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4日，在距离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居住的斯泰尔斯庄园约12英里的一处斜坡下，当地警方发现了一辆失控后冲进树篱的“莫里斯”轿车。车中无人，只有一个行李箱、一件皮毛大衣，以及阿加莎本人的驾驶执照。

由于此前警方已接到报案——阿加莎于前日，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开车离家出走，当“莫里斯”被发现后，英国媒体几乎集体宣布——“时年36岁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人间蒸发”，甚至还有报纸宣称以500英镑悬赏有关作家的情报。

亢奋的何止媒体。阿加莎的读者十有八九都是狂热侦探迷，有人猜测，作家一定是被出轨丈夫阿尔奇·克里斯蒂杀死。警方似乎也认定作家已惨遭毒手。他们以“莫里斯”被发现地点为圆心，以周边的山谷、采石场、湖泊为重点，搜索假想中的女尸。

就在人们苦寻阿加莎下落时，约克郡哈罗盖特的天鹅饭店内出现了一位自称从南非来此旅行的特丽莎·尼尔太太。她在这里购物、泡温泉、和其他客人玩牌，并与他们谈论“阿加莎·克里斯蒂神秘失踪事件”。直到几天后，有人忽然发现，尼尔太太的脸与报上刊登的阿加莎肖像极为相似。警察和阿尔奇闻讯而至。当尼尔太太对着向她缓步走来的阿尔奇微笑时，一场持续了11天的声势浩大的寻人运动就此结束。

阿尔奇虽洗脱杀妻嫌疑，但外界并不原谅他对阿加莎的背叛，几乎所有报纸都拿作家在天鹅饭店的化名做文章。阿尔奇的新欢名为南希·尼尔，Teresa Neele（特丽莎·尼尔）恰恰是Teaser Neele（惹是生非者尼尔）的谐音变体。有人认为阿加莎是用推理作家的缜密构思故意设下这个局，目的就是让丈夫出丑。阿尔奇则一口咬定，妻子患上严重失忆症，她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会在天鹅饭店。

时至今日，阿加莎当年为何消失仍旧成谜，这也给了外界揣度猜测的空间。有位英国人曾声称，经他推断，作家出走是因为患上了一种罕见疾病——间歇性“神游症”。至于阿尔奇，在与阿加莎离婚多年后，也终于放弃了坚持多年的“失忆说”，在给自己和阿加莎的独女罗莎琳德的信中，他控诉“当年的失踪，不过是一种宣传伎俩”。

沉默的，只有作家本人。

1950年4月，阿加莎着手撰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传记，大约15年后，在她75岁时该书完稿。在这本回忆录里，她几乎事无巨细地记述成长之路上每一个细节，唯有1926年12月3日至14日，也就是所谓“神秘失踪”的那段时间，叙述空白。

在最近出版的《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中文版）中可以看到，涉及相关时间段的那一章，她只是简单回顾了母亲的病逝、丈夫的背叛，“就这样，疾病、忧愁、失望和令人断肠的事件接踵而至。没必要再多说了”。在一句“我的第一段婚姻生活就这样结束了”后，作家笔锋一转，开始讲述自己离婚后的环游世界之旅。

人生的每个阶段会发生什么几乎天注定。遭遇背叛与轻慢后，她又一次遇到爱情。

最初阿加莎只是想远避他乡疗养身心，但旅行却为这个自小就以爱情婚姻为信仰、以庄园主妇为己任的女人，打开了通向广袤世界的一扇窗。对她影响最大的，莫过于38岁那年的东方之行。她先是乘东方快车到伊斯坦布尔，之后去大马士革，再从大马士革穿越沙漠到达巴格达。

火车一直是阿加莎最喜欢的交通工具，在她看来，坐火车旅行“可以看到大自然、人们、城市、教堂、河流，实际上可以看清人生”。东方快车是当时横穿欧洲大陆最快且最豪华的交通方式，各国政要、富豪、明星、间谍乃至诈骗犯都热衷乘坐这趟列车。在车上，阿加莎也结识了各色旅伴。一位女传教士极力劝她服用清理肠胃的药；一位荷兰工程师把她视作17岁无知少女；一位讲起话来眉飞色舞的土耳其夫人，不由分说地向她传授各种多子多孙的方法，比如尝试某种树叶煎熬的汤药，或者吃一种特别的大蒜。

不光旅伴有趣，路上的一切都让阿加莎觉得新鲜。在大马士革的市集上，她由着性子买下一个被当地导游贬得一文不值的巨大的、镶嵌着珍珠母和银饰的五斗橱。当时的她不会想到，这个外表光鲜的柜子，在历经9个月终于运到英国的家中后，会在每天夜里发出“喀哧、喀哧”的奇怪响声。为了消灭这些声音，阿加莎不得不请伦敦一家专门灭热带害虫的公司，把柜子的木头全部换掉，她在灭虫上花的钱，是五斗橱本身价格的三倍，是把它运回英国费用的两倍。

在巴格达，阿加莎摸索出一套和近东人打交道的方法：“假如看到一个人粗鲁地冲你打手势叫你走开，实际上是在邀请你过去；假如他向你招手，才是让你走开；如果两个远远站着的人互相大喊大叫，颇有立刻置对方于死地的架势，他们多半只是在无聊地聊天，提高嗓门是因为谁都懒得向前迈两步。”

在巴格达停留几日后，阿加莎临时决定前往幼发拉底河之南的古城乌尔。在那里，她受到了著名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夫妇的热情款待。彼时，伍利太太凯瑟琳恰好在读《罗杰疑案》，阿加莎猜测，这是自己能够获得优待的原因。“她（凯瑟琳）对此书津津乐道，还询问同行的其他游客是否看过这本书，如果谁还没看过，就会遭到她严厉的谴责。”

阿加莎爱上了乌尔这座古城。“历史的魅力紧紧地抓住我的心，目睹从沙中慢慢发掘出一柄熠熠闪光的匕首，真是浪漫极了……我想，我一直所过的那种毫无意义的生活是多么不幸啊。”此时的阿加莎回想起年少时母亲曾极力劝说她到卢克索和阿斯旺一览埃及的辉煌历史，“我却沉迷于和小伙子们约会，跳舞跳到凌晨。我想人生中的每个阶段会发生什么几乎是上天注定”。

确实有些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阿加莎在当年圣诞节前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次东方之旅，1930年她再次回到乌尔，伍利夫妇派助手马克斯·马洛温领阿加莎到四周游览。

阿加莎一度对这样的安排表示拒绝，因为她不习惯被一个陌生青年陪伴。但表面上寡言少语的马克斯其实为人十分周到。在伊拉克古城卡尔巴拉游览期间，两人要在警察局过夜，马克斯向阿加莎强调，半夜若有事可以叫睡在隔壁的他。夜里醒来的阿加莎最初很是犹豫。“在我受的维多利亚式教育里，大半夜去叫醒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请他陪我去厕所，那可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很快，她就当此事是理所当然的了。阿加莎叫醒了马克斯，他又叫来了警察，三个人走过长长的走廊，到了一个奇臭难闻的地方，地上有一个洞。“马克斯和警察很有礼貌地等在门外，之后又提着灯陪我一起回到住处。”

某日，旅行途中的两个人忽然看到一汪清澈的沙漠湖。自幼喜爱游泳的阿加莎抵不住蓝色湖水的诱惑，身旁虽没有泳衣，她还是穿上一件粉红色丝质背心，套上两条内裤跃进水中。马克斯则穿着短裤、汗衫和她会合。

一阵畅游后，两人才想到他们停到沙漠中的汽车。车子停久后已陷入沙地。马克斯使用钢板、铲子等各种工具都无法将它拖出来。时间慢慢过去，天气仍酷热无比，百无聊赖的阿加莎在车子一侧的阴影里，睡着了。

马克斯后来曾告诉阿加莎，就是在那一刻，他认定她将是他“无与伦比的妻子”。

小说家与考古学家虽也有隔阂，但他们的婚姻生活却是稳定而有趣的。

马克斯爱上阿加莎的理由很简单：车子抛锚后，她既不抱怨也不自责，甚至好像都不关心能否继续前行。如此不大惊小怪的女人，让他觉得“非常了不起”。阿加莎在自传中坦陈，马克斯的夸奖成了她几十年的“思想包袱”，必须“很努力地不辜负好名声”。不过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素来“善于对发生的事情处之泰然，还有随时随地睡着的本事”。

马克斯并没有马上坦陈心迹，只是继续陪阿加莎一路游览。两人到达希腊时，阿加莎接到电报，她的女儿罗莎琳德感染肺炎（当时没有磺胺类药物，肺炎是一大威胁）。遭受打击的她恍惚间扭伤了脚，马克斯为她悉心包扎后，轻声表示自己也该回国了。他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想护送她回家。

一路有马克斯陪伴，阿加莎踏实很多，但途中他们也经历了惊险一幕。火车停靠在米兰站时，两人下车休息，5分钟后他们回到月台，车却已经离站。他们不得不雇一辆汽车追赶火车。“我们在山路中盘桓，火车在隧道中钻进钻出。我们时而领先，时而落后。最终我们比火车晚三分钟到达多莫多索拉站。”阿加莎记得，似乎所有乘客都在倚窗观看这场汽车与火车的较量。当她终于赶到时，一个法国人帮助她爬进了车厢。

由于雇了一辆跑得飞快的汽车，阿加莎几乎花光身上所有钱。马克斯建议，她可以在车到巴黎时，向前来接站的他的母亲借钱。阿加莎后来经常回想，未来婆婆在看到与她儿子在一起的女人从火车上跳下来，简短寒暄几句就把她身上每一文钱都借走了，究竟作何感想。“我觉得她不可能对我有良好印象。”

阿加莎回到英国后不久，马克斯也从法国赶来，正式向比他年长14岁的她求婚。由于年龄差距，两人的爱情遭到了很多人反对，即使是阿加莎本人也一再告诉自己“不能再婚，千万不可以这么蠢”。

阿加莎的犹豫不难理解。受过情伤的她领悟到，生活中唯一能让女人伤心的，只有她的丈夫。“我决定不再让自己受任何人摆布。”另外，阿加莎所受的维多利亚式教育，也让她很难与传统道德观为敌。在自传中，阿加莎就提到很多在今天听来匪夷所思，但在当年却是一个好女孩必须遵守的规则：一个女孩若和年轻男子到酒店喝茶，会被人说成伤风败俗；出于小姐的矜持，总要在餐盘里剩一点残肴；口中满满的时候不可以喝东西；除非是给商人寄票据，否则绝不能在信上贴两张半便士的邮票；坐火车旅行时要穿干净内衣，因为可能会发生意外事故……

就在女作家裹足不前时，她眼中的“住家真神”、11岁的女儿罗莎琳德开始不断鼓励母亲再婚。在女儿看来，马克斯在很多地方都派得上用场，比如他们可以一起弄条船或者一起打网球。而且，阿加莎的狗彼得也喜欢他。

1930年9月，阿加莎和马克斯举行婚礼。然而，在结婚前女作家又险些反悔。原因是，马克斯某天和阿加莎提到了她的外甥杰克·瓦茨，两人竟然是同届同学。这让阿加莎倍受打击，她几乎绝望地大喊：“太小了，你的年龄太小了。”

婚后的小说家与考古学家虽然也存在隔阂，比如阿加莎有件时髦的印花亚麻布外套，丈夫却在端详一阵后感慨：“有趣！这衣服上布满了象征生殖的图形。”但两人的婚姻生活，却是稳定而有趣的。比如，当阿加莎为服装店员一眼看出她需要选购特大号沙滩装而耿耿于怀时，马克斯会在她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他请阿加莎坐在鼓鼓囊囊塞满书，以致盖子根本合不上的行李箱上，随口说上一句：“如果连你都不能让箱子合上，那就没人能办到啦！”

阿加莎多次陪马克斯到中东，她十分享受在考古现场的日子。除了继续自己的小说创作，她还帮助考古队拍照、分类、清理、贴标签和料理后勤。有药剂师背景的阿加莎在叙利亚颇受欢迎，常有当地妇女打着手势向她这位博学的哈通（对女子的尊称）求医问药。在散文集《情牵叙利亚》中她写道：“（她们）最常见的手势就是揉肚子，这有两种可能的含义：一是严重的消化不良，二是不孕不育。苏打粉对第一种情况非常管用，对付第二种情况，居然也颇有口碑。‘上一季哈通给的白药粉真神！我生了两个大胖儿子，是双胞胎！’”

阿加莎遇到的奇人奇事何止于此，在摩苏尔挖掘阿尔帕契亚小圆丘时，她请到一位与众不同的司机加拉格尔。某日，加拉格尔谈到自己的叔叔弗雷德。“在缅甸，他被一条鳄鱼吃了。”加拉格尔向阿加莎表示，不知如何是好的他只好把鳄鱼做成标本，寄给了老家的婶婶。

在挖掘阿尔帕契亚小圆丘时，阿加莎夫妇曾为当地工人举行了一场跑步比赛。一等奖是一头母牛和一只牛犊，二等奖是一只绵羊，三等奖是一只山羊。最终，获得第一名的是一个强壮的中年人，第三名是一个年轻男孩，第二名则是一个“非常穷困，看上去像饿得半死的人”。阿加莎记得，比赛当晚大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晚会，获得二等奖的人马上把羊宰了，宴请了他所有的亲朋好友。

时隔15年，阿加莎和马克斯曾重返阿尔帕契亚。“人们立刻认出了我们，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四处是喊声、叫声、寒暄声和欢迎声。”有一天，当阿加莎坐着卡车在路上穿行时，执勤的交通警察忽然一挥指挥棒，叫所有车都停下，并跑到她身边喊着：“妈妈，妈妈！我是餐厅的童工阿里，我现在当上警察了！”此后每当阿里在路上遇到阿加莎，就会命令所有车子停下，请“妈妈”的车优先通过。

一生“杀人”无数的她其实性格羞涩，她常常感觉自己是在假扮一个成功的作家。

阿加莎在与马克斯结合后，小说创作也达到全面鼎盛。然而，这位侦探女王终其一生都没有以专业作家自居。她并不讳言，即便是声名显赫时，她也会在动笔之前经历极为难熬的三到四个星期。她会“独处一室，咬着铅笔，眼睛盯着打字机，或在屋里踱来踱去，或颓然地倒在沙发里，禁不住想大喊大叫”。每当那时，她会走出房间，打扰某个正在忙碌的人——通常会是马克斯，“因为他的脾气特别好”。此后，两人将开启一段此前已重复多次的对话。“真糟糕，马克斯，我没法再写下去，再也写不出一本书了。”“你去年就这么说过，前年也说过了。”

阿加莎走上小说创作之路，与第一段婚姻有关。她与阿尔奇结婚时，后者刚刚退伍从商，小家庭经济常捉襟见肘。为补贴家用，阿加莎开始放更多精力在小说创作之上，而不再将其只视作“绣完沙发椅垫后的一种消遣”。与阿尔奇离婚后，阿加莎不得不更加努力地为钱写作，毕竟她要独自支撑一所房子、一个女儿、一群仆人、一条狗。

笔耕不辍的阿加莎一生共著有80部小说、19部剧本，著作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作为无可争议的侦探小说女王，她在全球拥有大量拥趸。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法国总统戴高乐都在她长长的粉丝清单中。阿加莎曾说，自己一生中有两件事最为兴奋。第一件是拥有自己的小汽车，也就是那辆灰色的、大鼻子的“莫里斯”；第二件就是在白金汉宫与女王共进午餐。

童年时的阿加莎从未奢望过自己会获得这种“作家的荣耀”，那时的她更喜欢数学和音乐，虽然她也曾满腔热情地学习作文，但老师总批评她的文章太爱跑题。比如有次她写一篇名为《秋》的文章，开始时她确实在描写金色和褐色的秋叶，可是鬼使神差地突然笔锋一转，写起一头猪来。她写了这头猪的许多奇遇，文章以它为朋友们举行盛大的山毛榉坚果宴结尾。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对阿加莎成为小说家大有裨益。她只是常常困扰，自己无边无际的想象会在平日生活中忽然而至。比如6岁的她曾在戏院偶遇未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那时后者还被称作爱迪王子。相遇那天，阿加莎晚上在床上想入非非，幻想有一天自己嫁给爱迪王子。“也许有一天他落水遇难，被我救上来，由此引出一段罗曼史……王后恩准了我们的婚事。或者是一场车祸，王子流血过多，奄奄一息，我为他输了血。”几年后，父亲的离世让阿加莎倍感悲伤，于是十二三岁的她常常感觉母亲也会突然离去，她会在母亲外出时，揣度母亲是否被车撞到，或在夜里趴在母亲门外凝神倾听她是否还有呼吸。

阿加莎这些看似荒唐可笑的想象，多少与她天性敏感有关。儿时的她有一次与家人骑马出行，随行导游把一只蝴蝶当礼物，用别针别在她的帽子上。看着那只可怜的蝴蝶努力闪动翅膀挣扎的样子，阿加莎觉得自己像它一样苦不堪言。“我脑袋里有太多互相冲突的想法。导游是好心，我又怎么能说我不喜欢而伤害他的感情？”小阿加莎选择闭口不言、嚎啕大哭，身边人被她“莫名”的哭声折磨得苦不堪言，认定她是被骑马这件事吓到了。

阿加莎并不否认自己很多时候都是胆小的。《捕鼠器》上演十周年纪念日，她按要求提前半小时“勇敢地独自来到饭店”。可当她要走进为聚会专设的私人包间时，被拦住，被告知还需20分钟才能进入。阿加莎退了出来，但她问自己，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告诉对方，她就是克里斯蒂太太，是主办方让她进去？“可能还是因为我那可怜、可怕、无法避免的羞涩性格吧。”直到晚年，阿加莎仍感觉自己常常是在假扮一个成功的作家，在那些为她举行的大型聚会上，她告诉自己，要表现得像个大人物，发表一个她做不了的演讲，做一些她不擅长的事情。

也许正是这样的性格，才会让阿加莎对自己第一次婚姻失败后失踪的那11天讳莫如深。虽然有人因此说她矫饰虚伪，但不张扬、不喧哗，也是一种骄傲与体面。阿加莎终其一生，都看重这种骄傲。75岁的她曾在自传后记中写到，自己最佩服的是爱斯基摩人。这个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土著民族有个传说：儿女们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为年迈的母亲准备一餐丰盛的饭菜，之后母亲便独自踩着冰雪离开，一去不回。在阿加莎看来，“对于这种充满尊严、毅然决然地告别人生的方式，人们应当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