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井力

市井考:千年连绵不断的烟火气
刘江索
市井衍生出无限故事,市井文化兼容并蓄,在从古至今的不断演进中,生发出极其旺盛的生命力。

清明上河图-夏阿.jpg活跃于市井中的人,都曾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手执烟火,遍寻生活。(图/ 夏阿)


提起市井,自然想到浓郁的烟火气息,想到游人如织、车马骈阗,想到皂帛难分、龙蛇混杂。


《清明上河图》里北宋都城汴梁的繁荣盛景,《东京梦华录》里“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的不眠夜市,都曾是市井的剪影。


关于市的起源,大致有几种,《古史考》曰“神农作市”,《世本》曰“祝融作市”。尽管市的创造者到底是谁已经难以考证,但在许多史料里,“市”一字的含义都是“买卖的场所”。


《易·系辞》中写道:“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里说的就是用作交换的集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所设立的市日益增多。伍子胥逃难“乞食于吴市”,荆轲“和而歌于市”,“市”在种种记录和典故中的出场频率越发频繁。


从春秋战国到汉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愈加繁荣,唐朝以后,市民阶层得以出现和壮大,市民文化也随着商品经济的萌生和发展得以丰富。


在商品经济繁荣中诞生的市井


唐朝时,洛阳有南、北、西三市。唐初《唐六典》记载“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下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严格规定了开市和散市的时间,热闹是热闹,只是号令一到,便要偃旗息鼓,多少显得不尽兴。唐诗《夜看扬州市》则这么描述市井的繁华——“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车水马龙,入夜不歇。除了时间上有所松动,市在空间上还逐渐向街坊扩展,到了北宋,市的规模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宋代之后,集市禁令取消,除了官营的集市,非官营的“草市”、墟市以及庙院集市日渐扩张,突破了此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都城纪胜》一书描绘南宋时期的杭州城,“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致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为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买早市者,复起开门。无论四时皆然”。可见当时的物质生活极为丰富,商品经济极为繁荣,热闹的集市“日夜兼程”,街道上人潮不息,竟能通宵达旦。


赵伯陶在《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一书中提出:“唐代坊廓户的出现为市民阶层的形成做了准备,而宋代坊廓户范围的扩大与分等,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最终形成与壮大。城市建置中坊市制的崩溃于宋代,更为市民阶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由的发展空间。包括话本小说在内的讲唱文学的兴盛以及词这种文学体裁的发展,无不与宋代市井文化的生态环境相关,宋代是市井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明朝建立后,被元朝统治者破坏了的社会生产力逐步恢复,全国各地的市镇在宋代江南村市、草市的基础上勃兴,很多已经具备了工商业市镇的规模。史料记载,明代中叶以后,数千户乃至上万户的繁华市镇几乎遍布江南。明朝万历年间,谢肇膌称“金陵街道极宽广,虽九轨可容。近来生齿渐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为廛肆,此必然之势也”。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继续发展,18世纪的英国访华使团成员斯当东甚至在他的访问记中将其与英国对比,到杭州城内时,他看到“主要街道上大部分是商店和货栈,其中许多规模之大不下于伦敦同类栈房,纺织的商店最多,也有不少毛皮和英国布匹商店”。


市井文化泥沙俱下


“市井”一词,除了沿用集市的意思,现在也有一些类似于“小市民”的意味。


在商品经济中诞生的市民阶层,基因里确实写下了强烈的商品意识。赵伯陶认为,追逐利润是市民心态价值观念最根本的表现,“经营之父,幻想发财,追求金钱,不惜冒险,构成了那一时代市民的普遍心态”。有些市民会因此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有些却会重诺言,讲义气,目的是为了维持长远的经济合作关系。


《二刻拍案惊奇》卷一《进香客莽看金刚经》有一段记述:“原来大赠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商品经济和市井文化的密切关系,以及市民阶层追逐利益的常态,可见一斑。


这种“义利”的价值观实际上一直挑战着封建时期的传统价值观,一方面,市民阶层面露逐利之态为主流所反感,但另一方面,他们背后隐藏的商品经济发展对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产生的破坏作用,使得市井文化也具有冲击封建主义文化的性质。赵伯陶认为,“从这一意义上讲,市井文化在促使中华民族文化走向近代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因此,他在《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里提到,唐代以后,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壮大,这一代表着新兴力量的文化不断向旧制度和统治者挑战,“市井文化作为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的一股异己势力,不断冲击、侵蚀着封建专制统治基础,是一种蓬勃发展却又夹杂着一些污泥浊水的文化”。他提到,明清时期,市民阶层率先对理学禁欲主义反叛和批判,实质上也是“义利”价值观的表现。


和宫廷文化、士林文化这些雅文化相比起来,乡村文化和市井文化属于俗文化的范畴。但在赵伯陶看来,市井文化不全然从属于民间文化,而是部分包蕴于民间文化中,同时也是联系民间文化与士林文化的桥梁。


他将其视为“市井文化的转换性”。如市井文化中的话本小说本是以娱乐市民为主的讲唱文学形式,当它为封建文人所模仿,并有大量的拟话本小说问世以后,这一文学形式就注入了士林文化因素。同时,这一模仿又反作用于市井文化,使正统儒家思想不知不觉地进入市井之中。


《东京梦华录》和《梦梁录》里的内容,皆证明了市井文化对雅文化产生了影响。而词、小说、戏曲等文学艺术载体,并非纯粹产生于市井之中,但却是通过市井文化的媒介,才堂而皇之地跨进亚文化的艺术圣殿的——市井文化属于俗文化,但它又是雅俗两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尽管赵伯陶称“市井文化是错综的。


它有时与乡村文化、士林文化、宫廷文化交织在一起,缺乏独立的品格”,但市井文化这类俗文化与雅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后,成为了极其活跃、极具生命力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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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1日,湖北襄阳,主打古风创意集市的襄阳唐城夏季集市开市,高颜值夜市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消费、休闲和游玩。(图/ 视觉中国)


市民阶层的意识觉醒


这种极具生命力的表现就是兼容并蓄,而在兼容并蓄的生长过程里,似乎更容易催生意识觉醒。


明清时期,“发达的市镇经济为市井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自由空间,也为雅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江南市镇人文荟萃,科举兴旺,生活奢华,户口日繁,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这些大大小小的市镇正是乡村向都市化方向转变的产物。


市民在数量上的急速增长,在壮大市民阶层的同时,在‘质’上也发生了与宋代市民阶层明显不同的变化,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了迎接近代曙光的勇气”。赵伯陶在书中写到,明代中叶后,人们普遍追求物质享受,纵情声色,但后面也隐藏着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封建专制的积极性:汤显祖的爱情故事《牡丹亭》,“三言”“二拍”等拟话本小说大量涌现,袁宏道“独抒灵性、不拘格套”的性灵说,无不显示市民意识的觉醒,打上市民心态的印记。


在明朝末年发生的许多市民斗争中,出现了许多挺身而出的市民阶层的代表人物,他们呈现的视死如归,标志着这一阶层走向自觉。


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当时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长篇小说。


其中的市民智慧和义气,无不与市民中的小生产者、经商者的追求与期望合拍。


《水浒传》中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猛仗义、生死以之的友朋之情、痛恨贪官污吏的激愤之情,无不与市民日常所思发生强烈的共鸣。


《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反映了一般市民形象,《金瓶梅》《歧路灯》《儒林外史》展现了市井民众的欲望和情感,戏剧《清忠谱》《双熊记》和曲艺的种种形式“多以市井琐屑”为题材,明清戏剧的演出场所则涵盖了皇室宫廷、藩王府邸、民间草台庙会、市井勾栏等,观众涉及社会各阶层人士。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市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宋代市民阶层的形成更使市井文化面目一新,明代中后期启蒙思潮的蔓延,使得市民阶层和市井文化为迎接近代做好了准备。”


赵伯陶在书中写到,市民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和手工业的进步,市民心态也是五光十色、丰富生动。白金狂潮下的喜怒哀乐,情与杠杆下的悲欢离合,生灵叹息下的困惑迷惘,专治枷锁下的期盼追求,透露出封建时代市民的享乐观、义利观、婚姻观、伦理观、功利观、道德观、宗教观、政治观,以及突破传统的价值取向等。


市井衍生出无限故事,既有对传统秩序的挑战,也有对新秩序的启蒙,活跃于其中的人,都曾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手执烟火,遍寻生活。


参考资料:《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中国古代的市和市井市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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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索
刘江索
编辑部 │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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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2

而立之虫
已阅,感觉像读了一篇毕业论文
11-21 00:55
四只猫咪八杯茶
666
11-16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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