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被翻译成三十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掀起阅读热潮，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一大批社交网络的粉丝。本刊记者在耶路撒冷采访了这位学界新星，他认为造物并非人的天性，物质也从来与人的幸福感无关，相反，物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抹去人性，终结我们这一代人类。

在采访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之前，我在以色列做了一个小调查，发现十个人里有五个人知道他的名字，而对于剩下的五个人，只要提起“人类简史”这几个字，其中的三个就会立刻有回应：“写那本书的人是不是？”

赫拉利的那本书叫做《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下简称《人类简史》），它在以色列的畅销书榜上待了整整两年，同时被翻译成三十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出售，掀起了YouTube上的“人类简史”课程热。在这个历史学家只能靠分析历史魔幻小说博存在感的时代，赫拉利有个人网站和一大批社交网络的粉丝。他以未来学家的姿态被邀请到谷歌总部演讲，探讨硅谷是否能终结自由主义和《黑客帝国》的愿景会不会发生。英国《金融时报》编辑约翰·里德提起和他吃饭的经历时说，刚落座，隔壁桌就有女粉丝来求握手。

不过，等我来到这个“学界新星”位于耶路撒冷郊外的小屋时，这一切热闹都消失了。在耶路撒冷通往特拉维夫公路边的一个小山丘上，赫拉利租的小屋被树木完全遮掩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屋外挂着的名牌上既不是他的名字，也不是他先生的。他穿着白底蓝色细格的衬衫和卡其裤，走到种了两排朴素花朵的院子里来迎接我，随后带我走进布置得相当简单的客厅，除了特意放在桌上的二十几本不同国家版本的《人类简史》，能吸引人注意力的就只有两条狗了——都是他俩从路上捡回来的流浪狗。

历史不能逆转，但可以让我们审视现在的错误，比如对物的依赖。

在《人类简史》里，赫拉利一大引人注目的观点是：农业革命是史上最大骗局，它让人被各种各样的物质捆绑、驯服，从而大大降低了人类作为个体的幸福感。赫拉利花了大篇幅来描绘农业社会之前的幸福画面：采集狩猎时代的人类日出起床，去森林里采蘑菇打野味，中午就能采集完一天的食材，回部落开饭，之后就是闲暇时间，没有环境污染，没有大量重复劳动，没有待付的账单和要洗的碗。而一到了要迁徙的时候，他们站起身就能走，没有任何牵挂，他们身外物不外乎就是打火石。“他们的心理、宗教和感情生活多半不需要人造品的协助。”

而到了一万多年前的农业革命时，此前一系列的进化过程都被打乱了：在田间的大量劳作伤害了人体的脊柱，依赖于谷物的饮食结构破坏了均衡的饮食系统，饲养牲畜残害了其他生物种类的进化……

而农业革命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类学会了造物，从生产工具开始到各种为了生活便利的创造，最后都与人类的初衷相反，它们不仅没能把人类从繁重劳动和物质匮乏中解放出来，反而把人捆绑在了土地上，让他们不断操心未来。

此前，传统的历史学家歌颂农业革命，认为它让人口大量增加，经济大幅提升。“现代社会繁荣富庶，可能我们很难理解弊处何在，毕竟这一切的富裕和安全都是建立在农业革命之上，所以我们也就觉得农业革命真是个美妙的进步。”

赫拉利显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口中的历史学家是势利的，只从“力量”这一个方面衡量人类发展。“这些研究是重要，但往往彻底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普通人的幸福与痛苦。人类的一大悲剧是，我们懂得如何获得越来越多的力量，却不懂如何把它转换成幸福感。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人类比采集狩猎时代的人类强大得多，但我们的幸福感远远比不上他们。”

赫拉利与传统历史学家的另一个不同是：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把历史比喻为一个类似于经济学的二次混沌系统，每一个微小的偶然变化都会导致系统的连锁反应，那些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并不存在。所以，当我问他如果没有农业革命会怎样时，他没有进行一番人文领域常有的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给出了澳大利亚的残酷例子：采集狩猎模式在那里延续至18世纪，直到欧洲人登陆殖民，杀死了绝大多数土著。“采集狩猎模式所能支持的七八百万人口是无法建立起大城市、王国乃至帝国的，它也无法建立起金字塔、大教堂和大学，无法到达月球，无法制造出原子弹。”赫拉利说，历史不能逆转，但它可以让我们去审视现在的错误。其中之一，便是我们对物的依赖。

我们与当下之间，总隔着一道物质。

在书中，赫拉利把采集狩猎人称为历史上“作为个体，最有知识与技术的一代人”，因为生存模式决定了他们时刻处于当下。“他们的感官必须高度集中：既要找到蘑菇，也要警惕是不是有老虎在附近，每一刻都要全力地用鼻子闻、用耳朵听，绝不可能一边采蘑菇一边打电话。我们现在发明的高科技产品都是用来取代某一方面的注意力的，我们可以不活在这一刻却依然生存下去，但我们与当下的联系也总在被打断。”

赫拉利告诉我，他不考虑自己每天穿什么，他的先生会替他安排好。对于生活中的这些物质时刻，他的观点接近奥巴马——它们太磨人精力。放到整个人类思考，则是对物的依赖，磨去了人类感知外界与自我的能力。赫拉利确定地认为，我们所看到的世界远没有采集狩猎人看到的那么精彩，因为个人的生存质量很大程度上基于对当下的认识。农业革命后，农民开始日日担心雨季会不会延迟，占有大多数财富的精英则在担心如何获得更多的土地与财物。工业革命后，资本家操心如何创造更多财富，中产阶级则担心如何不让财富缩水。“我们总是走神，人在这儿，心却在担心明天怎么办，你不可能为了不确定的未来而高兴。”

赫拉利认为历史上每个物质取得突破的关头，人类的生活质量都反而变差了。“当代最好的例子就是人类发明了手机，希望它让沟通更便捷、让生活更好，但越来越多人抱怨自己更像是手机的奴隶——无论何时何地，它都能让老板找到你，告诉你做这做那，把你抽离出当下。”

但“物质让人幸福”的普遍信仰并不是在农业革命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它更多地来自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一种相信世界的财富总量是可以不断增长的经济模式。在资本主义“我富有，你也富有”的信条下，硬币的另一面——消费主义诞生了。资本主义的至高信仰是不断投资，消费主义的则是不断购买，两者结合，创造出了一个物质空前富裕和剩余的人类社会。

“用一句话概括消费主义就是：任何问题的唯一解决方式就是——买。你不开心？去买点什么吧。你的情感出现问题？去买点什么吧。你可以买实物，还可以买抽象的服务……到最后，唯一的问题就是：买什么？”赫拉利说，这种现象在历史的大多数时候其实都不存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最重要的是人际关系，因为人一生中90%的东西都是家人与社区成员给的。而现在，超过90%你需要的东西——至少是你认为你需要的东西，花钱就能买到，从侧面来说，人际关系不再那么重要了，这是人类生存的巨大转变，对东西方都一样。”

赫拉利举例说，在以色列，人们不再自己照顾年老的家人，他们会请一个完全不认识的菲律宾人，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既可以让他们继续赚钱，也可以兼顾到父母的需要，同时还让别人赚了钱，这就是以纯粹的商业关系为中心的消费主义。而在东方，他前不久读到一则新闻是中国政府鼓励年轻人多去看望自己的父母，尽赡养义务。他认为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要知道，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是尽孝道，现在却需要政府来宣传这件事。”

未来没有人机大战，只有“无用的人类”。

物质富裕催生出对物质的迷恋，迷恋又加速了物质的生产，这一循环导致了人越来越多地与当下脱离，一种压力与紧张感在全球蔓延，造就了对物的另一种主流态度：对机器的恐惧。

《人类简史》最后一章描绘的是未来：高度发达的机器人和突破了生物极限的不死的人类。因为科幻作品，前一种场景更多地被提起，但在赫拉利的愿景里，“机器人终将奴役人类”的命题是一种误导。“真正的危险其实是，机器人把人类变得无用了。”

他指着我面前的咖啡——他先生劝人喝咖啡的杀手锏是：“我们有一台超棒的咖啡机哦！”而我也立即就范——“试想一下，如果所有的咖啡机都联网，每一台机器都知道你的个人偏好，那即使去到最遥远的角落，你也能喝到你最喜爱的咖啡，但这样的结果，是地球上的咖啡师也都失业了。”

失业的不仅仅是靠手吃饭的人类，还包括靠逻辑吃饭的脑力工作者，下象棋、开处方的机器人已经存在，赫拉利看了我一眼说，还有写体育与金融简讯的新闻机器人。我争辩道，起码人类还有非理性思考的优势——艺术和人文。赫拉利却说那也可以通过人为设置“逻辑错误”来实现。他举了已经出现的音乐机器人的例子，还有日本的机器人歌星“初音未来”，后者甚至有了粉丝。“过去几十年里，人类最大成就在于生物学。我们发现所有的有机体都是一种算法，我们与大猩猩之间的区别，全是由大自然的算法造成的，没有超自然的存在，也没有灵魂这类事，算法决定我们的想法、情绪和感觉。所以说，‘代表自然的算法的人类不会被人工智能的算法超过’是没有道理的，算法就是算法，数学都是一样的。”

哈佛大学2014年的研究显示，二十年后，美国人才市场上超过一半的岗位将被机器人占据。赫拉利也因此预测，那时人类社会最大的问题会变成：机器太能干了，那还要人干吗？而更让他担心的，是与大批量“无用的人类”同时出现的一种“超人类”（superhuman）。他们是人类内部财富分化的结果：一小部分特权阶层将可以借助科学技术不断“更新”自身，操控基因，甚至实现人脑与计算机互联，获得一种不死的状态。“以前的历史上，贫富差距只是体现在财富和权力上，而不是生物学上的，帝王和农民的身体构造是一样的。在人可以变成‘超人类’后，传统的人性就不存在了，人类会分化为在体能和智能上都占据绝对优势的超人阶层和成千上万普通的‘无用的人类’。”

那时，对于人类的定义会改变。超人类与“无用的人类”的关系，也许会像七万年前的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一样——两者的身体构造类似，而最终，尼安德特人灭绝了，只在我们的基因里留下不起眼的标记作为存在过的证据。

半人类半人工智能的人还会恋物吗？赫拉利说，还是会。“只是恋的不再是外部的物体，而是那些能操纵人类身体与大脑的生物科技产品。我们会像在今天花几百万美元买兰博基尼一样，花一大笔钱买最新的超强手臂，那是未来的时尚单品。”那时，人类将变成我们创造出来的“上帝”，而我们这样的人类也将终结。至于世界会怎样，像赫拉利在书末写的，将取决于第一代“上帝”的信仰。

赫拉利到底是个怎样的历史学家？他在《人类简史》里写道，因为经济增长有限，农业时代的人爱往回看，认为未来终不如过去，唯有到了科学家与资本家掌权的时代，人们才开始认为，好的总在未来。无疑，赫拉利对采集狩猎时代有一种特别的情怀，但总体上他对未来的憧憬大于担忧。身为素食主义者，他憧憬着人类通过生物学方式人工培植肉类及奶类制品，道德地对待被我们奴役了数万年的动物——在赫拉利讲述的故事里，永远与幼崽在分离的奶牛、一生待在不能直立的笼中的小牛等，都会让肉食者产生强烈的自责感：人类对它们的痛苦的漠视，正如欧洲人曾经对待黑奴、男权社会的男性对待女性一样，但最终，权力弱势一方的痛苦被势利的历史学家集体忽略了。历史需要这样的“不是为了要知道未来，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代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的历史学家，他“要想改变这个秩序，还得说服百万的陌生人都和他合作”，把人类从失控的增长中拉回当下，审视个体的生存质量。

临走前，我问赫拉利，对他而言，钱能买到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他答：时间。当然，是间接地用金钱换取空闲时间。“如果你再把它用来赚更多的钱，那你什么都没得到，这是一个死循环，也是消费主义最大的一个弊病。真正要‘买到时间’，你应该在这些时间里做些钱买不来的事，比如意识当下、与当下连接、了解当下。钱只能不断地分散你对当下的注意力，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你都不能用钱买到。” （赫拉利个人网址：https://www.ynharari.com/）

对话尤瓦尔·赫拉利

人与物的未来：善用机器，善待动物

《新周刊》：你在《人类简史》里提到，过去的世界经济决定了人们总是往回看，只有到了科学革命和资本主义，人们才开始认为未来会比过去好。然而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手工制作优于机器、一切传统都是好的。这是不是一种经济的退步？

赫拉利：那是因为人类正在失去对机器的优势，随着机器生产与消费主义的崛起，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而且人们在不断地意识到这一失势。举例来说，因为机器，人类存活至今失去最大的优势，在于观察力，包括对周围环境的洞察，对过去、现在变化的感受，及对自我身体的了解。如果你无法与当下产生联系，就会产生许多紧张感与压力，这种压力和紧张感像流行病一样在全世界传播。人们的感官正在丧失，全世界都在致力于增加速度，科技发展都致力于增加生活速度，于是人们总是被连接到一些其他的时间、其他的空间，失去了对当下的感知。所以他们开始往回看，怀念这之前的生活方式，但要回去是不可能的了。经济增长的这股力量是如此强大，没有人可以说：现在让我们暂停这一切，回到过去。

《新周刊》：人类想象中的自己与机器未来的关系，其实很类似于历史上的殖民战争，为什么人类总会有这种假想的敌意？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吗？

赫拉利：资本主义只有300年的历史，但战争和奴役的历史至少有成千上万年，事实上，人类整体的暴力程度在下降。在过去几代人的记忆里，小规模的战争依然存在，但大规模的战争已经没有了。在当代，战争是不可想象之物的状态，当你提及英国与法国，没有一件事会让你预判“英法会在一两年内开战”，你也无法想象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国与国之间也许会因为边界有一点小摩擦，但全面的战争，如几百万军队出征、轰炸整座城市，没有人能想象，也没有人真的做了全面准备。所以说，经济增长与资本主义实际上降低了暴力。

《新周刊》：从恐惧人类到恐惧机器人、恐惧自己创造出来的物，人类总是在恐惧，这是源自于历史某一时期还是人类本性？

赫拉利：我觉得人类对计算机和机器人这类人工智能的崛起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我们不该担心科幻作品里那些机器人作乱最终把人类变成奴隶的场景，这些想象是被误导的。未来真正的危险其实是，机器人把人类变得无用了，它们不用作乱，只要把人类的作用都取代了，就是很大的危险。在19世纪初，大型流水生产线的崛起导致了许多政治经济领域的困惑，因为这种情况前所未见，大家都不知道该拿城市里的大批工厂工人怎么办。而21世纪初，这种让人措手不及的情况又将出现。我们该拿大批“无用的人类”怎么办，这将是这个世纪最大的问题。

第二种危险是人类内部的分化。通过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不断发展，部分人，尤其是富人和有权力的上层社会，可以借由这些科学技术来不断“更新”自己，那时就会形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生物分类。以前的历史上，贫富差距只是体现在财富和权力上，而不是生物学上的，帝王和农民的身体构造是一样的。在人可以变成“超人类”后，传统的人性就不存在了，人类会分化为在体能和智能上都占据绝对优势的超人阶层和成千上万普通的“无用的人类”。这种危险发生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机器奴役人类。

《新周刊》：消费主义对物的迷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物相对于人的生命来说是永恒的，如果人的生命也具有了这种类似物体的永恒性，人类对于物的迷恋是否就终结了？

赫拉利：对某些物的迷恋的确会消失，但与此同时，人会增长出对另外一些物的迷恋。在19世纪和20世纪，“物”是外部的物体：鞋子、汽车、飞机……带动经济增长的产品也都是这些外在的物体。到了21世纪，带动经济增长的可能会是“身体”和“头脑”，鞋子和手机这些产品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将学会改造、更新甚至创造新的强大的身体部件，包括整个的人体，还将学会操纵和改造我们的头脑、精神世界和情绪。我们还是会恋物，只是恋的不再是外部的物体，而是那些能操纵人类身体与大脑的生物科技产品。我们会像在今天花几百万美元买兰博基尼一样，花一大笔钱买最新的超强手臂，那是未来的时尚单品。

《新周刊》：那么推动恋“外在物”的时尚产业是否也会消失？

赫拉利：那时的时尚会是生物人体的时尚，而不是外部的时尚。艺术界已经有了一种生物艺术（bioart），艺术家使用基因科技和生物科技去操纵人类和动物身体的变化，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那时的时尚也许会跟这种生物艺术联系起来。还有头脑和认知层面上的时尚，举例来说，当你回看过去几十年里的药品产业，包括心理医生开的合法的精神药品和毒贩那里的不合法的毒品、迷幻药，某十年里让人头脑无比清晰的一种药会流行，另一个十年里致幻的药物又变得很流行，这也是一种时尚。所以，外在的时尚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操纵人体与人脑的时尚会变成主流。

《新周刊》：你在书里描绘了农业革命以来人类奴役动物的不道德行为，在中国，动物被视作“会动的物体”，它们就是应该“服务”于人类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赫拉利：已经有很多科学研究表明，动物包括哺乳类、禽类、鱼类等都有意识，它们能认知到痛苦与高兴的情绪，也有复杂的情感。譬如，对于哺乳动物来说，最强烈的情感联系是在母亲与幼崽之间，包括人类、猴子和牛，等等。但看看人类发展起来的奶制品行业，整个行业的基础就是切断母亲与幼崽之间的联系。奶牛一产下幼崽，人就把两者分开，如果幼崽是公牛，就会被送去肉类加工厂，如果是小母牛，就会跟它的母亲一样在一个很小的笼子里被喂养大，成为奶牛，如此不断往复。如今世界有15亿头母牛都在这种痛苦中。有人会说，母牛生活在野外也会痛苦，它的幼崽有可能会被狮子吃掉。但这不同。狮子的寿命有限，它也无法完全控制牛的一生，而人类对母牛的控制和奴役却是一生的、全方位的，以至于人类已经完全不尊重它们的生命，它们心理的、情感上的需求完全被漠视了，所以这不仅仅是死亡那一刻的问题。还有一种观点是，人们认为某种物种越不聪明，那它的痛苦也越少，这完全是一个概念上的混淆，情感与智力之间没有正比的关系。诺贝尔奖获得者被捅一刀，他的痛苦就会比蠢人被捅一刀更多吗？再说一个例子，机器人越来越聪明，人类认为可以对它为所欲为，因为它是机器，没有情感——这两种说法是不是很一样？当然也有人知道它正在遭受痛苦，但完全不介意，像极端分子屠杀他人那种。那不是科学可以纠正的，那纯粹是道德问题。

《新周刊》：我们与动物的关系会改善吗？

赫拉利：我当然希望如此。这个时代最大的驱动力是科技，所以我希望关于动物情感的研究能更为人所知，让人审视与改善自己的行为。现在有一项研究是在实验室通过促成细胞生长来人工合成肉，所以，人类以后会有不需要宰杀动物就可以吃到的牛肉、猪肉汉堡。这不单单是道德上的因素，还有环保和经济上的合理性。当今全球很大一部分的环境污染不是由工业而是农业饲养造成的，从经济上看，“你想吃牛排，那就种一块牛排”比饲养一整头牛合理多了。你可以种一大片的牛排，只种最好吃的部分就好。有研究预计，人类在十到二十年内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我希望这样可以让人类纠正错误的对待上亿动物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