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专谨言慎行，一向不愿接受采访，但听说谈八十年代，他同意了。

如今他在广州美术学院任教，曾任职于深圳何香凝美术馆、OCT当代艺术中心。在国内的艺术史学者中，他行事低调严谨，但跟八十年代过来的艺术家聊聊，你就知道他的影响力。在艺术界，黄专的存在有点儿“以德服人”的味道。

这段时间在北京多了，黄专跟老朋友见面的机会因此也多了起来。采访的前天晚上，他刚和张晓刚、王广义、叶永青一起聊天，感慨这个时代是艺术家最不自由的时代。

“大家已经没有想问题的机能，根本的自由已经丧失。最不自由的是连自由这个事你都不会想。”

如今黄专很少批评什么人，不像三十年前，崇尚思想交锋和智力博弈，八十年代末他与吕澎和舒群等人在武汉的几次问题讨论现在还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现在呢，黄专说：“八十年代搞批评是因为你有敌人：不让你自由思考的人，但是现在没有敌人了。”话虽如此，但你还是看得出，他跟这个时代一点儿都不合作。

八十年代的现代艺术不是一场具有统一目标的政治反抗运动，也不是一次对西方现代艺术史全面而肤浅的模仿。

在黄专策划的展览中，隐约可见一条自八十年代延续下来的线索，那是一条精神线索，其中有八十年代的人物，也有八十年代的养料。2006年，为厘清八十年代的现代艺术，他干脆策划了一场“八十年代现代艺术纪念展”，就命名为“创造历史”。

有人认为八十年代的现代艺术是一场具有统一目标的政治反抗运动，是一次对西方现代艺术史全面而肤浅的模仿，黄专并不同意。反倒是今天，所有艺术家可以去所有国家看所有作品，倒真正让艺术变成了一个模仿的时代。

“八十年代的艺术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精神纲领，1987年后甚至分裂为观念上完全不同的几个区域集团。八十年代中国艺术家能见到的只有赫伯特·里徳《现代绘画简史》、阿拉森《西方现代艺术史》等少量艺术史著作和画册，他们并没有更多用以模仿的图像信息和理论资源，他们的创造更多地还是依靠文化信念、思辨热情和独特的历史经验。”

黄专与湖北渊源最深，那是因为他的青春时代与湖北连在一起。1978年考入华中师大历史系，后来又在湖北美院攻读中国美术史硕士学位。

八十年代，前途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赌博，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做驯服的好学生，二是做思考的坏学生。做坏学生实际上是很倒霉的事，但是今天我们觉得成功了的艺术家当时都选择了做坏学生。黄专也是一入学就参加学潮的坏学生，因此毕业被分配到神农架山区支边。

那些年，武汉是全国最早的人文思潮发源地。《长江》丛刊、《美术思潮》，还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张志扬、萌萌、尚扬、皮道坚、彭德、余虹……黄专就在那样的氛围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

“女诗人萌萌你听说过吗？”他问。

萌萌是1986年前后武汉最引人注目的学者、女权主义者和沙龙女主人，当年她是那样生动美丽，吃了许多苦，也引来许多爱慕。尽管如此，今天黄专再提起当年的旧人旧事竟有些迟疑，不确定那些没能变成符号和标签的名字是不是还能唤起旁人的记忆。

2006年，萌萌因肺癌去世，次年，余虹跳楼自杀。

“以八十年代的标准，现在贫贱的人真的很贫贱，‘高贵’的人其实也很贫贱。”

“前些天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诗人北岛，看他一脸老态，神情木讷，竟有些伤感。那种木讷更像是一种无奈，也让我徒生茫然：他的时代（以诗‘思’的时代）也许真的过去了？”

政治反抗、社会批判、文化启蒙，八十年代真的那么简单吗？在黄专看来，形容八十年代用北岛《回答》中的一个词就足够了——高尚。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回答》）

“那个时代留下的最大遗产是，我们开始真正懂得区别高尚生活和卑鄙生活、高尚的人和卑鄙的人，懂得‘特立独行’的价值。我甚至认为，对高尚的景仰和对卑鄙的不齿就是那个时代的全部意义。”

高尚感在于，钱是鄙俗的、地位是鄙俗的，要想获得认可，你必须得进行思想交锋。那时的交谈是一个互相认同或互相排斥的过程，也可以说是通过交谈变成另一种人的过程，唯一可以衡量的是思维的高度和纯度。不像现在的网络争吵，既无思想内容，也无智力含量，形同骂街，味同嚼蜡。

高尚感还在于，大家都如饥似渴地阅读，黑塞、卡夫卡、加缪、克尔凯郭尔……“尼采的超人哲学，看了很兴奋，后来看了海德格尔的‘诗意地栖居’我们更兴奋。现在想想，这种阅读并不是理解了什么，而是塑造一种跟世俗生活对立的东西。”

黄专举了一个例子：八十年代，王广义在康德的哲学中读到一个概念——自在之物，他觉得这个词很好、很神秘、很有质感，一直保持着对它的钟爱，直到2012年举办个展时仍念念不忘，把它用做了展览名，其实他是否真的理解了这个词反倒变得不那么重要。

根据彭德的记述，1989年周韶华辞去行政职务，此后湖北美术界保守势力抬头。八十年代后半期黄专就开始远离运动，通过与范景中的密切交往，潜心研读波普尔的政治哲学和贡布里希的图像学。策展人李媚回忆，当时有一个戏说，把黄专、严善錞、杨小彦和邵宏这四个在广州的“范帮”弟子称为“南方四小龙”。

“这个经历促使我重新思索那个时代的宝贵，那个时代根本的东西不是对抗，不是政治，这些都是小道，那个时代的主要价值是形成了一种独立人格的判别标准，它不是道德标准，而是人的质量的标准，你必须有质感，有语言智力，有思想。”黄专说。

在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与玄学”论争后，八十年代是唯一涉及“人的存在”的思考的时代了，那时对于“高贵”的想象，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名望和财富因素，可惜的是，这种争论很快就被消费时代所终结。

八十年代也有很多困惑和坎坷，但是在今天，黄专却总是想念着那时的空气。“我不太习惯现在这个时代，是因为八十年代的标准没有了。以八十年代的标准，现在贫贱的人真的很贫贱，‘高贵’的人其实也很贫贱。”

“乡愁无所归依，对八十年代的想象才变成了最后一次机会。”

今天关于八十年代的叙述，谁在场，谁做了什么，很多人纠缠其中。黄专笑着说：“历史本来就是记忆和想象的混合体，罗生门有什么奇怪？”

他认为人类的知性史本来就是一部记忆加幻想的历史，14世纪以来欧洲文化人就一直有一个亘久不移的幻觉对象——古希腊，但丁、温克尔曼、布克哈特、拜伦、尼采都对这个“城邦”进行过隔世朝圣。温克尔曼说希腊艺术有着“高贵的单纯、伟大的静穆”，尼采将自己想象成狄俄尼索斯转世，海徳格尔更称自己是“最后一个希腊人”。其实，古希腊也是残酷的，要不苏格拉底不会死于非命，但这似乎一点儿也不妨碍西方知识分子将它想象成共同的家园和净土。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有可悲命运中最可悲的就是由于近代文化的断裂，历史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可供想象和逃避的空间，由于乡愁无所归依，他们经历的现代煎熬就尤显惨烈，于是时间转换成空间，对八十年代的想象变成了最后一次机会。但我们的‘古希腊’真的可以建立在对八十年代的想象上吗？我也怀疑。”

如果只凭记忆，八十年代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人性的恶与今天一模一样，告密、说谎、互相排挤。但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都需要想象，眼前的场景令人失望，我们就把记忆和想象混合起来，铸造一个理想的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不是失败了，而是消失了，这是很可悲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尴尬就在这里。八十年代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时代了，所以八十年代虎头蛇尾，以很偶然的方式消失，然后很快就被遗忘了。”

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上世纪六十年代写下的《景观社会》，完全描绘出了今天的世界。所有文化品都必须变成符号才能被接受，我们看王广义、张晓刚的画，跟看爱马仕、阿玛尼是同一种经验。“我也不觉得现代艺术堕落，就觉得它不能给我提供可以谈论的趣味了。没有画得好或者画得不好，就看谁的符号做得成功。”

黄专佩服在两个时代都能生存得游刃有余的老朋友：既经历了八十年代，也能与眼下的这个时代融为一体，甚至成为这个时代景观制造的一部分。

“我也在生存，比原来过得还好，但是总觉得今天这个时代跟我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黄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