气很大的先祖冒辟疆，后者与董小宛的故事几乎被后人说烂。冒广生当年则与名妓赛金花有些交情，据说某日，两人还约好在陶然亭见面，只是赛金花失约，事后她还调笑冒广生，把陶然亭戏称“放鹤亭”。此后不久，因虐婢致死案，赛金花被判流放三千里。冒广生听说后不计前嫌帮她走通关系，使她最后流放到上海。这样看来，赛金花后来在上海租界名声大噪，多少也与冒广生有些关系。

韦力曾到上海寻访冒广生旧居，一栋三层小楼干净整洁。与之相比，很多藏书楼以及藏书家的旧居，在今日看来颇为衰败。但韦力记得，在曹学佺故居外，有一棵老榕树，树的根部被石块围砌起来，但有一树根却从石块中穿出，隔空又长入地下，生命力之顽强让人赞叹。

或许文字与书籍同样具有这种生命力。作家庆山在与韦力对谈并共同探访书楼后，在《古书之美》中写道：“书的形式如同肉身，哪怕形式毁掉了，其承载的思想、内容、记录也是强壮的。我由此确信了这种不死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