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世40年的约翰·列侬，经常被这个世界想起。
1990年，好莱坞街头响彻他的《给和平一个机会》；2000年，纽约时报广场用他的《权力归于人民》迎接千禧年，也纪念逝世20周年的他；2010年，一座“和平与和谐”纪念碑在他的故乡利物浦立起，纪念碑被五彩音符、和平鸽环绕。
2020年，在列侬逝世40周年的今天，我们该怎样纪念他？
史蒂夫·乔布斯曾说，因为约翰·列侬，这个世界上的理想主义者“曾经出现过”。
列侬的理想是什么？
6岁那年，他的理想是弹班卓琴、画简笔画，如果能有机会像“胖子”多米诺那样唱出《那不是很遗憾吗》（Ain't That A Shame），那就再完美不过了。
10岁时，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诗人，“我告诉我姨妈，‘你要是敢把我写的诗扔掉，等我成名以后，准让你后悔’”。
12岁时，他的理想是成为劫富济贫的“罗宾汉”。那一年，他画了一幅画，题目就叫《罗宾汉》。这幅灵感源于司各特小说《艾凡赫》的画作，被英国媒体描述为“画面战火纷飞”，列侬自己则“内心静如止水”。
14岁时，他的理想是在老家利物浦的莱姆街“通宵刷夜”，“在英国，美国乡村乐迷最多的城市就是利物浦，伦敦都不算——而莱姆街，有吉他、摇滚、酒精和妓女”。
16岁时，他的理想是拥有一把吉他。英国演员龙尼·多纳根（Lonnie Donegan）是他成为摇滚歌手前的第一个偶像。多纳根独创的Skiffle（噪音爵士乐）让他着了魔。
17岁时，他的理想是把当时的暗恋对象、后来的第一任妻子辛西娅搞到手。当然，他的另外一个小理想，是自己组建的乐队Quarry Men能在利物浦大红大紫。当年，他在圣彼得堡的夏日酒会上成功劝说一个利物浦老乡加入乐队，这个人叫保罗·麦卡特尼。
20岁时，他的理想是给利物浦当地音乐杂志《默西之声》撰稿，“我想说点关于披头士的事”。这一年，Quarry Men乐队改名为Beatles，并开始在当地酒馆洞穴俱乐部进行“地下演出”。
22岁时，他的理想是成为“猫王”那样的歌手。“我想成为猫王，或者随便哪个狗屎，对我来说这就是艺术。如果有人付我钱，我穿个气球都行”，然后登台亮相，粉丝尖叫，歌迷泪流满面。23岁时，他的理想是“钻进安迪·沃霍尔的《金宝汤罐头》里”，“我疯狂崇拜沃霍尔，他是真了不起！那不只是波普艺术，不是彼得·马克斯那些蠢东西，不是那些狗屎迷幻玩意儿”。24岁时，他的理想是做一只飞鸟。美国导演朗·霍华德说，上世纪60年代的披头士乐队，“一周能活出8天”。而在“一周8天”的演出之余，列侬画了幅《魔鸟》，画中的魔鸟从四面八方扑向一个人。有人说，这些鸟是列侬老家利物浦的利弗鸟；也有人说，它们是列侬心里的“自由鸟”。26岁那年，他的理想是了解战争、解剖战争，最终反对战争。那一年，摇滚巨星成了影坛新星。在反战电影《我如何赢得战争》中，列侬出镜8分56秒，却成了这部电影对外宣传时的男二号——披头士灵魂的银幕触电，确保这部超现实喜剧片不至于被称为“烂片”。 27岁时，他的理想是“去纽约定居”，“美国是一切的所在，你知道，我应该出生在纽约的，我应该生在格林威治村，那里才是我的归属！为什么我没有生在那里？！纽约的地位就像18世纪的巴黎。伦敦？我认为它从来没有那个资格”。28岁时，他的理想是做一个观察世界的“局外人”。他给自己画了9幅简笔自画像，画中的他披头散发，架副眼镜，正在打量和端详这个世界。29岁时，他的理想是像甘地一样，无声地、戏谑地、幽默地、夸张地、隐晦地让这个世界变成“爱与和平的星球”。那一年是1969年。和媒体在阿姆斯特丹希尔顿酒店的总统套房见面时，列侬彻底“暴露”了自己理想主义者的身份。在他身边，躺着他的亲密战友，那个被英国媒体认为以一己之力，让“约翰离开保罗、林戈和乔治”、让披头士分崩离析的日本女人小野洋子。“让我告诉你吧/所有人都在谈论/革命，进化，咀嚼，鞭打，规则，完整，冥想，联合国，贺词/我们要说的是/给和平一个机会吧……”不要战争，要和平；不要金钱，要理想；不要作战，要做爱。镁光灯咔嚓不停，录音笔跳闪不断。“兄弟们，要和平。”列侬嘬了口烟，缓缓说出这句话。一时间，管你是跑国际口、文化版还是主攻娱乐八卦，八方记者点头捣蒜，低头速记。“消费主义，遁世主义，拖拉主义，愤青主义，玩世主义，身份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我们要说的是，给和平一个机会。”“主义泛滥”的上世纪60年代，被BBC称为“一个物质生活走向富足、旧习俗被一一打破的大变革的时代”：老百姓的钱包越来越鼓，选举年龄限制越来越小，裙摆越来越短，收音机里的音乐越来越潮，娱乐生活的选择越来越多……从务实走向享受，从拘谨走向自由，从保守走向变革，从追求金钱至上走向追求娱乐至上。于是，摇滚、女权、嬉皮士、性解放、学生运动、公社团体、理想主义、集体迷幻等出现了，而列侬和他所在的披头士乐队，发出了那个时代的先声——“给和平一个机会”。他们呼吁，多谈点与爱、和平和自由相关的“问题”，少谈点与革命、进化、规则沾边的各式“主义”。这是“理想主义者”列侬给当时被越战、亚文化、妇女运动、性别解放等裹挟的世界开的一剂“解药”，也是他为上世纪60年代这个“大变革时代”做出的一次全球性呼吁：给理想一个机会。《纽约时报》名记格洛丽亚·埃莫森对他说：“你知道什么是和平、什么是抗议吗？你根本不知道。你太理想化了。我过去很喜欢你，但你现在浪费了你的才华。”列侬回她：“你还沉湎于我的过去。我已经成熟，你却还没长大。”漫画家阿尔·卡普说：“我画漫画是为了挣钱，就和你唱歌一样，也和这个聚会（床上和平行动）一样。”列侬打断他：“我在床上静坐7天，就是为了挣钱？我一小时内就能写首歌，挣到大钱。”
“武力不会对和平有任何帮助，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躺在床上一星期而获得和平，这在寻求和平的各种方法中，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列侬更喜欢不动声色地给恐怖主义、好战者优雅一击。在歌曲《妈妈，我不想成为士兵》里，他模拟上前线士兵的口吻：“我就是要向母亲说：‘我不想死，我不想起飞，我不想哭。’”“这（行为）没什么，起码能给世界带来笑料。只要和平，没有战争，我们愿意当这个世界的小丑。”在纪录片《约翰·列侬的理想世界》里，被称为“和平国际歌”的《想象》（Imagine）是贯穿全片的一条主线，串起4—40岁之间列侬的音乐、艺术生涯：生命前期，伴随从利物浦到汉堡、从伦敦到纽约的披头士巡演，展开列侬脑子里设想的“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国度，没有宗教，没有侵占”的世界；生命后期，则是和平梦。如今，如果你去利物浦旅游，在阿尔伯特码头的披头士地下博物馆逛一圈，你会发现，和巴黎卢浮宫里人气最旺的《蒙娜丽莎》一样，那里的《想象》放映厅门口，总会有戴耳机哼节奏的乐迷。当然，很多人可能算不上乐迷，但在孟买的写字楼，在布拉柴维尔的草棚房，在北京朝阳区的地下室，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艺术酒吧，他们都听过这首歌，也记住了最后那句歌词——“全世界就像一家人”。现在看来，“始于爱，终于幻想”的列侬，至少和披头士一起，重塑过那个时代世界青年的审美：花色衬衫+丝绒西服的“校园装”风靡全球，高领衫、细领带成了文艺青年的标配。偶尔在专辑里露出的切尔西靴，后来拥有了专属名称——披头士靴。当然，走红的还有列侬的复古圆框眼镜，《纽约时报》把它称为“拯救世界的和平眼镜”。戴着“和平眼镜”的列侬，如果活在今天，他会是什么样的人？这是2010年12月，列侬逝世30周年时，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起的一个话题。
MTV作者凯莉·安德森这样写道：“我觉得列侬可能不会像保罗·麦卡特尼那样，每隔几年就为巡演制作一些专辑和老曲子；他也不会像披头士的好友林戈·斯塔尔那样，和他的‘全斯塔尔乐队’（All Starr Band）一起各种搞怪和讽刺。我觉得他会更接近乔治·哈里森，后者开始关怀慈善、公益、反对‘反全球化’，当然，他还会钻研深奥的现代音乐。”而作为列侬的“灵魂伴侣”的小野洋子，曾多次回答这个问题：“他是艺术家，总是充满创意，他喜欢尝试新的媒介，所以或许他会爱上网络。他经常说，‘地球村’总有一天会实现。”在这个本该连接彼此的世界，在这个理应友善包容的世界，在这个被称为“地球村”的世界，在这个价值观二元对立的世界，在这个动辄陷入“非黑即白”议题陷阱的世界，在这个全球化浪潮还没成为趋势，“反全球化”浪潮就已席卷而来的世界，在这个不安定的世界，如果列侬活在当下，他或许仍然会这样说：现在，请给理想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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