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恐族生存指南

伊能静: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反省世界
郝汉
余雅琴
“我的人生历程本身就充满了问题,我不需要给人们解决问题,人们也没有权利等待我的解决方案。”知识明星波伏娃的这段自白,或许也正是演艺明星伊能静的心声。

微信图片_20210722143328.jpg伊能静出道三十多年, 她所引来的关注, 并不逊于时下任何一位流量明星。(图/ 由被访者提供)


伊能静已经出道三十多年,她所引来的关注,并不逊于时下任何一位流量明星。而与那些“鲜肉”“小花”不同的是,她的话题性或者争议性,主要来自她的表达。


在去年大热的真人秀综艺上,她不吝惜传授人生经验,被指“妈味”;参加音乐节live的演出服装被网友评论“女人穿得少,就是不正经”,她愤怒回应;她在各种场合表达对家庭与爱情的看法,有人挖出她十多年前的不同说法,指出前后矛盾之处,仿佛时间留给人的,只能是思想上的空白。


如果说“言多必失”是娱乐公众人物的金科玉律,伊能静恐怕是一位最让经纪公司头疼的“挑战者”。而对此,她只是笑称,自己终于抵达“人生中被黑的巅峰”。在艰难人生境遇和许许多多的负面标签中一路走来,伊能静坦言,“在漫长的三十几年时间里,我的过去就像一个真人秀,是一个‘楚门的世界’”;而自己能够走到今天,靠的正是“反省力”。


作为昔日少女偶像,伊能静回忆自己也曾是讨好型人格,因为早早进到商业体系里,她深知“被喜欢”是最重要的。如今,历尽千帆,她更在意的则是由内而外的自我检视。而这种“时常自省,喜爱表达”的性格,也让她戴上了“话题女王”的沉重冠冕。


“我的人生历程本身就充满了问题,我不需要给人们解决问题,人们也没有权利等待我的解决方案。”知识明星波伏娃的这段自白,或许也正是演艺明星伊能静的心声。



“事业和家庭怎么平衡”是个伪问题,男人不该成为“诈尸型爸爸”



《新周刊》 :其实事业和家庭怎么平衡是一个挺陈旧的问题。我记得你之前说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伪问题,特别是当它对女性提出的时候。这要怎么理解?


伊能静:我觉得它确实是个伪命题。它不过就是人在所谓自我、经济来源或成就感,以及对小孩天然的爱中做取舍,在那些疲于奔命的时刻和精准做选择的时刻间做取舍,最后好像换来了一个活得挺优雅、把孩子照顾得挺好、工作做得也不错的评价。而且我会开玩笑说,这个问题经常会问女性,但很少问男性。


《新周刊》 :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你退回到家庭当中,工作相对来说也比较少了。常年保持高曝光度的状态下,突然回归家庭照顾小孩,你会不甘心吗?


伊能静:我的答案可能会让大家意外,我不是很留恋名利、特别恋栈的那种人。因为我知道不论哪一份工作,在拥有这个工作的时候,你是要付出的。不仅是艺人,包括我身边的小伙伴们,他们也为工作付出了很多。我当时选择回归家庭,主要是因为在这个行业做了30年,我已经感觉到倦怠了。我也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年龄,倦怠感是让我回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我对这个工作不再有热情,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我知道,如果一个人永远想赚更多的钱、拥有更多的名利跟掌声,他就会永远要不够。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与其说是一个回归家庭的选择,不如说是家庭推动了我内在的那个东西,让它更早、更具体地浮现。我没有焦虑感,我感谢老天爷,感谢秦先生能够帮我一起分担生命里非常多的喜怒哀乐,共同面对柴米油盐。我其实是非常清醒地做了这个决定,而且非常享受那五年的家庭生活。正因如此,我现在有机会去分享当时当全职妈妈的一些状态。


《新周刊》 :刚才静姐提到秦先生,我记得你有一个蛮有意思的说法,你说父亲不应该成为“回家旅行的爸爸”。这怎么理解?


伊能静:我先生工作比较特殊,他总是带着行李箱回来,隔三天拿着行李箱就要走。当然,我知道这不是他愿意的。可是,我希望大人一定要让孩子知道,你在尽全力地参与这个家庭。而我认为,参与家庭不只是在物质的支持上,更多的其实在心的支持上,男性也需要被问能不能把家庭跟事业平衡好。


现在很流行一个说法叫“诈尸型爸爸”,爸爸平常玩手机,不闻不问,突然出现状况,比如说孩子功课不好,爸爸就弹起来说“这书怎么念成这样了”,说妈妈“孩子都没教好”,然后又接着玩手机。最近我在做几档综艺时接触到一些职场妈妈,你能够感觉到她们急需另一半的协助。

我认为,家庭利益的最大化是两个人的责任。利益,不只是物质上的利益,同时也在于未来小孩对这个社会有没有正面影响。所以,我不会去惯着我先生,如果他说他已经很累了,那又怎么样?我会非常严肃地要求他必须参与“当父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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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5月3 日,上海,伊能静现身草莓音乐节。



“你工作太拼,不顾小孩”“你怎么能当全职妈妈”,这两种指责,我都经历过



《新周刊》 :有人说,在婚姻和家庭里,大家普遍认为“好爸爸”往往是有时间陪小孩玩的爸爸,但是妈妈总是要承担繁重的照护工作,才称得上“好妈妈”。在传统叙事里,大家对于母亲抱着一个特别高的期待,常用“伟大”这样的词来形容。你怎么看待这种传统意义上对母职的社会期待?


伊能静:因为我的确年龄大一些,所以我来自传统的教育,我的妈妈或我所接触到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女性的赞美,在我的青春期,那就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我会开玩笑说我在经历不同的时代,我看到了好多不同的标准。我也在整理不同的标准,并且去理解不同的标准。


我简单举例。我三十出头的时候有了第一个孩子,然后我出来工作,别人就会说:“你怎么把孩子丢在家里?你这妈妈怎么当的?谁来照顾小孩?我的老天爷,你太可怕了,你把孩子丢在家里出来工作!”可是到了现在,我记得我当全职妈妈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说我正在做全职妈妈,就有人说:“我的天,你居然在家里带孩子,你不出来工作?你的自我呢?”因为我两个小孩年龄差距很大,所以我非常碰巧地经历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评判标准。


后来,冷静地看待所有事情之后,我觉得,其实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妈妈自身的选择。如果她要回归家庭,除了社会支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家人的支持跟来自她先生的支持;如果她要回归职场,我觉得这也是她自己的选择。现在我就不会带着某一种有特别倾向的价值观在这件事情上做判断。


我知道你们所说的,把妈妈捧得这么高,所以当妈妈变得很辛苦,因为要做一个好妈妈是那么难。但事实上,我有时候觉得,那也是妈妈的天性,比如大家觉得我好像处理得很好,但我依然会对不能天天陪女儿有焦虑感。虽然我家人都在帮助我,但我会有一种内在的自责,会觉得,现在经济情况还算允许,我为什么还要出去工作?我会问自己,你说要追求自我,那你为什么要这个小孩?我自己都依然有这样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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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5日,青岛,伊能静、秦昊出席“2021为爱尖叫”晚会现场。(图/ 视觉中国)



当一个人的三四十年被摊开在公众面前,没有谁会是完美的



《新周刊》 :刚才讲到了“被误解”。因为你的表达比较直接,并非表演性的,但如此往往容易被断章取义,你怎么看待“被误解”,又是怎样化解的?


伊能静:“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不过我现在谨慎多了,我以前可能会对外界的声音有很大反应,但现在我的情绪管理的确变得越来越好了。我越来越了解,其实外面没有别人,外面只有自己。如果那些声音真的能干扰你,就是你承认了那些声音的存在价值,可是我真的希望把我生命的每一分钟都用在真正能够为我创造价值的事情上面。


但我必须说,一个人的三四十年被摊开在公众面前,从十六七岁一直到成熟的年龄,我不觉得有人会是完美的,每一句话都是没有瑕疵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有很多观念在改变,内在的自我也会改变。就像一段旅程,本来你打算出门看一个展览,结果下雨了,你改变了主意。可能就会有人指责说,你不是说你去看展览吗,但你没去。他们已经不在乎下雨这件事情,只在乎你去不去看展。所以,这过程里也有我的叛逆期,我的年少无知,我对某些事情的不够理解。


我很早就进入这个行业,我也并非高学历。我跟一般年轻人不一样,我所有的东西都是被打开的,因为我早就是公众人物了。在漫长的三十几年时间里,我的过去就像一个真人秀,像一个“楚门的世界”。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部分能够多给我一点宽容,同时我也会做非常审慎的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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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能静参加综艺节目的剧照。



“要白、要瘦,才好看”,我承认参与过制造女性焦虑



《新周刊》 :实际上,你们作为女明星,公众对你们无论是身材、容貌还是言论,似乎都更加苛刻。你会觉得总体来说娱乐行业的女性总会面临更大的恶意吗?


伊能静:我必须说,女艺人是没有资格代表全部女性的。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确在很小的时候倡导过“白,好看”,我也被别人说过“瘦,才好看”,我曾经拼命地想瘦。我也的确“恋爱脑”,讨好过别人;我也曾经真的很“玻璃心”,别人说一句,我觉得被冤枉了,就跑出来回应。


但我们从十几岁、二十岁到三十岁,人不就这么经历过来的吗?如果大家都检视自己的人生,走到我这个年纪,回头检视的话,人生就是有很多这种事情。我相信两位在自己人生里一定也经历过觉得那时候怎么会这样想的时刻:我怎么把那句话给说了?我那时候怎么会穿那种衣服?那时候怎么会那么喜欢那个男的?……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就是敞开的。


所以,当我现在大声说,你们不要攻击我的年纪、不要攻击我的身材的时候,我反而会静下来想,我有没有参与过创造焦虑?我有没有?我有。我曾经在我自己创造的焦虑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比如我到现在胃都不太好,减肥减到脱发严重什么的。但我现在希望身体不是瘦,而是有肌肉、有线条、有力量。


对所谓抵抗衰老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我的心境保持了对生命的热情,没有因为年龄而减退。大家常常会说,伊能静为什么不优雅地老去?我觉得我挺优雅地老去的呀,只是不是你想象的“优雅地老去”。对我来讲,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我是个小女生,也从来没有隐瞒过自己的年龄,我每年生日都给自己写一封信,写道:“Hi,女孩50岁了。”我有很可爱的部分、很少女心的部分,就代表我不能“优雅地老去”吗?人是多维的。我觉得我婆婆、我妈妈都很可爱,但标签式的东西给女性贴上了一些标准,连女性都相信的标准。我唯一想讲的是,我在这个标准里不停地迎合过,我承认我参与过创造焦虑。我希望透过这种反省去告诉别人:任何人给你贴的标准,都不是你的标准。



从“反省世界”到“检视自己”



《新周刊》 :整个聊下来,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的反省能力特别强。这种反省力是怎么形成的?


伊能静: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反省世界,我喜欢想着你们都是怎么样的;但现在我会更多地从内心检视自己,这是一种觉察力。像我最近发现了所谓情商是什么。情商不是讲话多么厉害,它其实是一个情绪自我管理。在冲动得要说一句话之前,你能够管理好你的情绪冲动,带着一个同理心。所以,反省力也在于,当你去说别人的时候,你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做到。我觉得,这个想法可能来自我的孩子,他已经十八九岁了,当我要去说他的时候,我要先问我自己做到没有。


《新周刊》 :我记得你说过,刚出道的时候,经纪人和经纪公司会让你少写作、少发表一点意见,少反省一些。当时你作为偶像接受了,但现在却有变化,在表达上更做自己了。你认为这是一个自觉的过程,还是自然沉淀的时间的结果?


伊能静:小时候给我们定义的那种成功就是被人喜欢,所以我们要服务于被人喜欢。以前曾经有人说,我是讨好型人格。我后来想想,我们那个时代谁不是被教育成讨好型人格呢?来,打个招呼——这种太有礼貌了,对吧?或者是,老师今天赞美我们家小宝宝了——你看,老师赞美你了,你特别棒。你的好,永远是来自外界的声音,但这又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过程,因为你透过外界才能认识你自己。


那时候,父母不在我身边,我也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我进入的就是一个商业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里,被喜欢是最重要的。但我很感谢我的唱片公司老板——刘文正先生,因为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他发现我实在太叛逆了,根本拦不住我,他就说,那行吧,那就让她干她喜欢的事情。后来我脱离女团,开始自己做歌词、自己去找制作人,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是这样的过程。



我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在那里,我既不是媳妇,也不是妈妈



《新周刊》 :在歌手和演员之外,你还有一个身份是作家。刚才你也谈到了工作、家庭生活带给你的成长,你是怎么把这些东西内化成文字的,写作带给你哪些不一样的生命经验?


伊能静:我最近看了一本图画书,叫做《缝不起来的童年》,讲成长于底特律的作家用画疗愈了他的家庭,以及他自己的忧郁症。我看完那本书非常感动,我深深地知道,文字之于我,是疗愈自己的方式。很多文字不一定要在当下马上写出来,它就是在脑子里进行不断建构跟推翻的。我会觉得文字是我对世界的审美,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是我跟自己和解的方法,它是一个多面向的东西。


《新周刊》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比较喜欢的作家和作品?


伊能静: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伍尔夫那本《一间自己的房间》,因为那本书,我受到挺大的撞击,我的某些女性觉醒意识,跟那本书有很大的关系。伍尔夫说,一个女人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我们当然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是没有自己的书房的,她只能在客厅做缝纫,但是她哥哥和弟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书房,而且爸爸会非常重视。哥哥或者弟弟在书房念书的时候,缝纫机的声音会吵到他们,而男人念书这件事情是整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女性做什么都可以吵到他们。


当时我一下子就被打中了。在我自己的理解里,我慢慢会觉得,这个房间是内在的,它也包括经济独立,比如你能买一个房子给自己,也有自己的空间。所以我是在懵懵懂懂的情况之下,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包括我后来在自己的房间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架,那就是我对自己的仪式感,那是我心里的自己的房间。在那里,我既不是媳妇,也不是妈妈。


我刚认识秦先生的时候,他会问我:“你怎么一个人去旅行?都有我了。”但是我真的到现在依然会有想一个人旅行的时刻,我觉得,经济独立、人格独立都非常珍贵。不管那本书我读得有多深刻,我觉得“自己的房间”这几个字已经足够打动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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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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