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罗生门”式的故事。

“30亿村官”事件虽然过去已久，但细节之处仍可见其在当地的影响。在沙一的茶餐厅里，深圳卫视播放的“沙一30亿村官”新闻，能让食客聚精会神而忘记嘴边食物。谈及当日的情况，一位陈姓村民说，“村里早就分成了两派”。但是他没有想到，“老书记”陈才兴和村长陈海平的矛盾以如此戏剧性的事件体现出来。

一场“夺权”斗争，暴露了这个富村在社区治理上的难题。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权力已经大到畸形，所有相争均为此展开，社区居民也因权力之争而分裂为两派。居民口中的是非对错，完全和利益纠结，这令外人难以探索事件种种细节。

“比陈水扁贪污的更多？”

如同深圳的大多数社区，宝安沙井街道的沙一社区现在已经是一个流金之地，但是沙一的居民还是习惯称自己为“村民”。沙一没有一丝农村的痕迹，看上去倒和内地的县城无异。

正值元旦，街道一下子被穿着各式工服的打工者所占据。这是一个只有0.8平方公里的社区，大多数本地人都住在居委会附近的泰兴花园及其周边区域，别的地盘则大多数被工厂占据，这使得在沙一的外地打工者超过了2万人。这些打工者平时都在工厂里，在街上难得一见。

遍地的电子厂让这个弹丸之地富得流油。对这儿的村民而言，财富来得似乎相当容易。他们每个月不用工作，每个人就可以拿到4500元的社区公司分红。对于年长者而言，分红更是高达7000—8000元。如此高的分红，使得沙一社区被称作是“沙井第一富村”。“第一富村”的一个佐证是，在泰兴花园门前，村民的小车已经多得快摆不下去。离这儿不远的万丰村，居民每个月的分红只有600多元，沙一的分红让万丰的村民羡慕不已。

同样一个区域，沙一的财富却比万丰多出数倍，这使得村民对财富的管理者——沙一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陈才兴充满信赖。这样的信赖直接引发了村民的失控之举，2009年12月22日，宝安区纪委对陈才兴进行调查时，数百名村民硬是从纪委手中把陈才兴“营救”出来。

12月31日，距离陈才兴被宝安区纪委调查已有9天时间，他并未失去自由。沙一社区似乎也恢复了平静，讽刺陈才兴是“土皇帝”的横幅已被拉下。

居住在沙一的外地人对事件并不关心，以载客为生的黄师傅对记者说：“你们的消息真灵通，这么快就知道这个事情了。”他似乎不知道此事在外面的影响。黄师傅更关心的是30亿这个数字，他对记者说：“那不是贪得比陈水扁还多？”本地没有村民相信30亿这个数字，但是很显然，这个数字成功地达到了吸引外界眼光的作用。

“第一富村”的财富路径

漩涡之中的沙一村，村民对该事件的说法纷繁复杂却又不尽相同，仿若“罗生门”。但是村民的说法有一点是一致的——一切因社区股份公司的权力而起。

在深圳，像沙一股份合作公司这样的社区经济体，有1000多个。2008年，沙一股份合作公司创造的收入是7000多万元，对于一个几百人的社区，这并不是一笔小收入。陈才兴掌管的沙一社区股份有限公司为什么这么富有？一位陈姓知情人士告诉了记者股份合作公司财富来源的途径。“首先就是卖地。”这是一笔来得最快的钱。地价在这几年的上涨，更让这一块的收入剧增。

对于卖地，沙一村的不少村民仍然有后顾之忧。单纯靠卖地的收入，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位村民对记者表示，“地卖完了，以后子孙吃什么？”于是，沙一社区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起厂房，直接出租给那些电子厂。

对沙一社区而言，从“来得快去得快”的卖地到“细水长流”的出租厂房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直接来源于土地的收入始终是这个村子的最重要的财富来源。房地产的开发则是这几年的事情，在嗅到房地产能带来暴利之后，沙一社区在最近几年开始了土地的更高级利用。在沙一的街头上，记者看到了不少尚未完工的楼房。居住在泰兴花园里的一位居民告诉记者：“那些楼房都是村里弄的，虽然卖得不太好，但还是一直在建。”

沙一社区还有实业公司，振华电子厂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厂。当然，这个公司的收入在股份合作公司的收入中只是少数而已，根据《深圳商报》的一篇报道，可以看到这家公司的总产值只有2000多万元，收入当然也称不上高。

而在另外一些方面，这个社区创造收入的方式并不是那么正规，这在废品收购上表现尤为明显。在这个遍布电子厂的社区，废品每年创造的收入已经以千万计，这笔生意被沙一当地人完全垄断。

“沙一村很霸道，那些电子垃圾外人根本不敢进来收购，被他们抓住的话，你收购的废品会被全部收走。”居住在沙一村的外地人黄茂才（化名）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一车废纸还没出沙一，便被沙一本地人扣住，连车带货全被没收。”后来，他托别人的关系，才把自己的小货车给取出来。黄茂才说：“他们到电子厂去拉废品是不用钱的。”不过这种说法并未得到村民的证实。“废品收购才是沙一的第一桶金，”有村民对记者表示，“沙一从废品收购里面挣了很多钱，之后就去修建了沙井天虹商场的那栋楼。”

卖地、出租厂房商场、废品收购、房地产，这些或明或暗的财富来源，从沙一股份合作公司流出，一部分变成分红流到村民手中。这个财富流动的过程大多在沙一村发生，依赖沙一村的资源，并完全由社区股份工作公司掌控。显然，这足够让村民对社区股份公司产生经济上的依赖。

很难说得清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属性，它是一个公司，又像是一个隐形的村级政权。它似乎能用“无形的手”管理社区，在《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中，沙一村的一位居民，因为错过居委会的计生检查，而直接被股份公司停止分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在沙一体现得尤为明显，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权力甚至比居委会的权力更大。

“老书记”到“董事长”的利益之路

担任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董事长陈才兴被一些人当作是绊脚石，但在沙一本地，没有人有能力把这块“石头”搬走。

在沙一村，“老书记”是陈才兴的代名词。陈才兴今年62岁，从村里的大队长做起，成为了村党支部书记。陈才兴这期间对沙一社区经济的发展有不小贡献，可能是沙一社区居民现在对陈才兴唯一的共识。1996年，沙一修建了广东第一个农民统建房，也就是今天看上去有点古老的泰兴花园。村里的人至今还记得，“当初来这儿参观的人可是络绎不绝”。经济上的成功为陈才兴带来了政治资本，这让他此后一直连任书记，而“全国文明村”等荣誉为他挣了不少脸面。

2004年，沙一社区股份合作公司成立后不久，陈才兴成为公司的董事长。2004年到2008年，陈才兴一直兼任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和沙一村的支部书记，财权和党务集于一手，所谓的“土皇帝”称号正来源于此。虽然他2008年卸任书记职务，但仍担任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他的二儿子陈广培则子承父业成为党支部书记，显然，沙一村的各种权力几乎集中在陈家，这为后来的数次“夺权”埋下了伏笔。

陈才兴家族权力之大，让上任不久的陈海平觉得居委会的权力已经被架空。陈海平说：“所有的财权都在‘董事长’手中，包括土地的买卖等等，甚至就连村委会的支出之类的都是他负责。”他对《新周刊》说，“陈才兴卖了很多不该卖的地，而且经常打击不顺眼的人。”当记者进一步询问时，他以宝安区纪委正在调查为由，拒谈卖地之事。

“陈才兴这么霸道，我已经向上面反映过很多次了，但每次都没结果。”陈海平话语之间偶尔会透露出陈才兴在本地关系的雄厚。“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在纪委的眼下逃走？”

对于权力的争夺，在“30亿村官”事件爆发之前便已初现端倪。陈海平说，在纪委要查陈才兴之前，村委会已经有人和陈才兴不和。“我之前的一任没干满一年，现在看起来，我可能也干不了一年。”居委会副主任陈炳亮表示：“有一次陈才兴提议一个他的熟人当我们村里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我不同意，他就停发了我的工资。”

陈海平同样也正面临另一派村民的质疑，“整件事情全是陈海平和村里其他人搞出来的”。此外，村民怀疑陈海平并无陈才兴的“赚钱能力”。对此，陈海平有些不屑，他说：“陈才兴给村里赚钱是他的工作，做得好也是他的职责所在，别人不一定会比他更差。”在很多人看来，陈海平能有今天的位置是陈才兴的“提携”。一位60多岁的村民对记者表示，“陈海平当初能进入村委会，就是陈才兴带出来的”。但陈海平并不愿意对记者谈自己和陈才兴的关系。谈到“夺权”问题时，陈海平的态度很鲜明，“和我没关系，只是纪委要查他”。

记者试图采访正处在风暴之中的陈才兴，但他表示，现在不会谈任何东西，“而且采访必须通过沙井镇”。此前，陈才兴曾表示“没有贪污村里一分钱”。

陈炳亮话语之中颇为谨慎：“别认为我们跟董事长是两派在相争，有问题你可以直接采访村民。”

分裂的社区

事件之后，这个社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村民已经因为陈海平和陈才兴两人的关系分裂成了两派，但是陈才兴的支持者更多。其中原因，正如一位当时在现场的居民对《新周刊》所言，“我们那样做不是为了帮别人，而是帮自己”。不可否认的是，除了经济原因之外，不少村民站在陈才兴这边也有感情因素。“陈才兴在村里做了那么久，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在泰兴花园的门口，一位居民神秘兮兮的对记者表示，“金源茶餐厅里都是陈海平的人，你想知道他们的想法，可以去那儿采访”。

各种说法在事件之后浮出水面，“整件事情就是陈海平的阴谋”、“陈海平赌博输掉过很多钱”、“陈才兴儿子超生无所谓，别人超生就直接停掉分红”、“很多人吸毒，却没有人管”。这些说法，外人很难辨别其中真伪，也为这个社区笼罩了一层诡异的气氛。

只是，在“夺权”事件背后，逻辑链条还是清晰可见。对于沙一本地居民而言，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的重要性更胜居委会和党支部，因而围绕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这个职位展开的斗争并不奇怪，而在过程中夹杂的道德或人格攻击，无论真伪，都是这场权力斗争的手段。只是社区居民也被卷入其中，因这场争斗而分化，颇像台湾蓝绿民众在选举中的对抗。

谈起村里两派村民的情况，一位知情人士并不愿多讲，他只是说：“双方斗得比电视剧里演的都要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