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城中村街头。图 / 维基
城中村,进城者的第一落脚点
租住在龙华富士康南门对面小区高层的宝哥,能明显感知到这种变化。从他所住的 24 楼卧室阳台望出去,能看到富士康工厂大片灰色屋顶的厂房,这是不变的。视野里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周边城中村的房顶上开始有了色彩,一旦哪天早上起床,宝哥发现色彩又扩大了一点,他就知道,又一栋农民房被改造了。
作为一个好不容易从农民房搬离出来的租客,他可不想再频繁搬家。
2014 年 8 月,宝哥花了 1980 元租下了这套两室一厅的房间。在此租住的 4 年时间里,房租一直随着房价在涨,这个数字一共发生了五次变化:1980 元、2200 元、2500 元、2600 元、2900 元。
今年 4 月份的时候,中介告诉宝哥,房租要涨到 2900 元一个月,他问中介,能否解决停车位,中介表示无能为力。
这是一个宝哥将其当作家来经营的地方,搬进去后不久,他买全了各类家具和厨房用品,还在阳台养了绿植。2016 年,宝哥买车之后,停车位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停车位不足,他常常在下班后的深夜到处找地方停车。
卡在停车位上,宝哥于是决定退租。这一次,他选择了离龙华中心区更远的地方,搬去了清湖的一栋新建公寓楼里,两室一厅,带车位,每月 4000 元。
只有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才能选择像宝哥这样去做,更多的人只是搬到了条件更差的地方。
一位曾和宝哥合租过、在富士康上班的朋友则在这个夏天回了老家。租不起房子是他回家的其中一条理由,但他并不觉得这是别人的错,他把自己不体面的 " 撤退 " 归结于自己很 " 失败 ",不够聪明。
繁华深圳背后,是无数深漂的身影。图 / 全景
住城中村是外来务工者的普遍经验。
宝哥 2003 年从陕西宝鸡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学校以安置就业的方式,用大巴将他和另外十多名同学拉到深圳的一家电子厂。
当时的深圳因 " 二线关 " 的存在,有着 " 关内 " 和 " 关外 " 之分,城市的卫星城遍布 " 关外 ",便宜的租金也助推大量工厂蔓延。
彼时,政府提出了 " 产业适度重型化 " 政策,深圳的产业结构逐渐形成二、三、一的产业格局,第二产业仍旧是支撑深圳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宝哥所在的电子厂,是当时制造业洪流中的一分子,像这样的电子厂,为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工作岗位。外来人口涌入,也造就了城中村的崛起。
宝哥有 5 个兄弟姐妹,养育子女几乎耗尽了父母的财力,他带着几百块钱来到深圳," 从一张白纸开始做起 "。对宝哥而言,来深圳的第一目标是赚钱,这也是构建幸福的基础。
尽管当时人们嘲笑深圳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格调的城市,但对于来这座城市的移民而言,深圳对他们的意义与文化和历史无关。
为了省钱,在工厂宿舍住了三年后,宝哥 2006 年才搬离工厂宿舍并开始在外租房,他的租房地点围绕龙华区域的城中村展开,已记不清具体搬过多少次家。宝哥自称是一个钝感的人,并不能直观感受到房租对自己生活产生的影响。深圳北站开通的时候,宝哥租住的地方离北站不远,房租涨了一轮,价钱不到一千元。
直到最近不得不从住了四年的小区搬走,他才感到租房问题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倒在街头的深漂。图 / 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
一旦离职
他将失去 70 平方米的公租房
萧亚明的租房经历就复杂多了。
2004 年 4 月,萧亚明第一次出门远行,从湖南怀化乘火车到东莞,从东莞下车后又转乘汽车到深圳龙华,整个行程花了 28 小时——他此行的目的是在深圳找到一份工作。
19 岁的少年萧亚明在位于龙华万众城附近的旅店住了两天,等来了富士康龙华园区主管的面试通知,面试结束的当天,他就在生产手机的流水线上开工了。
位于富士康附近的共和新村,有 8 栋农民房被富士康承租作为员工宿舍。萧亚明的第一处居所便是由公司分配的宿舍。
6 楼,12 平方米单间,6 个人,架子床,上下铺,没有空调,冲凉得去一楼的公共浴室,这是萧亚明的日常生活环境。
三和大神,也是深漂族在这座城市生存的一种方式。图 / 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
2005 年,萧亚明决定单独出来租房。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中,他过的一直是宿舍集体生活,也日渐对此感到厌倦。萧亚明在共和新村租了农民房,一室一厅,每月 230 元。有了自己的房间后,他就能邀请朋友过来做个饭,光是这份快乐,就足以打发对他来说难熬的周末时光。
他在共和新村的农民房里一共租住了 3 年,而几乎每半年都会遇上一次涨房租,10 块、20 块、30 块……
2008 年,富士康工厂园区开始壮大,萧亚明的上班地点因此随之转移,他也不得不搬到离工厂较近的地方居住。此后,萧亚明的租住地点一直在布吉镇岗头村。他在这里搬了 3 次家,从单间到两室一厅再到一室一厅。
这样的搬家轨迹也暗合他人生的变化:一路走来,曾经是单身汉的他走进了婚姻,曾经的流水线工人也成为了生产线的组长。
2012 年,萧亚明将租住的空间换成一室一厅时,房租要 1000 多元,大概占工资的 1/4,这个房间他和妻子住了 4 年。
2016 年年底,萧亚明住进了公司为他分配的 70 平方米的公租房,这才算暂时结束了租房生活,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不能从富士康离职,一旦离职,他马上就得考虑住在哪里的问题。
萧亚明其实是幸运的。近些年,富士康在逐渐缩减员工宿舍规模,高学历人才的住宿条件被优先考虑,普通工人不得不转向租金便宜的城中村。现在看来,萧亚明走过的这条路也遇到了阻碍,新一代的普通打工者想要在流水线上获得财富,变得难上加难。
对于深漂族来说,高额的房租是个极大的负担,所以不少人都会选择群租。图 / 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
" 人生不能被房子拖累 "
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劳动力会在各产业间发生规律转移——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再转向第三产业。
当下的深圳是一个 " 去工厂化 " 的城市。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与增长,金融自由化与移动互联网创业潮带来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土地成本增加,大量的劳动密集型、能耗高的产业已经在过去十多年内向其他地区转移。
早在 2004 年,深圳就已经将关外农村地区的集体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发布了《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暂行规定》。对城中村的改造一直在争议和妥协中进行,在过去十年内,人们失去了一个个 " 落脚地 ",却也造就了众多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造就了众多购物中心、商业广场。
这也是深圳楼市的黄金十年,但宝哥和萧亚明均错过了 " 上车 " 机会。
深圳的房价近十年来不停上涨。图 / 全景
萧亚明曾经有两次接近自己 " 房子 " 的机会,最让他感到后悔的是错过 2012 年的那次时机。
那一年,龙华的房子也从当年的价格变为了约 12000 元 / 平方米。萧亚明和女友当时每月的工资一共 7000 元,当毗邻港铁四号线首站清湖站的龙华花半里项目开盘时,他俩决定去看房,当时该楼盘均价为 13000 元 / 平方米。
两人面对的困境是,必须凑齐首付 30 万元。为此他们决定开口向亲人借钱,但最终又放弃了。
" 还是觉得风险太大,人生不能被房子拖累,所以选择了放弃。那时候还是钱存够了再去买房这种观念,连信用卡都不敢办。"
萧亚明将这种选择的原因归结于环境对人造成的局限性。从山村到城市到工厂的流水线,萧亚明身边的人几乎都是埋头苦干的小镇青年,整日和流水线打交道的经历,太容易让人丧失对外界大环境的感知力了。
2011 年宝哥从电子厂辞职创业做电商,那几年,整座城市都被 " 万众创业、大众创新 " 的热情气氛笼罩着。也是在那一段疯狂的日子里,宝哥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在房价疯涨的年月里,眼看着自己公司的收益追不上深圳的房价,宝哥和朋友于是前往东莞、惠州看了几十套 " 临深房 "。在他们的不断犹豫中,整个电商行业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赚快钱的时代结束了。
2016 年,因与合伙人产生意见分歧,公司运营开始出现问题,宝哥选择独立出来自己做。前两年赚到的钱,被他当作近两年公司的运转资金。
如今,电商行业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洗牌,平台针对卖家的规则越来越严格;买家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懂得运用规则。" 用短期投机心态去创业不可行,必须做稳。" 这是宝哥用钱砸出来的经验。
深漂们都知道,在华强北以极其便宜的价格能组装最新款的 iphone。图 / 维基
萧亚明现在租住的公租房在观澜,离工厂更远。
每月房租 894 元,加上水电费,每月 1200 元可以解决居住所需。小区楼下有 3 至 6 岁的幼儿托管班,萧亚明给孩子办了深圳户口,将来可以解决孩子在深圳的上学问题。他自己算过一笔账,目前家庭的日常支出每个月需要 5000 元,妻子必须上班才能维持家庭运转,这样一来,孩子就只能放在老家了。
萧亚明一直将自己看作深圳的边缘人,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这是他正在面临的现实。
2018 年 6 月 5 日,深圳住建委发布了《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计划未来 18 年提供 170 万套住房。深圳将人才房、公租房、安居房和商品房的比例定为 1:1:1:2,住房供给主体走向多元化。
是否能赶上房子的下一波利好,宝哥和萧亚明对此倒并不是特别关心,他们已经错失了多次机会,就算再错过一次,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十多年的深漂经历,让萧亚明和宝哥明白了什么都不如经济上的安全感重要,如果连这个都失去了,那么也会失去稳定的家庭和生活。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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