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忠实读者受叶永烈的影响进程大概会是这样——2000年2月叶永烈做客央视《东方时空》节目时，主持人白岩松对他说：“我上小学时读过你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上中学的时候喜欢看你的惊险科幻小说，现在则喜欢读你的纪实文学。你最近几年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我家里差不多都有。”

刚过古稀之年的叶永烈爱玩又勤奋。他自称有三大爱好，旅行、摄影、玩电脑。给别人留联系方式，说完邮箱他会说“还有个QQ你记一下”。他以平均每月四五篇的频率更新博客，大多数是国外游记或纪实文章，他跟出版社约定了写20部“叶永烈看世界”，如今已经全部完成。

“大家老问我科普界怎样怎样，其实1983年我就离开科普界了。”

叶永烈现在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纪实文学作家”，著作等身之外，市面上能买到的冒名伪书就有50余种，仅2003年一年就冒出22种。但他又是绝不能漏掉的科幻和科普作家。1961年写成、1978年出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至今仍以300万册的数字居于中国科幻作品销量榜首。凤凰卫视主持人许戈辉曾对叶永烈说，自己读小学时曾获一个奖项，奖品就是一册《小灵通漫游未来》。而他作为主力作者参与撰写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当时他还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个学生。

叶永烈作为“科普、科幻文学代表人物”的形象深入人心，因此科学传播界一有新鲜事，人们就会习惯性地邀请他出席，或征询他的观点。神十升空，航天员王亚平在太空中讲授并演示简单的物理内容，媒体照例来问他。叶永烈在博客上说“从不在白天看电视的自己破例看了讲座”，还像位一板一眼的老教师一样写了表彰语：“这是中国科普工作中的创新。科普就应该这样，引导千千万万少年儿童热爱科学！”

“大家老问我科普界怎样怎样，其实1983年我就离开科普界了。”拐点发生在1983年11月3日。叶永烈记得那天下午从北京飞往沈阳，和接机的朋友发生了这样的对话：“永烈，今天的《中国青年报》你看了没有？”“没有。是不是又来了一篇‘科普小议’？”“对你的‘大批判’升级了——上了头版！”“是吗？昨天我在北京还跟《中国青年报》通电话，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说起要发表‘批判’我的文章。”

此前，针对他的科幻小说，已有影影绰绰的批判：“伪科学”、“商品化倾向”或“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只是这一次，上升到了政治高度：《黑影》“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头版的批判文章《思想上的黑影——读惊险科幻小说〈黑影〉有感》的判词是：“《黑影》主人公娄山的思想极其消极灰暗，对祖国的感情是冷漠的，对党不信任，对社会主义祖国是没有信心的，他只想到自己的前途，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本文只是列举事实，希望人们注意存在于科学幻想小说中的精神污染。”

在叶永烈看来，“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说明，当时人们的思想要回潮，也是很容易的。幸亏被紧急刹车了。但这一事件对他的冲击很大，他意识到不可能在科普科幻界再待下去。他把自己的离开称为“胜利大逃亡”：“从科普作家完全转为纪实作家，采访对象也不再是科学家；岗位也从上海科协常委转到作协，从此扎扎实实地在中国文学大本营安营扎寨，绝对不会吃回头草。”

“八十年代能采访到很多当事人，查阅很多档案。现在查那些档案就很难了。”

不过，叶永烈和科幻科普的联系并未中断。他主编了很多科幻丛书，并一直与其他国家的科幻作家保持着联系，或是与同好者交流，比如英籍女作家韩素音。韩素音是叶永烈的好友，也是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最热心的宣传者之一，她专门写了《关于未来的备忘录》交给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请他们重视这本书以及“知识革命对中国的挑战”。

1983年10月，“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作为口号被提出来，“信息革命”换了个名字“新技术革命”被写入中央文件及各种报告，并带动起一股科学思潮。1984年，出版社邀请叶永烈写《小灵通再游未来》，他意识到，“第三次浪潮”真的来了。

“八十年代，我属于看得比较远的，与他们的思想不在一个时代。我跟钱学森也有矛盾，但不影响我后来写《钱学森传》——我跟他有友谊，但我对他的某些观点持反对态度。”1987年，上海作协招聘第一批专业作家。叶永烈提交了两篇作品：发表于《文汇月刊》的《思乡曲——马思聪传》和发表于《北京文学》的《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经过十几位评审委员投票，叶永烈以第三名的票数，与王安忆、赵丽宏等人一起成为上海作协的首批聘任的专业作家。当年7月7日，叶永烈正式由上海市科协调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不必再争论“科幻文学到底姓‘科’姓‘文’”，干脆彻彻底底由“科”转向了“文”。

加入上海作协后，叶永烈着手创作的第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是《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在他1985年写的报告文学《思乡曲》的基础上扩充而成。“马思聪是中国知识分子悲剧性命运的代表，值得为他写作长篇文学传记。”书稿完成于1987年9月，最终出版却是1990年1月，期间，叶永烈根据他心目中“纯文学界最有影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意见几易其稿，往返京沪多次。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写《“四人帮”兴亡》（最初为《“四人帮”全传》）。1988年，短短几月间，“王张江姚”四部长篇陆续出版。读者看着像变魔术，其实，这是叶永烈早就写好、只待出版时机的作品。还好，时机来得比想象中快。

“我在八十年代初，1980到1981年，每天晚上必定看中央电视台，审判‘四人帮’——每晚都有这个节目。”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叶永烈决定写“四人帮兴亡”，“我作为上海作家，在这个题材上有优势，因为四人帮成员都是上海出去的。”

叶永烈认为当年的创作环境相对宽松。“八十年代能采访到很多当事人，查阅很多档案。现在查那些档案就很难了，都进入了中央档案馆，3600卷的档案，现在要查，在上海必须要拿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签字介绍信，要查什么题目，只能查相应的一卷。但我当年在上海查到了很多，另外也有很多当事人接受采访。很精彩，马不停蹄。”

回望历史，人总容易产生弹指一挥的错觉，仿佛人和事都是从一个阶段飞跃到下个阶段。好在时间和笔不闲着，足够将历史的缝隙填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