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5日是全国建筑工人关爱日。这天下午，在南京师范大学旁的一个工地，团长孙恒和他所在的“新工人艺术团”的其他成员正在紧张地为晚上的演出调音。

　　这个施工中的地下车库就是当晚演出的场地。演出定于六点半开始。但在六点左右，赶来的工友已经把“舞台”团团围住。他们有的带来板凳，有的就坐在大块的砖头上，等待着演出开始。此刻的车库里，悬挂了长长的红色横幅：“尊重劳动价值，劳动者最光荣。”

　　“这也是我们‘新工人艺术团’巡演的目的：劳动者最光荣！这个时代好像都快把这句话都忘干净了。我们希望通过巡演向全社会倡导这个理念。”孙恒说。

劳动者最光荣。但在2011年，北京24所外来工子弟学校正面临拆迁，涉及在校生1.4万余人。2011年11月，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的《2011中国城市科学发展综合评价报告》在北京发布。根据报告显示，在北京、上海、深圳，外地人口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白领与 “农民工”各占一半。这群“外地人”穿梭于城市的宏大话语与个体的谨小慎微间，感知着城市一日千里的脉搏，也咀嚼着自身细小的酸楚。

“绿卡族联盟”

　　“妈妈，这表我们不用填，我们是外地人。”网友“跳舞有时”下班后，看见儿子已经将学校发的北京市“一老一小”保险的表单放在了客厅的桌上，同时说出了这样一句“懂事”的话，让她倍感难受。

　　作为一个“外地孩子”的妈妈，邵女士正为孩子将来的升学发愁。在网上，邵女士结识了许多有着相似境遇的家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这些外来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因为没有当地户口，他们的孩子在教育、升学上遇到层层壁垒。

　　邵女士在朝阳区买了套二手房，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孩子不仅不能代表学校参加体育运动比赛，在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更可能要面对把孩子送回去读高中的命运。“不到万不得已，没有父母愿意让孩子离开自己。”来自内蒙古的另一个网友“过客”说。与邵女士不同，郭先生持有北京市“绿卡”，两年前儿子中考时，享受和本地孩子一样的待遇，顺利进入北医附中就读。但在1999年颁布的北京“绿卡”制度之中只规定，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均享受北京市民待遇，但很多在“绿卡”政策下在北京参加中考、读完高中的孩子，还是面临回原籍高考的命运。

　　北京中关村的“绿卡族”最多。为了给孩子争取公平的教育权，“绿卡”族曾经结成联盟，群策群力。2010年2月，几个境遇相同的北京家长率先自发成立“教育公平公民联合”行动。没过多久，上海、广州、深圳的家长都加入进来。截至2011年11月，“争取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权益”的网上签名征集活动，已经收集了5万人的签名。据保守估计，全国范围内，在非户口所在地上学的孩子达到了997万。这其中，在北京上学的非京籍孩子，约有43万。

　　在《2011年中国城市科学发展综合评价报告》中，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分享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三项标准被共同作为城市评价的指标。“从报告来看，城市居民面临巨大的机会不均等。”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白南风作出了解读。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在北京、深圳两城试点进行的问卷调查更确认了这一点。调查显示，城市中的高学历者和高收入者，有不少是在城市中居住不足11年的新外地人。他们是城市建设发展的生力军，对所在城市的认同度很高，绝大多数人已经安家买房，把自己的命运与这座城市的命运拴在了一起。他们缺少的仅仅是一张纸——本地户口。

　　但这张纸为生活和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包括居住、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等，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机会。白南风说：“很多新本地人都已经到生育年龄，而现在子女教育是中年夫妇投入时间、财力、精力最大的地方。孩子的升学没法解决，就没法解决后顾之忧。”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之问

　　在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问卷中“本地归属感”一项，“高端职业外地人”（白领）和“低端职业外地人”（农民工）的分值分别为2.87和2.88。在满分为5分的系统中，这两个分数都没能合格。换言之，无论职业如何，外地人在这两个大城市，都没有收获归属感。

　　“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会有意多向他们传达一些劳动的价值，因为现在社会上还是以精英的价值观为主流。”同心实验学校校长沈金花这样介绍。

　　从“新工人艺术团”到同心互惠商店，从同心实验学校到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在北京五环外的皮村，形成了一个“打工文化圈”。在这里，聚集了一批打工诗人、打工歌唱家。他们成立了公益组织“工友之家”，用歌声、用诗歌、用纪录片来表现自己的生活，在城市发展的滚滚洪流中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2年，“新工人艺术团”成立。最初的成员只有三个，大家都是在业余时间背着乐器挤公交车前往工地为工人兄弟们演出。2005年，打工青年艺术团的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通过京文唱片发行。出人意料，这张专辑不仅没有赔钱，还卖出近五万张。

　　有了唱片的版税，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下，同年同心实验学校在皮村建成。很多因为证件不全而无法就读公立小学的打工子弟，终于有了读书的地方。还是在皮村，2008年国际劳动节，“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200平方米的博物馆里，摆满了形形色色的展品。工资条、旧毛巾、铁炉子……很多展品都是通过工友寄到皮村来的。数量最多的是暂住证，放满了几个玻璃展柜。

　　在“女工”展厅，一封家书被装裱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书信是一个打工妹寄给老家双亲的。在这封信寄出4个月后，写信的女孩就在一场火灾中丧生——1993年11月深圳致丽玩具厂的大火一共夺去了82名花季女工的生命。

　　水泥地、砖瓦房，博物馆的物质条件可以用“简陋”形容，但有很多参观者在这里看得泪眼朦胧。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网页上，一名东莞的网友留言：“一个城市的发展史就是打工者的血泪史。”

　　在孙恒和“工友之家”的其他同伴看来，博物馆中展现的细节与故事，本该是城市叙述中的一部分。没有人帮他们讲述，就自己讲出来。不是“诉苦”，更不是“控诉”，这个博物馆只是试图还原一群人真实的历史。毕竟，城市的发展有这群人的功劳，城市的历史也有他们的一分。

　　“归属感体现在哪里？”“新工人艺术团”的王德志是城市打工青年中的一员，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说出了自己的答案：“一个稳定的居所，平等的医疗、教育以及社会保障。”

　　“没有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城市建设是失败的。”在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副研究员马庆斌看来，仅用经济与实体建设的指标来定量城市发展，显然是不足够的，在城市建设中，应有更人性化的一面。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民工的需求也不同，”在马庆斌眼里，今天农民工的思想和需求都有了新的变化，“最初他们可能只是要求吃饱饭，后来他们要解决孩子在城市上学的问题，再接着他们不仅要解决物质问题，还需要精神鼓励。他们开始向城市要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