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时,策展人李杰所在的成都A4美术馆刚成立没多久。受地震影响,场馆不得不停摆。那段时间,馆长孙莉带着团队和艺术家们前往了灾区。他们试图通过自己擅长的艺术内容去疗愈受伤的人们。李杰说:“在那时,艺术发挥的不再是审美功能,而是为失去家园的人传递一些关爱,从而弥合他们内心所缺失的东西。”
也正是从那时起,李杰和A4美术馆开始关注到一个曾经被遮蔽的群体——儿童。2011—2014年,他们一边在城市中为孩子开办公益展览,一边以艺术家驻派的方式,在乡村开展艺术教育。
儿童美术馆为孩子们打开了多元的表达渠道。 /受访者供图
但李杰很快意识到,“山村的这条路难以走通”。对他和团队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人们意识的根深蒂固。他发现,一旦合作的学校换了校长,对方就要重新去适应他们的那一套教育方法,而那些接受了现代文明价值观输入的孩子,也时常会对原生家庭的生存境况心生厌恶。
李杰说,这样快速而直接的介入,其实给山里的孩子和家庭带来的更多是不适应。除此之外,他还察觉到,很多与美术馆合作的企业,秉持的观念似乎也不是他认可的。他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把乡村看作城市的‘后花园’,把与山村儿童‘在一起’的过程看作一次团建,他们把那种很不舒适的感觉带到了乡村孩子的生活现场。”
教育资源更好的城市儿童对待艺术的态度会不会更乐观呢?/图·unsplash
于是,他开始思考:教育资源更好的城市儿童对待艺术的态度会不会更乐观呢?他做了不少调研,结果发现,儿童的问题是普遍性的,大量孩子的处境都需要重新审视。
发现缺席的儿童
李杰的家中,三代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所以从小他就和很多孩子有过接触,对他来说,身边的同龄人就像一本本书,他在成长过程中,就阅读到了不同时代青少年的状态。他说,孩子并不是一张白纸,他们就像源代码一样,有自己的交流方式,也有独特的个性。
深谙此理的李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就很注意记录孩子平日有趣的言行。在李杰所写的《童年美术馆》一书中,他就写到了儿子的一个表现:“临睡前,我发现4岁的儿子穿着一条底裤呆坐在窗上一动不动。我静默不语,在一旁观察。时间过去了一分钟,两分钟,他表情严肃,眼神放空,没有一丝‘回神’。我俯身向前,用手在他面前比画了两下。他终于忍不住咧嘴,对我认真地说:‘我是一个雕塑’。”
为什么我们掌握了语言,有了知识的经验,反而对世界失去好奇?/图·unsplash
这个场景让李杰很受触动。他说:“成年人就不会用身体去轻易模仿静止的塑像,我们只会觉得,这是古罗马、古希腊的艺术,跟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关联。”他明显地感觉到,我们成长过程中,正在经历创造力的滑坡、问题意识的减退与学习热情的淡漠。他不解的是,为什么我们掌握了语言,有了知识的经验,反而对世界失去好奇,变得越来越同质化了。
他一边琢磨,一边寻找答案。2018年4月,他去参观了一些注重儿童教育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其中就包括世界上第一座儿童博物馆——纽约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独自前往的他,在和工作人员沟通之后,拿到了一张“成人票”。他“突然有种别样的感受”,他想:如果儿童独自进入“成人”的博物馆时,会不会也有一种微妙的心境?
喜欢艺术,是人最为原始的冲动。/图·unsplash
参观时,他最大的感触是,场馆内有着极为自由的氛围。在那里,家庭和社区的人,已经把孩子的艺术教育当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他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学校教育和社会美育跟这个空间联系到了一起,这是极为重要的。”除此,他还观察到,馆内并不像我们传统观念中那样,去保护所谓的“镇馆之宝”,“他们更在意的是人的体验和关怀,在互动和玩乐当中,孩子就能受到鼓舞”。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有些美术馆和博物馆在针对家庭观众的策略上,仍旧采用比较机械化的方式。譬如,小朋友在工作坊中临摹画作,而家长在一旁刷手机。李杰觉得,很多人对艺术教育都存在着误解:“我们以为应当是孩子的艺术能力或技能的培养,实质上,喜欢艺术,是人最为原始的冲动。”
在儿童建立人生观和世界观之际,艺术能够为他打开多元的表达渠道。/图·unsplash
在李杰看来,在一个场域里,孩子本身就应当是放松和活跃的,他们对光影、对图像,都有自己的感受与反应,“就像给他们放置了一个沙坑,孩子本能地就会去挖水渠、涂鸦、做水坝”。对孩子而言,他们不需要去确定一个所谓艺术的方向和道路,他们应该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在广阔的艺术土壤中生长,“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些种子会长成什么模样”。
李杰说,当下的现状是,当学业压力过大,孩子第一个放弃的有可能就是艺术。这是他很不推崇的。“因为在儿童建立人生观和世界观之际,艺术能够为他打开多元的表达渠道,也能赋予他观看世界的角度。当他困顿、焦虑甚至抑郁的时候,艺术是一股充满可能性的力量。”
造一个“肆意妄为”的树洞
在学习优秀的同行之余,李杰和团队也在A4美术馆做着相关的艺术实践。他策划只属于孩子的主题展览,也推动着iSTART儿童艺术节的发展。但在推进的过程中,他时常会进入困境,而每次造成瓶颈的,几乎都是成人的固化观念。
在学习优秀的同行之余,李杰和团队也在A4美术馆做着相关的艺术实践。/受访者供图
李杰说,80后以及更早的家长从小接受的美育教育是有限的,所以家长对待儿童的艺术培育,就像消费者选择产品一样,“但往往这么做,会扼杀掉孩子对更广泛的美的感知”。此外,美术馆、社区以及学校也都处在过去的惯性之中——它们往往认为自己是权威,是儿童的代言者或引领者。“这就造成了,儿童作为参与者和创造者的角色被削弱了,只能成为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最后孩子既不想和家长交流,也不想去逛美术馆。”
在意识到这些后的一系列实践,让李杰和策展团队更加知道孩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了。他们一方面参考学术材料,研究“童年”的历史沿革;另一方面,他们也走进儿童,去关注儿童世界中的那些边边角角。
李杰想陪伴每个孩子去探索那一方未知的天地。 /受访者供图
来到场馆的孩子性格各异,有外放张扬的,也有内敛寡言的。其中有一个喜欢蚂蚁的孩子给李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位小朋友不善表达,但李杰和他聊天时发现,他对蚂蚁情有独钟。孩子不但会观察,还会自学一些知识,来研究这个种群,它们的习性、怎么繁殖、如何进食、有哪些天敌,这些问题他都了如指掌,甚至成功说服了父亲同意他将蚂蚁养在家里的地板上……李杰觉得很神奇,便鼓励这个孩子在美术馆里也造一个“活”的蚂蚁乐园。
这个有些“冒险”的项目,最后还吸引了另外50多个小朋友一同共创。在这期间,李杰见证了这个孩子的变化,“他变得爱交流了,并且非常自信”。李杰对此颇有感触,他说:“我们在意的并不是小朋友们最后的作品,而是在这个内容里生发出的命题,或许它自始至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他用真诚,给我们呈现的是生动的、有温度的东西。而这,恰恰是最好的艺术与生命的状态。”
孩子用真诚,给我们呈现的是生动的、有温度的东西。而这,恰恰是最好的艺术与生命的状态。/图·unsplash
这也正是李杰和团队坚持做iSTART儿童艺术节的初衷。他说,之所以叫iSTART,是因为他希望,每一个“i”(小小的我)都能提出自己的小愿望和小问题,而作为成年人,他们所能实现的,就是陪伴每个孩子去探索那一方未知的天地。他想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树洞”,在那儿,可以肆意妄为,可以寄放任何梦想。
除了美好的话题,李杰也从不忌惮与孩子们探讨那些深刻的内容。最近几年的展览主题,都稍显沉重。2017年,展览命名为“另一个世界”;2018年,展览叫做“童年疗养院”。在那间美术馆里,儿童用他们的视角讲述着伤痛、死亡以及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李杰在和很多孩子的交谈中发现,有时候儿童对于生命的理解,成年人未必能充分认知。/图·unsplash
之所以选择这些,是因为李杰在和很多孩子的交谈中发现,有时候儿童对于生命的理解,成年人未必能充分认知。在孩子们做出的作品里,有人根据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构建了没有成人的儿童世界;也有天生全盲的孩子通过触觉绘画呈现了一个“看不见”的多彩世界。
李杰试图告诉孩子们,童年并不是只有快乐,它同样也有很多隐秘的角落,“当小朋友能和苦难、困扰正向地相处时,他们或许就可以用自己的天真、浪漫、反叛和生猛的想法,去应对更大的挑战”。
看见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2019年“一席”的演讲中,李杰提到了一个记忆犹新的案例,他说:“我在2017年得到了一个其貌不扬的小本子,这个本子来自3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她们从9岁开始花了3年的时间,秘密地通过传递的方式,在本子上写满奇怪的文字。”
李杰看完上着锁的本子,感到非常震惊。孩子们想要干一件“伟大”的事儿——建立一个国家,国家的名字叫嘎嘎(GAGA)国。当时她们的家长很不解,他们和老师说:“我觉得我的孩子好像生病了。”因为孩子们一放学,就拉上窗帘,在房间里悄悄地讲家长听不懂的语言。
在孩子们眼中,嘎嘎国与现实世界是平行的,离开学校之后,她们可以脱离自己的身份,进入那个异想世界。/图·unsplash
后来,李杰询问过孩子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们告诉他:“因为知道在一个国家上建立另一个国家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必须要有一套成人无法理解的话语方式以及动作。”在孩子们眼中,嘎嘎国与现实世界是平行的,离开学校之后,她们可以脱离自己的身份,进入那个异想世界。
那个空间里,她们是国家的创始人,也是规则的制定者。她们有自己的“宪章”,有严谨的地理系统,有不同的阶层——最高阶层是“叫花子”,最低的是“总统”,有货币,还有致敬地球文明的艺术作品……
随着展览的推进,这个国度的参与者从最开始的3个人变成了150多个人。没有老师给他们做提案,也没有家长干预,他们只是把自己的想象和见识不断地填充进去。这个临时的共同体用了不到6个月的时间开创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之前觉得他们疯了的家长,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孩子身上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图·unsplash
此后,李杰在数次分享中都提到过这个案例。在其书作《童年美术馆》里他也用大量的篇幅来讲述这段故事。李杰说,对一个成年人来讲,6个月可能都完成不了这个项目的论证。“成人会想,我们凭什么建立国家?这不是犯法?”可这群孩子却打破了强调逻辑的思维,他们创造了一个无限的游戏,让人得以永久地玩下去。李杰认为,这是一种我们已经淡忘了的生命能量,同时也是推动未来社会前行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也正是有感于嘎嘎国的故事,不少家长、老师改变了原来简单粗暴的教学方式,邀请孩子们与美术馆一同共创项目。在走访家庭、学校的过程中,李杰能看到很多潜移默化的改变,这种良性的进步,是他一直渴望见到的。今年,李杰也会和团队把这些理念拓展到更多的场域,“往城市外走一走,照顾到不同背景的孩子,包括一些留守儿童、打工子女和特殊学校”。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李杰在家把自己这些年策划儿童艺术展的经历写进了《童年美术馆》一书中。他希望,这些工作模型和共创方法,可以被更多人看见和实践。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儿童艺术节、生活节在各地诞生,它们正悄然改变着传统的教育模式。李杰相信,这些微小的变化,会一步步推动社会教育的发展。到那时,“儿童友好”也就不会停留在一个口号或者大人们想象的标准上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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