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出版人郝明义来说，2009年5月14日，注定是充满转折意义的一天。凌晨三点半，比往常早起的时间还要更早一些，他在北京朝阳区一间公寓里醒来，兀自对着黑漆漆的窗外发呆。

“突然，我像是在一团漆黑中看到什么影像。然后，影像越来越清晰。那一个一个方块形的东西。方块的每一面都有不同的设计和作用。然后是一个个方块排起来可以有什么学习作用。连名字都一下子有了。我不由得叫起来：是你！”郝明义赶紧找来纸笔，把想到的东西画了下来，并给它取了名字：ChineseCUBES，中文名“中文妙方”。

三年后，2012年11月28日，郝明义在纽约时间凌晨4点醒来，打开邮箱，收到同事转来一封iF Design Award的通知信：“中文妙方”获得2013年iF设计大奖中以数位、游戏、媒体产品为主要参赛者的“传媒设计大奖”（Communication Design Award）。

“我三年前就等着拿这个奖了。”郝明义说。自1953年开始举办的iF设计大奖，每年有至少数十国、数千件顶尖产品参赛，被誉为全球产品设计界的奥斯卡奖。当“中文妙方”从2013年4300多件参赛作品中胜出时，他很淡定，“但想到iF设计大奖之前的得主有Sony随身听、iPhone之类的产品，‘中文妙方’可以和它们并列，还是感到欣慰”。

“中文在全球这么热，我认为所有的华文世界的文创产业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不是一个比喻——“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汉语都提升为第二大外国语。但是通常第二大和第一大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还有很大。”

2008年，北京奥运闭幕式第二天，郝明义把家从台北搬到了北京，希望藉由大陆市场开发一款教外国人学英语的产品，让全球都能接受。一年后的那个晚上，他灵光一闪，决定将拼音、简体、繁体、翻译与AR Code同时放在一个方块上，建立了一套有别于传统学习中文的系统，并用西方的思考逻辑与先进的科技研发出这套产品。

“如果说讲英语的人好像在走路的话，他们学法语、西语等，像是再去学舞蹈或跳高。但是学中文，对他们来说是去游泳，从陆上进了水里，完全不同的逻辑。尤其是中文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外可以讲得一口好中文，但是读和写，往往就是另一回事了。”郝明义看到西方人学英语的困境，他深信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想要帮他们解决这个难题，必须依靠数位科技，这也是他在读培根的《新工具》时受到的启发：“期望能够做出来从未做出过的事，而不用从未尝试过的办法，这是不健全的空想，是自相矛盾的。”

这也和全球越来越炙手的“中文热”不无关系。“中文在全球这么热，我认为所有的华文世界的文创产业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不是一个比喻——“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汉语都提升为第二大外国语。但是通常第二大和第一大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还有很大。”

“中文妙方”想要消除西方学习者对中文方块字的恐惧，一个字一个方块，每个方块都透过AR（扩增实境）技术，让学习者可以像玩游戏、看动画似的学习听说读写，消除痛苦，增加趣味。“老外学中文，一不小心就落入死背硬记的胡同里。事实上，中文不像许多拼音文字，没有时态没有主受词的变化，是最好像堆积木一样，运用想象力和创意去学习的语言。事实上，运用想象力和创意去学习，不只是学中文，也是学习其他语言，甚至所有其他知识的诀窍。”

构思出“中文妙方”的第二天，郝明义立即从北京飞回台北，他急须找到两个人：设计师Akibo和黄心健——他们曾在2008年和郝明义有过合作，在短短14天做出了“我们的希望地图”网站。三个人碰了头，开了不到两个小时的会，就把“中文妙方”的数位元素和互动设计定了案。然后，再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中文妙方”的原型开发完成。那一年十月法兰克福书展开幕，“中文妙方”第一次登场。

直至2012年4月，“中文妙方”产品开发才真正完成，准备在秋季上市。为了进行消费者测试和其他上市前的行销准备，郝明义从北京搬到了曼哈顿，在前任企鹅集团的总裁（现Overlook的老板）彼得?梅尔的公司里分租了一间办公室，开始了自己的美国梦探险。56岁的郝明义买了一台Scooter电动车，穿梭在纽约各街区，越来越斗志昂扬。从纽约，到新泽西州，到康涅狄格州，再到达拉斯和休士敦，他和他的团队奔波在美国许多学校，演示“中文妙方”。

“学校无论如何还是会存在的，但是老师的角色会改变。传道、授业、解惑，这三者的角色，后两者可以越来越借助其他的工具，而老师最重要的是传道——尤其是以身作则的道。”

中文妙方”是一款怎样的工具？它只由200个汉字构成。

这些汉字主要根据两岸常用汉字字频以及HSK考试用字选出，按照日常生活的需要，分为基本人际关系、数字、天气、家庭等各种不同的主题，总共有12个主题。哪怕是中文零起点的人，通过这200个汉字就可以完成3万个词句组合，解决日常生活中很大一块需求。在郝明义的构想里，“中文妙方”提供了learning mode（逐步学习）和free style（自由组合）两种学习方式，learning mode里设计了共311个level ，每个level约15分钟能上完，每天学习时间 30分钟，上两个level，约6个月左右能上完。如果学习者花更多时间，就可以更加快。3万个词句是 free style里的自由组合，课程里不是每个都教，主要供学习者自己去探索各种可能的组合。

“有老师指导还是最好，但是因为我们产品应用数字科技的特质，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一个外国人也可以独自学习。这是‘中文妙方’最特别的地方。”郝明义正在参与着一场科技改变学习方式的运动：“学校无论如何还是会存在的，但是老师的角色会改变。传道、授业、解惑，这三者的角色，后两者可以越来越借助其他的工具，而老师最重要的是传道——尤其是以身作则的道。”

“过去，国际上教授中文，有字本位与词本位之别。但我觉得那是由于传统的纸本书籍或录音CD工具上的限制，而导致的局限。现在，‘中文妙方’使用新的数位科技，证明了可以突破这些局限，而成为全球第一套以字带词的中文学习工具。”郝明义希望，以为“中文妙方”这种新的沟通设计，西方人可以不只是因为中文在现实上的强大而不得不学习，更可以体会到汉字特有的逻辑美学。

“笛卡儿在《谈谈方法》里，归纳了学习的四大原则。其中的第二条是：把每一个难题切分成越多部分越好，以便一一妥为解决。第三条是：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我觉得这简直是对学习中文来说的。中文最基本的部份，就是‘字’。大部分的字，本身就有独立而完整的意义，这就可以运用。而最奇妙的是，每当你学了一个新的字，都可以和你之前学过的字相结合，成为新的词句。这种叫作螺旋式的学习法，在中文学习里可以表现得特别清楚。”

“台湾出版者有两条出路，一条路叫大陆，一条路叫网路。”

“一个有点疯狂的计划”。郝明义如此评价“中文妙方”的开发，“这其实是一个平面的出版者往数位出版转型的一个尝试，也是一个从来都在台湾运作的出版人，突然间跳到大陆去了，又从大陆跳到纽约去的尝试，可以参考的经验也很少，几乎没有，算是一次‘越己挑战’吧。”

郝明义在台湾参与传统的出版已有三十多年，他曾在中国时报担任编辑，是最早将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和卡尔维诺引介到台湾的人，同时也是最早将版权观念输入台湾的出版者。离开中国时报后，他创立了大块文化，又出版了包括几米在内多位作者的畅销书籍。

“这三十年来，我看到了台湾出版业在戒严时期种种拘束下的状况，也亲身经历了解严之后爆炸性成长的阶段。进了2000年之后，台湾出版市场忽然间就开始进入饱和以及饱和之后竞争的激烈局面，这使市场变得非常辛苦。再加上外面又有整个数字化出版大风暴来临前夕的危机感，种种因素使得我决定要走一条以前没有人走过的路。”没人走过的路，郝明义曾经有句认真严肃的玩笑话：“台湾出版者有两条出路，一条路叫大陆，一条路叫网路。”

无论是逻辑思维方式还是实际操作程序，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都差异巨大，郝明义的数字化探寻走了三年，走得并不轻松。“我对‘中文妙方’的产品价值，从来没有过怀疑。但是在软体开发的过程里，实在耗费心力太大。软体开发，和书的出版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书的编辑和调整，再复杂也是平面的、线性的。但软体却是立体的，多向的。不只是需要的人才完全不同，最主要的，是从观念、组织架构到工作流程、调整方法都完全不同。”

三年后的今天，郝明义发现：自己离过去的世界越来越远了。他越来越少做纸本书了，台北的同事不再来问他出版的事了，他越来越不管大块文化的事了，他相信和他一起工作多年的团队，不需要他的参与，也可以把公司运营得很好，甚至更好。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对记者说：“能不能帮我说一声——有兴趣推广汉语教学，或者语言学习的人，请到微博上跟我联系。”他越来越少回台北了，和北京家人相处的时间当然也不够。而他飞行的时间和次数，越来越多——每一两个月就要从纽约来往台北和北京一趟，还有一次一个星期里飞两次台北，其中一次只待一天的纪录。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好好地在亚洲经营自己的出版公司，到了这个年纪不但重新创业，还如此奔波辛苦”。我说，‘其实我有三个理由。一个当然是为了自己公司在数字浪潮的冲击下，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另一个，则是想以自己本身当个实验，看一个台湾的业者，到底可以如何在文创产业上有突破性的发展。如果我可以走出一条不同的路，应该有助于台湾其他的业者也有新的思考方向。最后，海峡两岸说要一起在文化上走出去讲了很久’。台湾到底可以如何携手大陆，一起开展全球市场，需要一个实例来印证。我想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