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黑手举起手枪，枪口对着弗航克的太阳穴。

“Toi,espionage？”（你是间谍？）那只持枪的手没动，另一只手晃了晃手里攥着的手机。

2012年12月初，弗航克送10名中国工人搭乘航班飞回广州，他自己则还要在非洲停留一个月。十分钟前，在中非首都班吉的首都机场入口处，一名中国工人掏出手机，向机场一名持枪巡逻的黑人大兵招手、拍照。随后，这名工人被带进了一间小黑屋。同去的，还有11个中国人里唯一能与黑人进行沟通的弗航克。

弗航克没和那个持枪的黑人大兵废话，他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自己的公司来自中国，是来中非和非洲人做生意一起赚钱的；第二句，自己还要送其他工人赶飞机回中国，请不要耽误太多时间。最后，他从包里拿出一叠钞票，数了数，把10万非洲法郎（约合人民币1024元）塞给黑人大兵。

之后，他和那个拍照的工人走出小黑屋，黑人大兵微笑喊着“Salut”（拜拜），向两人挥手道别。

“以后做动作、拍照注意点。”弗航克松了口气转身对工人说。“丫真黑，想要钱直说嘛！”

这里工作简单，但生活无趣，方圆数十公里内没有任何可供游玩闲逛的去处，需要“耐得住寂寞”。

弗航克刚到非洲就后悔了，特别后悔。眼前的这座城市，准确说都不能称为城市，以一种草莽般的蛮横姿态，颠覆了他过去22年里对于城市的理解：没有摩天大厦和商业综合体，只有土瓦砖房和茅草棚户区；没有购物广场和沿街店铺，只有沿路摊位；没有医院，没有学校，没有公园，没有街区，没有街道。如果那些尘土飞扬、凹凸不平的道路也算公路的话，那这座城市也并不是完全一无是处——至少它还有路能让人通行。

这座名叫博桑戈阿的城市，位于中非共和国（以下简称中非）中部偏西。2012年法语专业毕业后，22岁的弗航克进入广州一家国企工作，和公司签合同前已被告知需要外派非洲，一般3至5个月在国外，回国休假一两个月后继续外派，以此往复。公司在2012年开始布局非洲业务，在中非这个位于非洲大陆轴心的国家，开辟棉花国际贸易。

建造棉花工厂、开拓棉花贸易、做大国际市场，这个公司“投资非洲”的最初设想，确实紧跟当时中国企业“非洲掘金”的步调。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96年，中国在非洲投资5600万美元，2005年这一数字达到15亿，2011年则达到150亿。

开展国际业务，自然需要翻译。与非洲其他20个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一样，除去本地土话桑戈语，中非人普遍会说法语。法语翻译的招聘在2012年中旬开始被公司提上日程，公司承诺只是短期外派，且待遇不薄，给解决广州户口。弗航克是在大四时从北京飞到广州面试的。面试后的一个礼拜，他接到了录用电话。被派往非洲之前，家人叮嘱他千万要注意安全，而他只是一个劲苦笑摇头：“中非和国内有8小时时差，只要不天天失眠，我就很心满意足啦。”

来到博桑戈阿的第一个晚上弗航克就失眠了。他住在公司租的一栋平板房里——这里有近20个房间，每个睡两人；有两个公用厕所。他和华子住一间，除此之外还有公司外招前来开展业务的20多名中国工人。

“咱俩要不买张票现在就回国？”弗航克枕着手臂说道。华子劝他：“别做梦了，老实待着吧。”

华子比弗航克大一岁。两人同届、同专业但不同校。安徽大学毕业后，华子南下广州，与弗航克同时进入这家公司。公司安排他先来打前站，所以比起才来一天的弗航克，华子显然对这里的情况更加熟悉。弗航克刚到，华子就悄悄告诉他，这里工作简单，但生活无趣，方圆数十公里内没有任何可供游玩闲逛的去处，需要“耐得住寂寞”。

房间里总能见到动物开party，有飞的蝇、跳的虫。有时起夜，冷不防在厕所会看见几只青蛙。

在非洲上班的第一天，弗航克做了三件事：在工地，他帮助四名中国工人向非洲黑人发出开工指令；在办公室，他重看了半本《天龙八部》；在车间，他和黑人工头切磋了彼此的法语。

由于公司在博桑戈阿轧棉厂的建设，数十名非洲人来到中国工厂打工，项目带动的就业岗位相当多元：仅仅是接受技术培训的非洲人，就被分到技术部、行政部等多个部门。弗航克与华子的任务，就是在工地担任翻译。比如说中国工人缺了扳手，要跟守仓库的黑人借；又比如黑人不清楚轧棉具体流程，那么就得一步一步把中方提的意见告诉黑人。

两个翻译每天换一次班。今天去了工地的，第二天就留在办公室处理贸易合同，如此轮换。华子自得其乐，弗航克却渐渐无法忍受。且不说动辄40多度的高温，每次当他用法语和黑人小工交流时，对方或是走神，或是爱搭不理。

“非洲人说的法语其实很乱。”华子这样告诉过弗航克。语法极其混乱，语句词不达意，这是博桑戈阿人给弗航克的最大印象。他们似乎更愿意用桑戈语互相聊天，说法语时总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往外蹦。以至于多数时间，弗航克需要通过彼此毫无关联的单个词语，来猜黑人们想表达的意义。

他开始用“消极”作为对这份工作的抵抗。他不在乎那些翻译是否字字准确，大体表达清楚也过得去；他也不过问工程进度，只要不发生重大事故就行；他像过去在学校对待法语专业一样对待工作：反正考过八级就成，反正翻译了大意就成。

工作之余，他头一个月在博桑戈阿的睡眠并不好，总是半夜被蚊子咬醒。而且，房间里总能见到动物开party，有飞的蝇、跳的虫。有时起夜，冷不防在厕所会看见几只青蛙，蹦跶蹦跶的，一跃就能跳出纱窗那个疏于修补的洞。

这是一座夜间无光的城市，所有人都赶在太阳落山前回家，太阳落山后，与黑夜作伴。

“你这件衬衫挺好看的，能送给我吗？”工地附近的一个黑人盯着弗航克看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含蓄”问道。

工地附近，每天都会聚拢不少目光涣散的当地人。公司招聘当地工人的要求特别简单，但那些踟蹰在工地外的博桑戈阿人却极少进厂询问。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在收工前后或者午休间隙，在工地里捡些废弃物品。

“恐怕不行哦。”弗航克歉意一笑。那个黑人摆摆手，然后转身走开。

到博桑戈阿的第二个月，弗航克跟车去了趟当地市场。在这个据说是中西部最大的集市里，他见到了这座城市原生态的生活：头顶篮筐卖水果蔬菜的妇女走来走去，除了杂技演员，他在国内从没见过头顶这么重的物品也能保持平衡的人。她们背着布袋，里面是探出脑袋左顾右盼，或者吮着手指紧闭双眼的小孩。怀揣粗布大口袋的年轻人挪来挪去，不时还要提防那些“档龄”比自己长的商贩。这里没有固定摊位，所有商贩都是随地摆摊；这里没有市场秩序，每隔几分钟总会发生互相追逐、讨要买卖的场景。市场周围是荒山，近处有十几处稻草搭建的简易住所。不少闲逛者完成购物后直接回到住处，紧闭屋门，一连几天不再出门。

那天弗航克在市场一直待到了黄昏。他发觉原来这是一座夜间无光的城市，所有人都赶在太阳落山前回家。每天，他们在有日照的12个小时里完成主要生产任务，太阳落山后，与黑夜作伴。弗航克住处附近有一个中国人安装的发电厂，附近区域这才有电可用。

他渐渐发现博桑戈阿并不只是工地的轧棉厂、办公室和自己住所那样的简单和无趣。于是每有外出会议或采购活动，他都主动要求前去。他见到肚子奇大的黑人小孩——以前只在照片里见过；他见识过数次黑人罢工——原因仅仅是因为当天温度比前一天高一摄氏度。黑人们赚了钱就辞职，外出享乐，花光了继续打工。博桑戈阿人从来没有存钱的概念，他们要的只是及时行乐。

所有国家都有班吉和博桑戈阿这样的城市，在视觉上给你冲击力，在观念上颠覆你的城市观。

夸张的真实，是博桑戈阿给弗航克带来的最深感受。当地人每天吃两顿饭，很少能见到荤菜。他曾亲眼看到几个当地人在泥土路上围堵一只体型巨大的蜥蜴，然后活剥、煮熟，直接作为大餐享用。这里分雨季、旱季，11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而即便是5月至10月的雨季，最低温度也在28℃以上。来博桑戈阿满两个月时，他觉得这个地方也蛮有趣的。

不过他和公司同事没能在这座城市待更久。2012年12月10日，中非境内的反政府武装联盟“塞雷卡”突然发难，以中非弗朗索瓦·博齐泽没有履行2007年签署的和平协议为由，枪杀了5名政府兵，随后北部重镇卡加班多罗被占领。由于塞雷卡采取的是“地方包围首都”策略，除首都班吉外的其他城市一时间危机四伏。

30余名员工紧急撤离，搭乘6辆皮卡转移至班吉，临时住在市中心的一处租用别墅里。别墅的设备、配套和周围环境比博桑戈阿的平板房好得多，但工人们暗地里嘀咕，“还是原来那地方住得踏实”。由于首都没有开展贸易业务，他们可以在住处附近走动，但不能超出3公里范围。因为时局不可控，战事随时可能出现。

相比起物资紧缺、设备匮乏的博桑戈阿，班吉简直是另一个世界。它更接近弗航克认知的 “城市”概念：有购物商城、大型医院、街心公园和演艺表演，商店前人来人往，酒吧里不愁客源；还有中非最庞杂的银行金融系统，而且是中非教育水平的高地。很多中非人说，班吉就是他们国家的巴黎。各种肤色的人活跃在各个领域，而不像博桑戈阿，除了当地人就是过来做贸易生意的中国人。

12月26日，数以百计的抗议者、叛乱分子包围了法国大使馆。班吉局势陷入混乱。次日，弗航克与30名同伴乘坐小型客机飞至喀麦隆港口城市杜阿拉避难。12月30日，全体员工从杜阿拉飞回广州。据不完全统计，中非内战已致数百名平民死亡，超过1万所房屋被烧毁，约21万人逃离家园。

回国后，弗航克立刻辞掉了工作。但他并不后悔去了中非。他从没想过非洲大陆中部的两座城市——博桑戈阿和班吉竟成为他毕业后的头两个工作地。比之班吉的现代与繁华，他更怀念的倒是博桑戈阿那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真实”。“其实所有国家都有班吉和博桑戈阿这样的城市存在，就像中国有东南沿海城市的发达，也有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贫穷。博桑戈阿这类城市在视觉上给你冲击力，在观念上颠覆你的城市观。我觉得所有国家都不能忽略这些城市的存在。”

他们为什么去非洲？

基于中国企业大举进军非洲市场的背景，法语专业毕业生外派非洲的概率更高。但能坚持下来的人也不容易。

选择法语作为本科专业后，张博然幻想过毕业后的N种美好出路：去巴黎赚钱，到里昂读研；随性品尝波尔多美酒，还可以出差路过普罗旺斯——但这只是幻想罢了。

像张博然这样的法语专业学生，大抵经历过“梦想摔进事实”的心理落差：大一，他们高谈阔论的是巴黎、奢侈品、雨果和普罗旺斯；大二，开始深入接触拉封丹、乔治桑和太阳王；大三，“择业提前动员会”终结了一切风花雪月的幻想。此后直到大四毕业，他们顶着“外派非洲”的压力，讨论着彼此签约的单位会去“第几类国家”。

一个《法语成为××届本科毕业生收入最高专业》的亮眼标题，一句“为了户口你去非洲熬几年也值得”的谆谆忠告，一份“以后要去外交部做大使”的殷殷寄托，最终交汇为一个越来越大的彩色泡沫，强塞给一群选择了“世界上最美语言”作为专业的年轻人。

看上去很美。但现实是梦破碎一地的声音。

“如果你真的在其他方面有潜力，我会劝你在法语上少花功夫。”

2009年3月，张博然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北二外）提前录取。他选择了法语作为本科专业，因为“法国文化星光灿烂，法国文学世界闻名”。

在校期间，张博然自认法语“还过得去”，但“绝不是专业尖子生”。本科期间他受一位学长影响，疯狂爱上了摄影。大四时遭遇就业问题，他并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找一份与法语专业对口的工作。“校招过了一家北京公关公司，但想想还是要从兴趣出发。”他的择业轨迹，似乎离法语越来越远。之后他去巴黎做了短期业务培训，而后在法国Sipa图片社北京分社做营销工作。去年，他辞了职，成为自由职业者，为公关公司与平面媒体供图。他很满意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但不得不承认，自己和法语的交集已经越来越小。

“博然是个很有想法的孩子，”张博然的毕业论文导师、北二外讲师邱寅晨说，“他懂得自己的兴趣点在哪里，我也早就看出他的心思不在法语学习上。”

邱寅晨在系里颇受学生欢迎。面对那些对语言专业有抵触情绪的学生，他不像多数老师一样强逼学生，而是让学生自由发挥。“如果你真的在其他方面有潜力，我会劝你在法语上少花功夫。因为你的high点不在专业学习上，与其逼迫，还不如把时间花在真正感兴趣的领域。”

“努力拼了四年，结果还是‘毕业即失业’的结果。”

与张博然相反，吴越希望工作尽量与专业对口。2012年她从北京语言大学毕业，看着半数以上的同学外派非洲，她却发誓要在北京找到一席之地。“我专业成绩很好，每次都在班上排前三，我希望靠法语优势在北京立足。”她广投简历，经历过央视面试、新华社笔试、几大国企的校园招聘，但都没有通过。她开始逐渐对自我产生怀疑。“努力拼了四年，结果还是‘毕业即失业’的结果。”

外交部、商务部等部委每年都会在全国外语院校选拔人才。但一来招录比极低，名额甚少；二来“男生占优势”已是公开的秘密，许多像吴越这样的“专业尖子”蜂拥报名，但录取的少之又少。吴越后来转变策略，开始考虑去非洲。

与其他外语专业相比，法语专业生外派非洲的概率更高。非洲多数国家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如今，非洲有31个国家以法语为官方语言，有约1.15亿非洲人说法语。近年来中国企业大举进军非洲市场，在矿产、水电、铁建、贸易等方面与非洲合作频繁，就急需懂法语的翻译。

因为家人反对，吴越最终没去非洲。她回到南方的小镇，父母托关系给她安排了稳定的职位。这份工作与她的专业无关，“只是普通的行政工作，繁琐，机械，无趣”。吴越现在偶尔会困惑，为什么自己无法在北京找到合适的工作，她甚至开始反思选法语专业的意义。“很多同学现在和我一样，也是毕业就回到家乡，我们曾经和法语短暂交缘，一毕业就迅速散开。”吴越自嘲“没什么志向”，“等相夫教子吧，我不会考虑未来让孩子选外语专业，尤其是法语。”

“我不习惯被轻易驯服。”

弗航克曾是众多选择外派非洲的法语专业学生之一。在北京念完大学，他进入广州一家国企，外派非洲三个月就因为该国动乱而撤回国内。现在回想起来，他形容那是“百日逃亡”。

他的同学都在国企、央企签订三至五年合同，往往是出国一年，期间可以回国一两次。“有一两个现在还在非洲，我很佩服他们。”外派非洲对于应届毕业生唯一的吸引力恐怕就在一纸户口上了。“一般是签3年，干满3年给户口。”某法语专业毕业生说，他在去了刚果（布）的第二年，由于没动力继续下去而辞职。“有人劝我，干吗不再干一年呢，那样就有户口了呀。我说，你没去过非洲，你去了就会惊讶我还能坚持这么久了。”

此外，外派非洲的另一个吸引之处，就是薪酬高。根据前往国家的艰苦程度，补贴也不同。非洲分为5类国家（0、1、2、3、4），其中处于0类的突尼斯、摩洛哥补贴最低，因为这两个国家靠近欧洲，条件相对较好；如果是4类的尼日尔、吉布提，补贴自然比0类高得多，因为这两个国家环境差、灾害多。

外派结束后，公司承诺给弗航克落户广州，并承诺不再外派他去非洲。但弗航克决定辞职，希望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家人却希望他能一直干下去，至少短期之内稳定下来。

邱寅晨也注意到家庭对于法语专业生职业选择的影响。“父母都希望子女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但什么是稳定？是一成不变的重复吗？那样的话物质、岗位确实稳定，但年轻人的精神会很不稳定。你束缚他的梦想，他会很分裂、很矛盾，这恰恰会造成一种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他也注意到代际教育出现的问题。“90后目前大部分进入职场，他们的父辈基本上是60年代生人，经历过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变动，对于稳定工作的渴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让年轻人来承担一些所谓虚幻期许，是非常有问题的。我一向鼓励法语系的同学，如果你觉得这个专业浪费时间，你又有新的目标和想法，不妨大胆舍弃专业，向目标进发。”

弗航克最终还是辞掉了国企的工作。之后他工作得挺开心，就像邱寅晨所说，“找到了high点”。他说：“我只是不习惯轻易地被别人的价值观摆布，不习惯被轻易驯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