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境的时候,他略有些紧张。不是害怕,是紧张。此前,他似乎没怕过什么。
他背着两个帆布大包,大踏步地甩开身后的人群,一个人雄赳赳地走向了安检口。尽管严苛的安检程序他早已耳闻,但他仍本能地想试试这个自幼在歌词里就熟悉的陌生邻国,到底会有多敏感。“这是什么?!”包里的“长枪短炮”当然先被查到,硕大的尼康D2X和长焦镜头,让这个来自北京的东北男人,无法向眼前两位朝鲜安检掩饰自己的摄影师身份。
也许是紧张,他迅速变得像个有备而来却无辜的游客,低头从另一个包内掏出两大盒精装巧克力,径直递了过去:“This is chocolate from China,not from Moscow. Try please. Try!”接下来是几乎没有反应过来的十几秒:几双大手快速交递,几个冷峻眼神交汇,柜门开关的声音,相机转瞬被塞回包内……一个严肃又气愤的表情扔给他,嘴角挤了句:快走吧!——如今回想那个表情的细节,他说他永远都不会忘。
他身材高大,入关那刻,却像飞了起来,像个历险成功的少年。“我一出门,就像小燕子出笼一样,恨不能一蹦一颠地走路,打着口哨就冲出去了。我的作品其实是那一刻诞生的!”身后远远传来一声:“牛逼,老六闯过去了。”那是崔健,朝鲜之旅,就是他邀请老六同行的。当时,老崔像眼睁睁看着训练有素的“战友”先跨过了鸭绿江。
那是2005年,同行的另外几十位摄影师,无一例外,入境时全被“缴械”。只有老六一人,(偷)拍下了几十个G的“朝鲜的日常”,并在国庆典礼“阿里郎”现场,将长焦镜头置在崔健的肩膀上,暗中创作了那组经典的《舞过三八线》(也借用了崔健的同名歌名)。那组照片,让老六的真实姓名田益宾(Tian Yibin),陆续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媒体报道和艺术展上。
十年来,他很少对外讲起当年“闯关”的细节,只说,要感谢崔健。他不是隐藏,也不是忘了,是不断有更刺激的事要去做。他都追不上自己的念头。你想聊三八线,他跑去纽约冒险了;刚想问美利坚的禁忌,他去恒河边拍往生了。常年只叫他“老六”的哥们都说,这太像老六干的事儿了!
那时的老六,像极了贾樟柯电影里的“小武”:棕夹克、灰西服或土绿旧军装,架副黑框眼镜,半长的头发,有时还会夹本《约翰·克里斯朵夫》。
田益宾1963年生于黑龙江省大庆市,家中排行第六,从小就被叫老六。他身上有典型的东北人的血性和豪气,却时常错觉自己生错了地方——因为痴迷摇滚乐与艺术,整个漫长的青春期,他都觉得自己应该活在80年代的北京。1985年,22岁的老六进入大庆市文化馆,成了一名白天坐办公室、晚上玩乐队的“文化人”。
那时的老六,样子像极了贾樟柯电影里的“小武”:棕夹克、灰西服或土绿旧军装,架副黑框眼镜,半长的头发,有时还会夹本《约翰·克里斯朵夫》或《傅雷家书》。就是这样一个“看不出有多野”的文化馆馆员,几乎用他全部的热情和野心,为大庆那座工业油城不停注入摇滚精神。他曾在一次外媒采访中,开玩笑地介绍:大庆,就是中国的伊拉克。老六至今说起在家乡干过最得意的事,不是下海创业赚了多少钱,而是“在整个东北还盛行赵本山的时候”,他把崔健请到大庆,办了两场演唱会。
“80年代那会刚听崔健,我疯了,当时就疯了。那会儿就想,都别拦着我,我必须去北京,我必须认识崔健。”后来,老六真的常跑去北京——他成了北京音乐酒吧里常冒出来的那个“大庆来的小伙子”“打鼓特好的东北老六”“会玩爵士的文化馆馆员”“狂唱老崔的哥们”……在场朋友里,就有梁和平、周国平、刘元,也有崔健。老六靠性情和才华,渐渐和他们成了朋友。
1996年,用老六的话说,他动用各种人脉,终于请崔健带着“红旗下的蛋”打入黑龙江,越过省城哈尔滨,在大庆开起了演唱会。“两场,爆满。我们那破败的体育馆都震掉灰了。”20年前的大庆,要票的远多于买票的,老六搭进了几乎全部积蓄。“我在这个城市赚的钱,全部还给了这个城市。为了摇滚,值了。”
老六像完成了一次精神仪式。在那之后,他告别了东北的生活,包括曾经的家庭,给女儿留了50万“过河儿钱”,背着个相机就来北京了。他要彻底换个活法,当起了自由摄影师。
驻扎进北京的文艺圈,老六像“元神归位”回到精神故乡。周国平曾这样评价他:“在北京的艺术圈里,老六绝对是知名人士,不认识他的人大约不多。然而,在认识他的人里,没几人叫得出他的真名。我觉得老六自己也不在乎田益宾。老六爱音乐,吉他、鼓、唱歌皆上乘,但仅限于自得其乐或与朋友同乐,不给田益宾一点儿正式登台的机会。老六善摄影,抽象和人物尤具水平,但只把作品挂在家里或赠送友人,不让田益宾借他的光在摄影界扬名。”
老六背后的田益宾为数不多的两次“著名曝光”(也只是在知识分子圈内),是他在2001年创作的两组肖像作品: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大哲学家相继访华时,老六恰好“在场”,他用镜头定格了他们极精彩的瞬间。可直到德里达逝世时,他也未把这组照片公诸媒体。
老六说,创作有时也仰赖一种“偶然”,不知哪里会来一股力量,神助般推他一把。
这一次,老六玩大了。当他把队伍带到自由女神像前时,天空突然飞来六架黑鹰战机。
我曾经非常好奇地追问老六:当年“跨越三八线”那一刻,是出于什么心理远离同行的人群独自先去踩踏边界了?
“本能吧。”老六在他北京的工作室里,身后是《舞过三八线》的代表作:万千朝鲜少女整齐划一地舞动着裙裾,齐齐仰着如“沉浸于巨大幸福”的被催眠般的笑脸。“从小就这样,我本能地对集体有抗拒感,又对禁忌充满好奇。集体是虚构的,集体是不完整的。只有生命的个体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他越过三八线,拍下的正是个体迷失在集体中的命运。他是朋友眼中“最敢敞开胸膛广交朋友的人”,却又坚持认为再多的朋友都不是“集体”,而是无数个独立自由的个体,志同道合求同存异在一起。他抱起手边的吉他,吼唱起崔健的歌:“给我点儿肉,给我点儿血……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朝鲜之行后,老六又实施了一个壮举:他突发奇想跑去世界大都会纽约 “撒了点儿野”。2008年11月,老六带着50名“全副武装的北朝鲜军人”旁若无人地“空降”纽约华尔街、自由女神广场和曼哈顿墓园,创作了《我们的纽约》。这些“朝鲜兵”,是“艺术家田益宾”事先在法拉盛招募的穷苦华人,请他们身着军服腰挎道具枪支,“表演”北朝鲜军人。形象是会给人注入力量的,这支从美国社会底层征集起的队伍,在全副武装后真的有了耀武扬威的气势。在老六的指挥下,这支部队雄赳赳地“登陆”了。
这一次,老六玩大了。对于见识过世界各地太多奇异古怪行径的纽约来说,这一举动仍然触动了他们的敏感神经。“防暴警察来三辆车,荷枪实弹的,跟我对话时手就没移开过枪托。最后直接打了911,查我们的许可,要紧急驱散。”老六其实是兴奋的,所有的紧张只是来自承诺要保护好那50名华人“朝鲜兵”。他几次伸手要跟防暴警察握手,解释着“I’m an artist, It’s my work”,都被对方拒绝了。“我要的效果得到了。我表现得特别愤怒,但我禁不住还想感谢他。”
当老六把队伍带到自由女神像前时,有股“异象”还是让他紧张了:天空突然飞来六架黑鹰战机,强大的气流把草都吹倒,在他们头顶像要落下来。(漫长的)半分钟后,飞走了。老六错愕一下,才醒过来:快,敬礼!他用相机抓拍了下来,对始料未及的意外,他有天然的兴奋感。他美国的朋友后来说,美国80年代有部电影Home Frount,就讲朝鲜入侵美国,也许老六的行为再次唤起了某种危机感。当然,也可能正赶上美国老兵节,人家只是在高空演习。不过,老六得意的是,那天竟邂逅三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员,他又以艺术家之名“导演”了一幕“自由女神下美军与北朝军人的合影”。在他的镜头下,敏感的政治两极对立,被微妙地解构了。
因为“老六的冒险”,田益宾的名字被放在一些“朝鲜撞击纽约”“田益宾的影像入侵”等标题下,也有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揣摩“这位中国艺术家的企图”。“就是黑色幽默。这种荒诞感多迷人啊。”老六的口气变得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你看,资本主义失去了三次与社会主义握手拥抱的机会。太不礼貌了,我们已经到他们家门口了,都不握手! ”
作为颇了解老六的周国平说:“你以为他是在揭露?他只是好奇罢了。你以为他是在批判?他只是顽皮罢了。对于老六来说,比创作上的收获更重要的是,他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充满了喜悦,其实他是又痛快地玩了一场罢了。”
张兰直冒冷汗,对这个艺术家爱人,又爱又无奈。她说她治理过那么大的企业,但治理不了这个男人。
老六依然是大家身边的老六、六哥,甚至六爷。但唯独一个人,会喊他“六儿”。这人就是他的爱人,张兰。
田益宾的名字,再被“爱玩的老六”藏在身后也愈加困难。除了那些“冒险的作品”一步步把“田益宾”张扬了出去,这段近二十年的爱情和背后的家庭,也偶尔会使老六的真身曝光于公众中,甚至娱乐头条。
20年多前,老六还是随时从大庆潜入北京的摇滚青年时,那些party上听他弹琴、击鼓、翻唱老崔的人中,还有位圈中出了名能干又漂亮的女人——当时还在开阿兰酒家的张兰。张兰是梁和平、崔健他们的老朋友,年轻时骨子里也是爱唱爱跳的文艺青年。她印象里,老六当时“挺有才” “爱主动说话”“爵士唱得特好”,“只可惜留了个长发”。那时老六叫她“兰姐”,欣赏她的大气与魄力,只是会觉得她缺几张女人的好照片。
张兰至今记得,当年第一次和朋友受邀去老六“家”看片儿的情景。团结湖附近的一室一厅,普通的老房子,但推门后里面的样子让她心生意外:挂成一长排的白衬衫,一件挨着一件,成了客厅里的装置作品。满墙壁的摄影,不加框,拼贴得如同一个后现代梦境。根本不像一个“大起大落后的单身汉”的粗糙生活,很艺术,很讲究。张兰当时心想,看来不是凡人。那晚,他们看的电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后来,开着敞篷车的张兰,就常去老六那月租1500元的公寓里看文艺片了。老六也为张兰、为俏江南,拍了不少好照片。张兰当时觉得,和老六在一起让她真正轻松、自在。老六身上那股子自由劲儿,特别能感染她。而一直拿张兰当女企业家的老六,也渐渐在自己给她拍的照片里,看见“一个不一样的女人”,那种气息和眼神儿,一般只有面对在意的人才会释放。一个“野味十足”真性情的老六,逐渐征服了这个内心骄傲的“商界木兰”。他们彼此缴械,相爱了。
风风雨雨十几年,磨擦肯定有。张兰有着旗人血统,从小在大家族的严苛规矩中长大;老六有东北人的粗犷豪爽,骨子里又带点“伍德斯托克精神”,为自由爱挑战规矩。当年,老六随张兰去法国看望正在留学的汪小菲,在一个颇为正式的私家晚宴上,一桌人都按法餐礼仪端庄用餐。牛排上来了,老六的孩子劲儿也上来了,他刻意放下刀叉,手抓牛排自在地吃了起来。张兰直冒冷汗,对这个艺术家爱人,又爱又无奈。她说她治理过那么大的企业,但治理不了这个男人,“必须让他自由地做自己”。
老六也有“受不了”的时候,一个浑身上下都要自由的人,有时对张兰身上的“商界武装”会抗议:能不能不戴那么多珠宝?你的身份和品味还用它们证明?在家中也会立下“军规”:说话把分贝降下来,别给我装董事长啊。然后,拉着张兰就去打鼓唱歌看电影了。
如今两人就像神仙眷侣。张兰被老六的艺术家精神感染着——他既能鼓舞张兰以2200万拍下刘小东的《三峡移民》,创下了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纪录,也能拉着她满世界跑,边旅行边拍摄全球的乞丐,还一边救济。“无论时间还是财富,都是归我们使用而不归我们所有。来就来了,走就走了。这世上我们从未拥有过什么,也从未失去过什么。就像生命是延续的,我们必须离去。六哥不走七哥怎么来?”老六说话有时像个虔诚的佛教徒。
“我很少崇拜什么人,但是这些年下来,越来越崇拜六儿。他对财富没那么敏感,但精神上太富足了。”张兰边说着,边拿过一贴膏药,“六儿,过来我给你贴上。”老六前一天打球,又救了只流浪狗,伤了腰。
不拍照时,老六仍像个摇滚老炮儿,扔下哈雷抱起吉他:“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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