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一篇以“烂片”为主题的文章,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些为难。因为往往“烂”字一出,即有盖棺论定之感,哪部电影要是摊上它,似乎便永世不得翻身了。
眼下,有观众和研究者对电影市场上的作品不满意,尤其当面对一些所谓“烂片高票房”的现象,时常哀叹劣币驱逐了良币。但以我多年从事电影策展和批评的经验,现在能进入主流市场的商业片,绝大多数还是“能看”的(虽然每年都会有《天机·富春山居图》这类确实水准糟糕的影片)。而在那些压根儿就隐藏在公众的视线之外,连院线都进不了的“消失的影片”中,除了少量的小众艺术佳作,大部分的作品才真是烂出了水平、烂出了境界。
如果大家还关注程青松先生他们每年搞的“金扫帚奖”(类似于美国的“金酸莓奖”)评比的话,你们会发现,那些不幸“获奖”的作品,与其说是每年的“最差影片”,不如说是主流商业电影中口碑最两极化的、最富争议性的作品。和真正的烂片相比,它们可能不仅是“好片”,更是大大的成功之作:无论是在票房上,还是在话题上。就像郭敬明那套屡次推出、网络上都吵翻天的《小时代》系列,如果你仅是简单粗暴地把它们划入“烂片”的行列,那似乎便是连其背后成千上万的年轻消费者都一并矮化了,我想这并不妥当。
所以,与其简单地用好片/烂片标签一部电影,不如理性地去分析它的内在结构和支撑它生长的外在文化环境。尤其面对一些不成功的作品,更要从中总结其经验教训。马云不是说么,“所有的创业者都应该多花点时间,去学习别人是怎么失败的,因为成功的原因有千千万万,失败的原因就一两个点”。下面,就是我从中国电影史上一些大导演的案例中总结出的几条常见的失败因素。
失败因素之一:拍摄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导演常会因为各种复杂因素的驱动,去盲目地接触自己本不擅长的题材。比如,著名导演吴天明是公认的第四代导演的扛鼎人物,他因《生活的颤音》而成名,并靠《人生》、《老井》蜚声国际。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在《生活的颤音》之后还和滕文骥合作过一部非常失败的故事片《亲缘》(1980)。
主要就是因为这部影片涉及到台湾,表现海外侨胞的乡思,而吴天明从来就没去过台湾,连大海都没见过,对台湾民众的思维情绪更不了解,因此虽然耗费了50万元人民币拍摄,摄制组整整忙活了一年,但创作呈现出来的各个环节都透露出虚假造作,连他自己后来也坦诚地把这部影片称为“胡编乱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他由此深切地反思到,必须扎根到土地中,拍摄自己有感情的生活,这才有了后来的翻身之作《没有航标的河流》。
像吴天明导演这样拍摄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而失败的例子,在大导演中其实并不鲜见,如胡金铨的时装片《终身大事》(1981)、张艺谋的惊悚反恐题材《代号美洲豹》(1989)、冯小刚的古装动作片《夜宴》(2005),这些作品都难言成功,归根结底便是没有发挥出艺术家原本的长处,造成了遗憾。
失败因素之二:模式死板,手法粗糙。
中国早期的电影导演拍片量相对较高,像张石川拍过150多部电影,杨小仲拍过100部电影,朱石麟拍过94部电影,等等。这么高密度的创作,即便是成名的大师级导演,出现个别的平庸之作,也是经常会有的事。尤其在大电影制片厂制度下,为了满足普通观众的基本需要,争夺市场份额,导演们经常会省钱省时地拍摄同一类型作品(甚至布景都是非常相似的),因而缺乏创新和改进。
邵氏公司的大导演张彻和楚原,一个号称“张百万”,一个号称“楚千万”,都是声名显赫的影坛大匠。他们的优秀作品很多,可平庸之作也不少,如楚原拍摄的一系列古龙电影,看多了你都分不清彼此,可见雷同度有多高。
台湾“联邦”的刘家昌导演(同时他也是歌坛巨子),被称为最会省钱的导演,拍戏快,曾经创造了三天拍摄完《有你就有我》(1971)的拍摄纪录,同时自己时常还包办编导演和作词作曲。刘家昌的《云飘飘》、《云河》、《晚秋》等片在70年代的台湾“三厅模式”电影中都曾名噪一时,可今天看起来实在是腻味得很,要不是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爱情歌曲作支撑,就更乏善可陈了。
此种粗制滥造的现象,实际在整个台湾的“健康写实电影”和“琼瑶风”时期(6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都有。后来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等“台湾新电影”一代的崛起,所意欲反抗的也多是此种模式。
失败因素之三:时代和环境变化造成的不适。
时代的巨变经常是造成创作者心态迷茫和机能紊乱的重要原因。比如,桑弧导演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早期中国导演之一,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均取得巨大成就的杰出艺术家。
桑弧编导水平皆精,他编剧的《假凤虚凰》,导演的《不了情》、《太太万岁》、《哀乐中年》,都堪称世界一流的佳作。但在刚解放的1950年夏天,为了揭露美帝轰炸我国沿海城市,推销中央人民政府的“胜利折实公债”,他也因时势需要,专门拍摄了一部意识形态宣传意味较浓的《太平春》。
这部片子的主演是石挥、上官云珠,可谓是当年最红的明星,但是片子里却让两位大明星穿上老棉袄、老棉裤扮演乡镇人民,怎么看怎么别扭。因此,影片上映后遭到了很多观众的强烈批评,这让学习了毛主席《讲话》立志为工农兵服务的桑弧,一时间也变得无所适从,多亏了后来夏衍对他进行了开导才缓过神来。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类似桑弧这种“创作不适”也是非常普遍的,有些导演、明星转变得较好,如白杨、张瑞芳,有些则一直转变不畅,造成了事业的停滞。
除了时代的因素,地域环境也常改变导演的创作习惯。著名导演徐克、林岭东在香港拍片都是一把好手,可到了好莱坞就很难适应,拍出的片子毫无影响;吴宇森导演相对好一点,曾有《变脸》、《碟中谍2》等风格化的动作枪战佳作,但《风语者》、《记忆裂痕》失败后也只能再回国发展。
失败因素之四:资金缺乏。
拍电影,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是无法顺利完成的。即便委委屈屈地拍完,也会留下众多的遗憾。
很多有理想的导演,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他所需要的足够的拍摄资金。这当中武侠片大导演胡金铨真的是非常典型的一位。如果大家纵览他的创作谱系,会发现他几乎没有在一家公司拍摄过两部以上的作品。
在邵氏拍完《大醉侠》后,他和邵逸夫理念不合而转投台湾“联邦”,但随后两部耗工耗时的《龙门客栈》和《侠女》(尤其是后者)既为他赢得世界级的声誉,也让他未来的投资方望而却步。之后他的每一部片子,都是在不同的公司拍摄的。
80年代,他开始筹划心中最具野心的作品《华工血泪史》,本来钱已有了着落,但为了拍得更好一点,他并没有贸然开机,还是继续在美国找钱,为此还牺牲了和作家钟玲的婚姻。等到1996年1500万美元的资本终于搞定,他却在回台北检查身体时遭遇心脏手术失败,永远遗憾地告别了人间。
在逝世前,他拍摄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弟子吴明才筹资制作的《画皮之阴阳法王》,虽还有几分胡氏意蕴,但由于资金的问题,影片的后半程还是过于简陋粗糙,没有获得较好的评价。回想起来,胡金铨还是应该感谢“联邦”沙荣峰老板,至少沙老板尽最大力量、耗费经年为他完成了《龙门客栈》和《侠女》。但这样的老板又能有几位?
失败因素之五:电影审查和制片方造成的删减。
一部电影的失败,有时和导演本身并无多大关系,却与审查制度以及制片厂自身的判断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当中,恐怖片就是经常受到审查制约的类型。
我们的恐怖片经常会遭遇所谓的“卡里加里迷局”。《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1919)是现代恐怖片的鼻祖,但也是一部遭受审查篡改的影片,尤其是在结局上进行了翻转,前面所有的恐怖故事被证明是主人公的精神癔病,而卡里加里博士从害人者摇身一变成为拯救者,一部反抗的电影就此被消解成一部顺从的电影。
这种“卡里加里迷局”在后世的很多中国电影中都进行了复现,当导演无法去解释一些灵异现象的时候,都把它们归咎于主人公的心理疾病,从而让观众大呼上当。
除了政府的电影审查外,行业的自审也是经常损害电影艺术素质的常见现象。有时候,为了让电影变得更通俗一点,或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影院排片量,制片方会把影片剪短,甚至改变电影的叙事结构,对此导演们有的干着急没办法,有的索性不承认剪辑后的版本属于自己的作品。
这里还得说说胡金铨这个“苦命儿”,仅以他的《山中传奇》为例:影片的完整版长达184分钟,但是在台湾最初的放映却缩减到110分钟;而1998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的胡金铨回顾展上放映的是125分钟版,据说是胡亲自剪辑的;此后在日本发行的DVD则为117分钟,封底称胡是“香港的黑泽明”,《山中传奇》是他的“最高杰作”。
但这部最高杰作由于被片方乱砍乱伐,当年只获得73.5万港元的票房,全年排名港片第71位。这种结果,到底该归咎于谁之错呢?
失败因素之六:年龄衰老带来的创作力减退。
最后,还必须得提到年龄的问题。在国外,电影大师工作到八九十岁仍然保持旺盛创作力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山田洋次、奥利维拉,等等。但我们也发现,在国内人过六十岁之后,往往就不可避免地开始走下坡路。
我们的第三代导演谢晋、谢铁骊两位大师晚年的作品,都不太理想;我们的第四代导演,现在基本上已经完全告别了导筒;我们曾经引以为荣的张艺谋、陈凯歌,也都在不断地遭受着公众和舆论的诘责。而王小帅、娄烨、贾樟柯这些曾经年轻的名字,现在都慢慢到了或过了知天命的岁数,中国艺术电影的事业还需要他们来打拼。
中国老年导演普遍创作力匮乏,以及新导演不成气候,在我看来,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制约中国电影发展的一大阻力。
两年前,我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听过郭敬明的一段演讲。他说,电影创作和文学创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文学的创作者永远试图在做加法,写完的稿子不满意可以不断地修改;但电影却只能是在做减法。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宏图伟愿,但作为一种集体生产的、需要资本积聚的文化产品样式,电影最终呈现出样子,总和最初的计划不尽相同,甚至留有大量遗憾。
本文从影史上所抽取出来的例子,还都是那些功成名就的大导演所面临的失败和困顿,那么今天无钱无势的年轻创作者所面临的压力和焦虑,更是可想而知。因此,我们研究电影的“失败学”,除了意在从中积累经验,也在对社会和公众呼吁一种理解和宽容。
(沙丹 中国电影资料馆节目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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