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今年1月播出的日剧《限界集落株式会社》，日剧控莫莫第一次听说“限界集落”这个词。该剧第一集特地解释了“限界集落”的涵义：即常住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人超过半数，从而难以维持共同体的村落。而该剧的女主，就来自这样一个名叫“止村”的村落，所谓“乡下的乡下”。

在7月播出的日剧《拿破仑之村》里，莫莫再次听到“限界集落”这个说法，这次指的是东京附近的神乐村。这两部剧如出一辙，主题都是如何振兴濒临消亡的“限界集落”。在看《拿破仑之村》时，习惯只看不说话的莫莫破天荒地发了弹幕，和B站网友热烈地讨论：“这么关注农村现实的剧，就该拿到央视一套去播！”“很有感触，也很有借鉴意义，日本农村的今天就是中国农村的今天。”

是的，中国的村落也正在消失，而且，人们往往对此无计可施。多年来致力于古村落保护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在今年“两会”上再次提出，“近10年间，我国失去了90万个村落”，“世界任何一个民族没有这么快的速度失落它的村落”。他忧心忡忡于千村一面，而大批年轻人往城里走，村落失去了活力，正在走向崩溃。当时也在“两会”会场的导演冯小刚则表示，他拍《1942》是到山西拍的，因为在河南找不到适合的古村落，“房屋都贴上了瓷砖”。

目前日本有超过1万个限界集落，称之为“日本消亡的序章”，并非危言耸听。

“限界集落”翻译成中文，有称“极限村落”的，也有称“边缘村落”的。1991年，在研究林业衰退问题时，日本高知大学人文学部教授、社会学家大野晃注意到边远村落老龄化严重的现象，于是他提出“限界自治体”概念，以指称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50%的村、町和市等行政单位。由此延伸出这些概念：5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50%的村落称为“准限界集落”，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50%的村落称为“限界集落”，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0%的村落则已经是“危机集落”了。

而城市里也出现了“限界市镇”，如北海道夕张市2006年时老龄化比例上升到41%，成为日本城市中老龄化比例最高的。2012年由天海佑希主演的日剧《青蛙公主》反映的正是一个从百老汇归来的音乐剧女演员如何带领本地的一个废材合唱队，为避免家乡小镇被并入其他城市而作出努力。

日本国土交通省2006年对“限界集落”有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有7878个限界集落，未来10年内可能会有423个村落消失，而在更长远的时间内有消亡可能的村落达到2220个。2011年，日本总务省再次就此进行调查：截至2010年4月，限界集落数量达10091个，比2006年多了2000多个。《拿破仑之村》中称之为“日本消亡的序章”，看来并不是危言耸听。

限界集落日益增加，既是日本社会老龄化的结果，也跟日本相关政策有关：日本历来在公共投资和政策优惠上向大城市倾斜。1999年，政府启动“平成大合并”，将村镇的行政部门、医疗和市政设施（如公交、铁路线）移至大城市或“地方据点都市”，这直接导致了大量村镇地区的“空洞化”与“边缘化”。留在乡下，没有工作，务农的话连零花钱都赚不到，于是年轻人能走的都走了，不管是东京还是附近的城市，总之能出去就好。

因此，地方振兴（在日本，“地方”一词专指东京等大城市之外的地区）成为日本社会的焦点话题。《限界集落株式会社》根据作家黑野伸一所著的同名小说改编，这部小说2011年出版时引发广泛关注。有日本评论家指出：“这些村落不能仅仅成为历史的博物馆，它们应当作为城市化政策负面效果的样本，供人们吸取教训。”

被称为边缘的土地一定也有宝贝，关键是如何挖掘。

那么，如何振兴，或者说如何改造限界集落？《限界集落株式会社》和《拿破仑之村》中，不约而同地设置了来自都市的营销顾问角色，让他们带领村民展开自救，认为“被称为边缘的土地一定也有宝贝”——关键是如何挖掘这些宝贝。

一般的办法显然不太奏效。就像《拿破仑之村》中的女公务员所说，为了振兴神乐村，他们也不是没尝试过各种方法，但都不成功：做过吉祥物，没被记住（日本各地的吉祥物实在太多，目前最成功的也不过是熊本熊而已）；试图上B级西方美食特辑（B级美食指价格亲民的大众化美食，与此相对的是以高级料理为代表的“A 级料理”），结果被归入不入流的C；组织农村体验旅行（就是农家乐），居然只有两个人报名！

专家出手则不同。《拿破仑之村》中唐泽秀明扮演的男主，其原型是石川县公务员高野诚鲜。高野和很多日本年轻人一样，年轻时上东京打拼，之后回到家乡，当上了公务员，为地方振兴出力。他最厉害的事迹是把石川特产大米“神子原米”献给罗马教皇，并得到了教皇的赞赏。以此为契机，“神子原米”成为石川县的名片，打开了该县的知名度。高野本人则据此写了一本《给罗马教皇吃米的男人》。在剧中，这个故事成为其中一个案例，唐泽老师甚至请学弟动用了卫星，经卫星扫描得出全球大米最好吃的区域，而神乐村就在其中。难怪改造完神乐村后，唐泽老师马不停蹄奔赴下一个待改造的村落——每一个地方都希望有这么一位超级公务员吧。

至于如何让人和钱回流到村镇，除了吸引年轻人到村镇居住（《拿破仑之村》中就设计了一个与《龙猫》一模一样的情节：妈妈到乡下养病，爸爸带着两个女儿在村里定居，村民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日本的“故乡税”方案也值得借鉴。

所谓“故乡税”，并非强制征收的税种，而类似于捐款，完全出于自愿。具体操作办法是：日本民众可以向开征故乡税的市、町、村的任意一个行政自治体缴纳税款，这个地方可以是自己的故乡，也可以是别的地方。为鼓励人们交故乡税，日本法律规定，缴纳故乡税超过一定金额之后，可抵扣本来应缴的其他税款。而在不同的地方，给予纳税者的回礼也各自不同——多半是当地名产，有些市镇的回礼则是承诺帮忙照顾纳税者留在家乡的房子和家人，这也是吸引人们缴纳故乡税的原因之一。

2008年，故乡税开征的第一年，有33000多人次缴纳了72亿日元税款；2013年，故乡税缴纳人次超过13万，税款更达到140亿日元。人虽然没回去，但钱回去了，这也是支持地方振兴的一种有效手段。

“我的乡愁里可没有咖啡。”

在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边走边啃腌萝卜》中，日本舞台设计家、作家妹尾河童记录了位于鸟取县的佐治村（按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个限界集落，不过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如何靠“佐治腌萝卜”打出知名度——须知，当地并不是著名的萝卜产地，村民本来也不擅长做腌萝卜。因应稻米减产的政策，村民不得不另辟蹊径，研制出广受好评的“佐治腌萝卜”。

妹尾河童的记录中更有价值的，是如实描述了一个乌托邦的幻灭：来自都市的年轻人曾在这里建立“樱桃乌托邦”。然而，在当地村民看来，他们不过是在玩过家家，美其名曰“打造新故乡”，其实根本没有融入村子的日常生活，也没有考虑到村民的感受和实际需要。比如，村里的道路每逢雪融就泥泞难行，村民莫不希望能早日铺设柏油路。但是这群年轻人居然说出这样的傻话：“马路没有铺柏油，小便的时候尿会渗进土里面，看了真是觉得自己来到了乌托邦啊！”

关于要不要铺柏油路的分歧，不由得让人想起去年关于路灯和星星的一场讨论：碧山村的村民希望村里装上路灯，不仅可以照明，而且灯火通明也意味着经济发达；“可是从外地特意赶来的诗人，如果看到路灯就会非常失望：这样就看不到星星了”。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改造一个边缘村落，应该怎么改？外来的他者固然是促成改造的主要因素，但是，改成什么样子，到底是他者还是居住在此地的村民说了算？可能会有这样的纠结：知识分子如欧宁会觉得像西递、宏村那样发展旅游不妥，“村民为了招徕顾客，到村口抢生意、卖假古董”；但是，村民们说不定希望这些外来人帮他们策划“文化产业”呢？又或者，反过来，就像《限界集落株式会社》，为了村子的发展，营销顾问把整个村子当成一个公司来经营，既然是公司化，就必然要求规模化、效益最大化；然而，村民觉得公司化改变了村子原有的氛围，他们自问：挣更多钱是我们想要的吗？这样做就能挽救这个村子吗？为了挣钱把多年乡里乡亲的情份丢掉了值得吗？

在去年关于碧山村的讨论中，曾有人这样说道：“我的乡愁里可没有咖啡。”这话可能有点情绪化——喝咖啡与村镇并非不能兼容，但也点出一个事实：乡村改造从来不是容易的事，要解决诸多问题，可能抱着美好的初衷却最终失败。正如冯骥才所说，古村落的维护和发展，“变成了官员的政绩、学者的科研成果、开发商的资源”。他所担心的是，村民搬走了，村子变成空巢，传统也就完了，还有什么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