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时候，引发我们对社会风气失望的人，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歹徒。

反日打砸抢的人抓到了，一查身份，原来是热心做义工的保安。贪官上了被告席，一查旧闻，报纸把他曾经的勤政为民事迹夸得跟花似的。肇事司机者以刀杀人，孰料是个热爱音乐擅弹钢琴的大学生。小女孩惨死轮下，冷漠的十八位路人全是背土离乡辛辛苦苦老老实实讨生活的草根。那些打电话让你从银行转账的骗子，只是每周跟父母打电话报平安且月入两千的受雇者。

人性中的善与恶，以不同程度和不同形态对立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令他成为双面人。大量双面人的存在，大量恶的现象，令人齿寒心冷，即便大量慈善义举和正能量一时也难以冲淡。59.7分，这是中国社科院今年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居民所做调查，得出的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得分。而且，信任陌生人的被调查者，也只有两到三成。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分析2012年前三季度天涯社区维权舆情事件，分为社会民生、涉法涉警、企业纠纷、反腐倡廉、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灾害事故七大类——维权，是因为正当权利受害到伤害。当侵权之事层出不穷，公众很容易将中国视为道德不举的特区；而且，凡事只要“你看看人家美国”、“你看看人家德国”、“你看看人家日本”，中国就“迅速”在对比之下沦为必败之地。

但这里存在着误解。中国公众目前对社会风气层面的误解有三：一、社会风气不可能变好；二、中国和中国人是世界各国中特别坏的例子；三、我是好的，社会的恶跟我无关。

社会风气不可能变好？

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的美国人，在上海《字林西报》谈中国人，后于1890年在上海结集出版，这就是明恩溥(ArthurHenderson Smith)的《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在引言中说明：“这不是一幅中华民族的肖像画，而更像是用炭笔勾勒出的一张素描，只描绘出了观察者所窥见的中华民族的某些特征。”他同时说明：“中国人具备并表现出来的诸多美德，每一种都理应获得由衷的赞誉。但与此同时，也有这样一个危险，即先入为主地高估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盲目的赞美与不分青红皂白的责难同样有害。”

1892年再版时，书的第一章至第二十六章依次为：面子、节俭、勤劳、礼节、漠视时间、漠视精确、误解的才能、拐弯抹角的才能、灵活的固执、智力混沌、神经麻木、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漠视舒适和便利、生命力、忍耐和坚韧、知足常乐、孝顺、仁慈、缺乏同情心、社会台风（怒气及骂人方式）、相互负责和遵纪守法、互相猜疑、缺乏诚信、多神论和泛神论及无神论。

在书里，中国人性格的优点和缺点共存。一百多年后，中国公众能很清楚地看出哪些气质已改变。有赖于主权独立、百年教育、社会变革和对外开放，积贫积弱的中国正在走向富强，国民性中固有的一些缺点得到修正，固有的一些优点部分丧失；但跟一百年前相比，国民更自信，总体社会风气更加健康、更乐于向好转变。

面子仍要，但里子也开始要了；节俭是优点，过于节俭是缺点，但现在反而有过于奢侈和铺张浪费的倾向；勤劳依然，世界工厂即是一证；礼节依然，但淘汰了不少刻板的繁文缛节；对时间和精确的漠视，在市场经济竞争和全球化进程中得到极大修正；误解的才能、拐弯抹角的才能、灵活的固执，正在转变为普世的沟通方式；智力混沌、神经麻木，在教育普及、传媒众多和新媒体发达的时代已大大纠正；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这三点的改变或巨或微；漠视舒适和便利，现在成了非常享受舒适和便利；生命力、忍耐和坚韧、知足常乐、孝顺、仁慈，依然；缺乏同情心、社会台风（怒气及骂人方式）、互相猜疑、缺乏诚信，这些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已成当下公众和传媒密切关注且时时自醒的议题。

简单否定社会风气是容易的，简单否定一代人也是容易的，但简单否定一代代人上百年的努力并不容易。你能举出多少个负面例子，社会就存在多少个正面例子。公民的维权，舆论的监督，民间的慈善，企业的融入世界，数亿人的学习，对政策顺应民意的吁求，只会令社会风气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

中国和中国人是世界各国中特别坏的例子？

“人种不同，贪心一样，国情有别，手段雷同——吃回扣、虚假交易、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都是小人爱财，取之无道。贪、食、色，人之本性，若没有制度管治严惩，人太容易堕落了。国家贫弱与吏治败坏互为因果。”——原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执行处处长郭文纬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如是说。

俄罗斯正在大力反腐败。腐败在俄罗斯，不是官员专利和商业领域特质，而是一种全民生活方式。俄反腐调查中心、Indem基金等机构所做调查结果是：俄罗斯市民人均每年行贿一次（主要是为了解决和交通警察发生的纠纷以及获得更好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等）；超过一半的俄罗斯民众有过向政府公务人员行贿的经历。

反贪腐监督机构“透明国际”今年公布的“政府国防反腐排名”报告称，全球有70%的国家存在国防贪腐，已成“国际通病”（在从A级到F级的清廉程度排名中，中国排D级）。“A”级的德国也出现过贪腐大案，“D”级的印度也因腐败导致多项主要武器发展计划失败。

中国跟贪污腐败的斗争，也是长期而艰巨的社会工程。当“95%的贪官都有情人”（河南郑州市纪委书记王璋2008年9月22日语），部分官员的官德即可见一斑。他们内心的愧疚感轻易被同谋者的安慰抹平，对惩罚的担心也会因为惩罚迟迟未来而放下。当他们的“爱情动作片”在过去的两年屡屡成为中文网络上的奇观时，老百姓的失望感溢于言表。目前，中国正在做把权力关进去的笼子（还没做好），提出老虎、苍蝇都要打。

道德问题，不是中国问题，而是国际问题。只因我们身受且深受其害，所以格外疼痛。

我是好的，社会的恶跟我无关？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可不知汉娜·阿伦特1962年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党卫队中校阿道夫?艾希曼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受命执行了令580万犹太人丧生的“最终方案”。作为战犯在1961年的耶路撒冷被告席上，他说他只是奉命行事，“我本人对犹太人并没有仇恨”。——阿伦特从他身上看出了“平庸的恶”：以对权威的服从和判断，代替了自己独立思想和判断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的事实，正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学到的教训。”阿伦特说。

《悲惨世界》中持之以恒追缉冉·阿让的警官沙威，也是“平庸的恶”的典型。他完全了解冉·阿让为了救济外甥而偷了一条面包的犯罪事实，他完全知道冉·阿让是“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社会的牺牲品，他完全知道冉·阿让付出了19年的牢狱和苦役代价，他完全知道作为市长的冉·阿让造福百姓深孚众望，他完全知道冉·阿让在品行上强过众多名流绅士，他完全知道冉?阿让做过的好事比他都多得多——但因为冉·阿让违反了假释规定，也就是违反了法律，他誓将冉·阿让抓回监狱。

沙威绝对算是个忠于职守的公务员，他对法律负责，他的职责是保卫社会，极有原则。但他不对社会的堕落负责，也不对真正的罪恶和真正的善良负责。他只对法律条文负责。他甚至无法想象无法理解冉·阿让的舍己为人和以德报怨。他成了法律的奴隶和真正的未得到惩罚的恶的帮凶。

雨果写道：“难道世上除了审判厅、执行判决、警署和权威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吗？沙威因而烦闷苦恼。”“他被迫承认善良是存在的。这个苦役犯是善良的。而他自己，也真是闻所未闻，也行了善。因此他已堕落了。他觉得自己懦弱，他厌恶自己。”“这样说，在职责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这使他惊惶失措，他的天平也散了架，一个秤盘掉进深渊，另一个上了天；沙威对上面的那个和下面的那个都感到同样恐怖。”

过不了自己这一关的警官沙威，投河自杀了。无数个照章办事不愿自辨善恶的公务员，还继续活在世上传播着“平庸的恶”。汉娜·阿伦特认为“平庸的恶”有机会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问题只在于每个人是否有勇气重拾理性面对内心，而不被命令、职责、口号和各种主义所左右。

即便你是好的，社会的恶仍然跟你有关。除了可能拥有“平庸的恶”，你是否随大流去行公众眼里属于灰色地带的那些恶（如找关系走后门），你是否对恶行恶事保持沉默，你是否对他人的苦难和求援漠然处之，你是否嫌贫爱富以钱衡量成功以成功衡量人，你对你的孩子实行的是爱的教育还是精神暴力……对社会风气而言，善非一日之功，恶也非一日之寒，众人的小善积成大善，众人的小恶积成大恶。

当然，单纯靠个人的道德自洁机制来惩恶扬善，离开制度建设与社会舆论，就如梦幻泡影，永不会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