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播以来，虽然《人民的名义》（以下简称《人民》）无论口碑还是收视率都成为当之无愧的“爆款”，但直到2017年4月28日该剧圆满收官，导演李路的心才算真正踏实下来。

因为涉及“高层反腐”这个特殊题材，从决定拍摄起，《人民》项目无论找资金、组演员，还是最终层层审查，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多家投资方因担心尺度和风险，最终没有参与。最后一笔资金是在拍摄十几天后到位，剧中三位主演也是在开机后才确定加盟。

众人的犹豫不无道理。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通知，限制“涉案、反腐、恐怖”题材电视剧的播出时段，要求其退出黄金档。随后，反腐剧进入十三年“沉寂期”。可以说，筹备《人民》时，反腐剧在当时的市场几乎没有成功案例。

但李路想的是，“一旦回归，必须做成经典”。他将自己以及最高检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和“政治小说第一人”编剧周梅森称作护航《人民》的“三剑客”。

“本来我们是要把贪腐写到省级。”李路记得，在剧本研讨会上，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翟泰丰认为，他们的步伐迈得太小。“翟泰丰说，以前是作家反腐，现在是国家反腐，十八大后倒掉这么多贪官，要在作品里把段位飙得更高。”主创团队这才最终确定，将剧中汉东省老省委书记、副国级官员赵立春定为幕后终极“老虎”。

《人民》里，赵立春是个“暗场人物”。李路说，不是没有想过实拍这个人，甚至提出由周梅森来客串这个角色，“只是后来推敲，赵立春没有必要出现在行动线”。所以观众最终都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戏骨们都带着一身功夫来，个个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说错一句脸都会红。

没有演成“大反派”，一度让周梅森“耿耿于怀”，毕竟很多剧组成员都在《人民》里过了一把“表演瘾”，有人还因此高兴得从老家给李路带咸肉。

李路的剧组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人要聚在一起探讨剧本，哪怕财务和驾驶员也要发表意见。拍摄《人民》时，有10天时间，周梅森就被请来给大家读剧本，大家一起丰富人物线。

《人民》首集播出时，就让人们体验到了何为“教科书式”的准确表演。比如，那场所谓的汇报会，俨然成了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以及反贪局、检察院各位领导权衡各自利益得失的心理博弈舞台。

还有“巨贪小官”赵德汉，扮演者侯勇将一个貌似憨厚的贪官的微妙心理演得酣畅淋漓。李路记得那场戏拍了三个通宵，“一遍又一遍，侯勇光吃面条就吃了一斤”。李路还给侯勇设计了不少细节，比如在赵德汉住所搜出2.3亿元人民币后，为体现他濒临崩溃，李路让侯勇趴在地上试图逃走，“又撞冰箱又流泪，他是真认真”。

此前，侯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每次接戏他都会把自己封闭起来熟读剧本，先捋人物线，再捋情节线，再捋人物关系线……只有这样，到了现场他才知道一场戏要用多少劲，每场戏该怎么演。就像《人民》中有一句词“你这同志很搞笑，你太搞笑了”，侯勇强调，演的时候不能照本宣科，而是要处理成“你这个同志，你，你……你很搞笑，你非常搞笑”，演出剧本的“言外之意”。

“他们都带着一身功夫来”，李路说，没有高片酬的《人民》能有今天的戏骨阵容，靠的是大家还在乎理想、在乎情怀，还都把艺术价值放在商业属性之前。“请他们来演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片酬如果按照市场价格，我就要赔钱。”李路实事求是，一个演员一个演员地谈。

最终，张丰毅来了，吴刚来了，张凯丽来了，陆毅来了……很多演员甚至自备服装。李路说：“大家或许也都知道，剧组承担不了过高的置装费。”

说动这些“实力派”并不容易。“演员到达一定级别后，都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对他们而言，挣钱有的是机会，你要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扎进他们心里。”

剧中赵瑞龙扮演者冯雷，近些年几乎已弃演从商，他与李路最初只是“微博互粉”，当李路找到他时，将心比心地和他讲“生意人满街是，好演员却很少”。《人民》拍完，冯雷给李路发了条微信，说这部戏激发了他重回演员队伍的热情。

“很多好演员真的就缺个机会。”李路说动祁同伟扮演者许亚军，靠的也是向他强调“机会”的重要。《人民》里“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出身贫寒，却对金钱权力欲望难填；他曾是英雄，最终却说“英雄只是权力的工具”。李路觉得，祁同伟的人性光辉与丑恶，在《人民》所有角色中描摹得最为深刻。“这个角色既有柔情似水，也有硬度狠度。这个角色的挣扎和悲怆，可以给他以往角色都无法提供的表演空间。”

在片场，李路常拎着洋酒，当许亚军贡献一场精彩表演，他就会和对方喝上一杯。“他平常就喜欢喝口小酒，我这算投其所好。”李路说，他希望每个演员都能在最舒服的状态下揣摩、塑造角色，“作为导演，你只有让演员信任你、信服你，他才会愿意和你探讨艺术。你们才能享受创作过程中的那种过瘾”。

李路至今记得，拍摄祁同伟密谋暗算陈海那场戏时，剧组本来选的场景是一个建筑工地的烂尾楼，但临时生变，大家冒雨转景，在深夜一两点，找到适合拍摄的地下车库。“我们一直探讨车怎么进，怎么迎上去，怎么拿倒车镜看两个杀手和驾驶员之间的交易，怎么扬长而去。虽然夜那么深，我们还是喝着小酒，一边聊一边开心地拍。”

和众多戏骨合作，李路最大的感受就是踏实。“也许一上来看不出大家做了功课，但几个人上场一对戏，我就明白了，这是有过设计的啊。”李路说，剧里演的那出《沙家浜》“智斗”，大家拍摄前已经用了几个月到练歌房把这出戏练得滚瓜烂熟。“高手出手是不见声音的，都是暗地里下的功夫。每个人都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没有一个现场打磕巴，台词说错了脸都红。人家是要脸的。”

“导演要知道每一句台词的潜台词是什么，每一场戏的戏核在哪里。”

戏骨见戏骨不仅会飙戏，更会惺惺相惜。

达康书记饰演者吴刚有一场戏演完，对戏的演员第一句话是：“大哥，我服了！您这么演我接不了，太厉害了！”李路记得，剧中陈岩石老人给省委常委领导上党课的那场戏，白志迪演得朴实无华，不露痕迹。饰演沙书记的张丰毅看完都带头鼓掌。

当陈岩石回忆抗战经历时，剧组放弃纯口述，采取实拍战争场面，李路认为必须实拍。“现在小情小爱已经打动不了人了，必须是大情大爱，只有实拍，才能把人带入过去真实的状态。”事实证明，这场戏成了哭点。

拍摄前，白志迪曾把李路叫到一旁，认为剧本里有些台词不生动，得改，并表示要加上一幕：自己坐下来，哭一下。白志迪现场给李路演了一遍。李路说：“很好，就按这个来。”在李路看来，好演员比作者和导演思考自己的角色更深刻、更细致。“就像张丰毅也改了一些词，他认为原台词太正，可以处理得更生动些。”

但有些词，李路坚持不能动。比如陆毅扮演的侯亮平，有一场戏是和妻子钟小艾在家里谈刮骨疗毒。陆毅一度觉得两口子谈这些未免太正式。李路告诉陆毅：“别闹，必须说。”李路甚至觉得，这场戏拍得还欠火候，还可以更正式。

“导演要知道每一句台词的潜台词是什么，每一场戏的戏核在哪里。只有知道这些，你把它们加在一起才是有力量的东西。现在中央讲的是反腐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这部剧里，沙瑞金提过，侯亮平提过，这两个人是戏里的正面形象，表达这个主题时，台词不可以随便删。”李路说，就像有人觉得《人民的名义》这个名字太正而不够商业，“事实证明，最接民意、最接地气的才最商业”。

《人民》播出后，有些观众对陆毅演绎侯亮平的方式略有微词。“陆毅是扛着压力接下《人民》的。”李路说，侯亮平有一个8岁的孩子，对一些还比较年轻的演员而言是不会接受的，“因为以后再选角色可能会有限制，很难再向年轻靠”。李路认为，剧本赋予检察官侯亮平的就是单面人性，没有太多瑕疵，这个人物非常难演，“大家对陆毅表演的评价应当厚道些”。

剧中有一幕，听说侯亮平将“空降”汉东执行任务时，钟小艾有过犹豫与不舍。而在原剧本中，钟小艾的表现是举双手赞同。“这不合常理，彼时陈海刚出车祸，侯亮平此去汉东，将面对极其复杂的形势，作为妻子不可能欢送。”因此在实拍时，李路进行了调整。

类似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在周梅森完成剧本后，李路又从影像角度对剧本进行了深度打磨。比如陈岩石去世那场戏，李路认为应该将追悼会改为追思会，将默哀改为省委书记带领所有人回忆陈老一生历程，并为他鼓掌。

还有高育良和肖钢玉摊牌的那场戏，本来安排在庙里拍摄，但李路把它改成大众澡堂，他觉得，水汽蒸腾的澡堂正是谈阴谋诡计的好地方。另外，第一集有人扔掉手机卡，第五集李达康带着一群干部扒脚手架，陈岩石顺着脚手架跌跌撞撞爬上去，都是剧组二度创作的结果。

为了让《人民》更具时代感，李路在拍摄时加入了网购、网聊和视频直播等内容，还将剧本中的胡玉贵改名为高育良，陆小梅改为陆亦可。也有人建议，为贴近年轻人的喜好，可以选择“小鲜肉”加盟。

李路认为，没必要将“老戏骨”与“小鲜肉”对立。在浮躁的影视大环境中，“小鲜肉”或许也有难言之隐。“鲜肉有鲜肉的玩法跟打法，有时你拿你那套东西跟他无法对接。鲜肉们只是需要一个进阶的过程。”

在《人民》项目里，李路既是导演，也是制片人和出品人之一，虽然累，但好处在于“知道钱往哪儿花，每一分都用在刀刃上”。身兼制片人也有更多创作自由，李路觉得自己操心惯了，“特别不愿意让不专业的人随便安排演员，我听到很多观众评价说《人民》里的人物一个是一个，这都得益于最初的坚持和不妥协”。

从《老大的幸福》《山楂树之恋》《坐88路车回家》再到《人民的名义》，八年时间，李路只拍了四部戏，他不想为了挣钱而去拍戏，更不想做流水线上的导演。“现在影视文艺作品假的太多，观众已经习惯于在假象、假话和假剧情中生活，”李路想，这大概也是《人民》能够成功的原因，“大家突然看到一个这么真的，心里受到震撼。”

《人民》拍摄过半时，周梅森曾提过要拍姊妹篇，李路当时的回答是：“梅森老师，再见！我就受这么一次惊吓吧！”虽是玩笑，但李路坚持不拍重复题材。他念念不忘的是和全剧组、众多老戏骨一起创作的100多天，“永远要和会演戏的人合作，和会演戏的艺术家合作是一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