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贵阳仍然存在着大量私塾和塾生，但新学也无法阻挡地汹汹而来。女性教育也在这年登上历史舞台，2月22日，贞静女校技术师范科开学，而省城之中，还有更多的女子小学建立。3月29日，教育科长李玉峰命令女子小学三年级添设蚕学科，高等四年级添设裁缝科，浓郁的男耕女织情结由此展露无疑。

处于内地的贵阳在这场变革中，被新的教育观念冲击着；放眼全国，学生们仍然要在新旧不同的学堂，选择自己的未来。

“壬子癸丑学制”两年前已经颁布，这是一个以新学为体的教育体制，从初小、高小、中学直至大专院校。而在1914年12月，教育部颁布《整理教育方案草案》，对私塾教学内容进行改良，要求“先行调查，并分发改良私塾说明书及讲演劝导各类浅说……各省巡按使应通饬各县甄录科目，甄录以国文为主”。这两项政策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便推翻了清朝政府，有数千年历史的私塾也不可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改良是必须的，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全国各地卷起了改造私塾之风。

私塾与新学的矛盾，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儒家的态度。新政府从国家层面否定了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合法依据，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方法，改称学堂为学校，大学以下的各级学校取消读经课。“忠君、尊孔、尚公、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很快被废止。1912年7月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通过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业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政初期的学堂提倡西学，鼓励学生关心时局，开设时政课程，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开始流传，西方的地理概念、男女平等思想、进化论、民主观念也日益渗透到课堂中。

但在1914年，一股复古宠儒之风袭来，2月7日，袁世凯以正式大总统名义，通令各省以夏正春秋两丁为祭孔日，行祀孔典礼。5月他又指令教育部：“于中小学修身及国文课程中采用经训，一以孔子之言为旨归。”据此，教育总长汤化龙于6月间要求全国各地中小学在修身及国文教科书中采用经训。这样，之前取消的尊孔读经复活了，四书五经、经训等各种书刊遂同以前一样泛滥。

为何不彻底取缔私塾而是对其进行改良？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新式教育的不足。民初在各地兴办新式学堂，但囿于政局不稳，财力不足，全国初等教育的重心仍在私塾。比如，到1918年为止，即使在文化较为发达的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新式学堂仍维持在千余所。至于偏僻的贵州、新疆等地，新式学堂更是寥若星辰。整个民国期间，新式学堂在数量上一直难与私塾抗衡。

贵阳最早出现的小学是创办于1904年的寻常小学堂和民立小学堂。辛亥革命前夕贵阳城内共有小学堂29所，由于军阀混战，1915年贵阳城内的小学减少到21所。而在1914年，全国新学校只有122286所，在校学生407万人。

此外，私塾的教育形式在初等教育领域根深蒂固，塾师在农村多得到尊重和信任，家长难以在一朝一夕间接受学堂这一新制度。私塾的学费低廉更是与学堂竞争的一大优势。尤其是农村地区，多数家长无法担负孩子上学堂所需的学费。传统观念也使民众更认同私塾而非学堂。学堂学生的趋新言行常与传统伦理发生冲突，不为观念传统者所接受。一个堪称荒诞的故事是，当时不少人竟以为体操课的目的在于练习飞檐走壁，以便学生毕业后可以窃盗。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私塾教育意见二重，一是主张放任，“以私塾亦足补小学所不及，听之可也”；另一种意见主张排斥，说“非全废私塾，小学难望起色”。民国政府采取的是中间路线。1912年发布的《整理私塾办法》提到：“私塾在小学发达后，自当归于消灭；然在小学未遍设之前，从事整理，亦未始非小学之一助。”在1914年的《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政府明确要求对私塾“采奖进主义，期渐同化于学校”。

这种矛盾旷日持久。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改良私塾办法》，规定私塾在不妨碍公私立小学招生前提下，可以招收学龄儿童或年长失学儿童。至此，学校才成为主流。 （文/范玉）

清末民初全国新式学校发展状况

年份 学校数 学生数

光绪三十三年(1907) 37888 1024988

光绪三十四年(1908) 47795 1300739

宣统元年(1909) 59177 1639641

民国元年(1912) 87272 2933387

民国二年(1913) 108448 3643206

民国三年(1914) 122286 4075338

民国四年(1915) 129739 4294241

（资料来源：清末学部和民国教育部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