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桐叶在路灯的注视下，飘摇而下。街道格局寡淡，像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中等城市。街面窄，灯柱就在人家门口。楼房不过三四层，不尚装饰，线条平铺直叙，可以联想到它灰暗的水泥与玻璃的质地。单车成排锁在楼前，错落如楼里人家的梦乡。

15年前从伦敦坐大巴去阿姆斯特丹。进入荷兰境内已经是凌晨，一车人正在睡眠中载沉载浮。我醒来时，路边的公寓楼透出大片灯光。我惊讶于窗户之大之无遮无拦，以及一眼见底的生活。这是刻在我记忆硬盘里的荷兰印象，远甚于后来看到的郁金香、风车、乳牛和满眼大胸脯的村姑，也甚于梵高、红灯区和大麻咖啡馆。凌厉的直线是用来分界的。后来了解到荷兰风格派，我后知后觉地领会到，这些直线决绝地划出的是现代性。

De Stiji在荷兰语里的另一个意思是直的杆，《风格派》也许该叫《直线》的—但是杜伊斯伯格（荷兰风格派的开创者）意识到，风格，是20世纪面临的大问题，因此有了这个命名的一语双关。这貌似普世关怀，其实是个民族文化危机问题。荷兰从17世纪以来连年战争，在和英国的海战里输掉了亚洲的殖民地，南部荷兰又陷入和法国的战争，同时还不智地掺合到法国和奥地利皇位继承纠纷里，一步步丧失了对欧洲局势的影响力，沦为英法对峙中的一个缓冲地带。文化上也是如此，南部荷兰基本就是法国文化的桥头堡，北部则深受德国影响。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法国有新艺术，英国有工艺美术运动，德国有青年风格，拥有过文艺复兴辉煌的荷兰知识分子不禁疾呼：我们的风格在哪里？

直线是他们的答案。荷兰风格派直接受俄国至上主义先锋艺术家们彻底革旧艺术的命的态度启发。当俄国艺术家被迫害时，直线的革命已经击鼓传花，在荷兰生根开花。

蒙德里安是荷兰风格派里最彻底的一个。如果把风格派众人放在一个两轴坐标系里，对直线的信仰程度是纵轴，理念付诸生活的程度是横轴，那么蒙德里安是x、y值都最高的一位。世纪之交的欧洲男精英喜欢把世界万象分为两个性别，并视娇媚而具腐蚀性的女性为理性（雄性）世界的最大威胁。尼采和D.H.劳伦斯都表达得很充分了。蒙德里安则是唰地拉直所有线条，代表着女性化的曲线和起伏被全部赶出他的清明世界。这可是1917年，他在《风格派》杂志上亲笔写下的看法，文章题目叫“绘画中的新塑形”。他认为以前的艺术被曲线占领，都过于女性化，也都陈旧了。他不但认为抽象艺术胜于写实，抽象艺术中也绝对不能有曲线存在。岂止是架上艺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个人，也应该在由纯粹直线构成的空间里生活。他在巴黎的工作室就是范例。光通过观看或安排纯粹的线条，就能达到高潮，而且此高潮比彼高潮更高级，因为是理性的、单性的。多年后，他的三原色构成被印在柔软布料上，覆盖于女模特们的玲珑身体上，此种讽刺和加持，足够让知情者一哂。

风格派的核心人物并不是那些走得最远的。《风格派》杂志创始人杜伊斯伯格，画家范·德·雷克，建筑师奥德和伯拉基，画家、建筑师兼室内装潢家胡斯扎，家具设计师里特维德，如果把他们的绘画作品和蒙德里安的作品放在一起，蒙德里安是高度提纯的风格派，其他人则是兑了一些柔顺剂和细节的蒙德里安。不过，新造型艺术原理把他们拢在一起。正是他们的横生枝蔓，以及在鹿特丹和海牙的各种营造，才让直线的革命进入三维空间，用板片和色彩代替了梁柱，用构成代替了结构，用集体和普遍代替了个性，用对关系的表达去掉了物质感，让20世纪的现代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在视觉上改朝换代。

风格派辗转传递到柯布西耶和密斯那里，在欧洲和美国掀起风潮，成为二三十年代最流行的国际化建筑式样。它对集体生活空间的设想和规划，被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落在实处，形成父辈和我们所熟悉的视觉元素：消除了曲线、质感和个性的集体空间。

想起一个梦般想起安特卫普的子夜，那其实是中国视觉记忆的滥觞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