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俄罗斯科幻小说,必然绕不开谢尔盖·卢基扬年科。他是如今具有全球号召力的当代俄罗斯作家,代表作《守夜人》曾在全球畅销1200万册,作品融合了俄罗斯文学的哲思和绮丽的宇宙观,在世界科幻文坛可谓独树一帜。几个月前,由八光分文化和新星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深潜游戏》两部曲正式在中国发售。这部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科幻巨作,曾经横扫九项科幻大奖,被誉为“俄罗斯赛博朋克巅峰之作”。2023年12月初,“俄罗斯科幻大师谢尔盖·卢基扬年科中国行”活动来到了成都、北京和上海,与中国读者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在此期间,谢尔盖·卢基扬年科接受了《新周刊》专访。据记者了解,这是他第三次来到中国,东方文化对他的科幻创作影响颇深,在对未来世界的构想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俄罗斯科幻作家谢尔盖·卢基扬年科。(图/由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曾经是一名精神科医生,这个身份与现在科幻作家的身份非常不同。当初的你为什么会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后来你又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主要还是家庭的影响,因为我父亲是一位精神科医生,所以我当初是想沿着父亲的路径去做医生,上大学的时候就读了医学。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更喜欢写作,于是便开始了创作的尝试,发现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毕业之后,我就开始从事写作工作,也彻底失去了做医生的想法。《新周刊》:据你观察,这两种工作的思维方式有什么相似之处吗?精神科医生的从业经历,对于你后来的科幻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首先,精神科医生的工作,其实是帮助人去建立对世界的正常的认知。但是科幻写作恰恰相反,科幻作家要做的,是让读者看到不一样的世界,看到那些超出正常思维的事物。《新周刊》:还挺有趣的。那你为什么会喜欢科幻?是什么触动了你?谢尔盖·卢基扬年科:其实是受很多科幻作家的影响。首先,在俄罗斯,苏联时期非常著名的科幻作家斯特鲁伽茨基兄弟,他们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其次,美国也有非常多优秀的科幻作家,尤其是20世纪的一些经典的科幻作家。我之所以会对科幻感兴趣,是因为5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各种文学作品了,其中最喜欢的就是科幻,只不过小时候是没想过自己要成为作家,也认为当作家并没有那么容易。《新周刊》:科幻与现实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你在进行科幻创作时,通常是一种怎样的写作状态,享受的还是飞跃的?一般会有哪些写作习惯?谢尔盖·卢基扬年科:文学写作,其实是必须要强迫自己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尤其是在创作科幻小说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星球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以及各种各样的奇观,这些在写作的时候,是必须要去相信的。一旦放下笔,休息的时候,又必须强迫自己从幻想世界里面脱离出来,不然简直会让人疯掉,毕竟科幻小说是一个臆想出来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只能说是帮助我们去理解现实世界,但是一定要做出很严密的区分。《新周刊》:你曾经说过,自己的科幻小说受到了东方文化的影响。哪些东方文化影响了你?你又将哪些东方元素融入了自己的作品?谢尔盖·卢基扬年科:东方文化对我的创作,确实是有所影响的。首先是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也在亚洲长大,哈萨克族的文化和生活习惯,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东方的痕迹。另一方面,我从小也看过很多东方文学作品,最近这些年,其实也经常看亚洲的动漫,这也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文化。总的来说,我觉得西方文化对“善与恶、对与错、黑与白”分得清清楚楚,而东方文化强调更多的,是一种“善中有恶”“对中有错”的交互理念。这种理念为我的作品提供了更复杂、更多元化的视角。《新周刊》:在你看来,欧美科幻与东方科幻有什么区别?首先是美国科幻,它描述的文明图景,通常会更有趣一些、更具有娱乐性,它故事中的主角设定,也都趋于超级英雄那种类型。欧洲科幻其实跟东方科幻有一些小小的交织,甚至包括俄罗斯科幻,它们通常会描写一个小团体一起去完成某一件事情,所以你很少在欧洲科幻或俄罗斯科幻里面看到超级英雄。那么说到俄罗斯科幻,其实它会更加悲观一些,对于现实的问题讨论较多。相反,在中国的科幻里面,我的阅读体验是,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文明。谢尔盖·卢基扬年科作品《深潜游戏》。(图/由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请你谈谈《深潜游戏》的创作初衷以及创作过程。谢尔盖·卢基扬年科:这部作品其实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25年前,西方的赛博朋克文化被引进了俄罗斯。那个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讨论西方的赛博朋克小说,觉得并不是很喜欢,它们的调性比较灰暗、压抑,里面的人都在互相伤害、互相斗争。所以,我当时就想尝试写出一种不同的赛博朋克,试一试能不能写出更多世界更好的一面、善良的一面。我在《深潜游戏》当中所写的虚拟生活,它会有更多的关于人性“善”的展现。《新周刊》:你的作品《深潜游戏》讲述了天才黑客坚决捍卫虚拟和现实的边界,却逐渐迷失了自我的故事。你作为科幻作家,如何看待科技的发展?谢尔盖·卢基扬年科:我记得《深潜游戏》出版后,现实中出现非常多的俄罗斯黑客。现实生活的黑客,就是因为受到这部小说的影响才成为黑客的,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互联网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它充满了想象空间,但同时也充满了危险。比如说“虚拟现实技术”,离小说当中所描述的那种状态其实还很遥远。当然,计算机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也越来越强大。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当初没有想到智能手机的出现,会对人们现在的生活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们能够看到,现在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哪里,每个人都在看手机。科技发展的影响是难以预料的,后果也是很难预料的。《新周刊》:在《星星是冰冷的玩具》中,你将人类塑造成了面对外星文明的弱者,这是不是就暗示了,如果有一天人类真的面对外星文明,结局是悲观的?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首先我觉得,人类是完全有可能像《星星是冰冷的玩具》中所描述的那样,结局会很惨烈。当然,人类目前基本上还没有走出地球这个“摇篮”,大多数人还困在温饱线上,也不可能在其他任何一个星球上正常生活,更不用说去接触外星文明。我觉得未来更有可能的是,外星文明过来地球找我们,坏的情况或许是像美国科幻里面经常写的那样,发生各种大面积的破坏行为。当然,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些比较友好的文明,当它们知道你太落后了,然后去帮助你。总的来说,我觉得人类现在还是应该尽量地去发展航天技术,如果真的有像你说的那一天的到来,也不至于会有特别糟糕的结局。2023年12月,谢尔盖·卢基扬年科接受了《新周刊》记者专访。(图/由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科幻小说更多是希望通过科幻的形式,来表达对现实生活困境的思考。你关注更多的现实困境有哪些?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首先,让很多俄罗斯人最感到焦虑的,当然是国际局势上的一些冲突和战争。对于所有俄罗斯人来说,这是最大的现实问题。第二,当然是疫情。我们刚刚从一个全球性的疫情当中走出来,大家都有非常深的体验,觉得还是应该更多地去关注自己的健康,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第三,其实还要更多地去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现在很多人都长时间处在一个精神紧张的状态之下,可能是因为生活上的困难,也可能是因为各方面的情绪的影响。那么这种时候,就很迫切地需要更多心理上的疏导。《新周刊》:很多科幻作家对于人类的未来都是悲观的,你想在自己的科幻作品中塑造怎样的世界观?谢尔盖·卢基扬年科:其实有比较清晰的倾向,就是乐观精神。我相信不管是人类共同的问题,还是各个国家自己所面对的问题,人类最终都会克服,然后去创建一个能够让所有人都共同发展的社会。《新周刊》:以前的科幻创作可能会更容易一点,然而很多以前的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在现在都已经成为了现实。你有没有觉得对于现在来说,想象未来的难度增加了?谢尔盖·卢基扬年科:当然,我现在确实有这方面的感觉,就是越来越难去想象还没有出现的东西。虽然,科幻作家过去所写的东西,很多其实已经实现了,但是科幻作家的职责也在于此,也就是对未来世界有一个比较前瞻性的视角,在眼前的现实之下,去找到未来世界的变数,然后去展现这种丰富的未知性。《新周刊》:你会考虑与AI共创吗?你觉得AI创作什么时候会超过人类作家?谢尔盖·卢基扬年科:目前看来,人工智能还不能进行非常有创造性的文学创作,更多的还是只能写只言片语,其实都是从人类的语料库里面摘取出来的东西。那么,在不久后的将来,也许就是现在,AI其实已经成为了很多作家的帮手,帮助作家去进行场景的构想,让作家有更多的精力去进行更有创造性的思考。不过,现在其实还很难界定AI和作家的共创在未来到底是好还是坏。总的来说,我觉得它还远远做不到威胁作家的创作性。 新周刊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可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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