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迷三国

三国,一段乱世的千年回响
李屾淼
上下五千年,为什么三国成了中国人最熟悉、最陌生、最念念不忘的时代?


2021年3月23日,重庆忠县。山水实景演出《烽烟三国》以长江三峡为舞台背景,呈现“桃园结义”“身陷曹营”“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经典三国故事。(图/ 何蓬磊/ 中新社)


东汉末年分三国。如果按公元222年孙权叛魏自立,孙吴与蜀汉、曹魏真正以国家名义三足鼎立的时间节点算起,三国距今正好1800年。


18个世纪后,三国依旧是中国人最为熟知,且全球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历史时期。


很多人或许连唐宋元明清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都分不清,但对魏、蜀、吴,曹、孙、刘人物关系如何,却基本不会弄错。


围绕这个时代,诞生了中国最伟大的历史战争小说,最经典的各类戏曲话本,最精良的影视剧、动漫和电子游戏作品,以及最丰富的历史研究解读、传说、同人作品乃至鬼畜恶搞视频。


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哪怕侧重不同,对三国时代的关注与兴趣都有着惊人的一致。


官方会为三国时代的文臣武将设庙立祠堂,宣扬纪念。民间也在不断传颂他们的故事,甚至将他们奉若神明,百姓、商贾向他们参拜祈福,并以他们作为自身的行为范本。


可以说,三国历史文化在中国的地位独一无二。


疯狂时代


三国不是什么好时代。


生而为人,如果投胎至公元180年到280年这100年间,其生存绝对是地狱难度。


生于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的这段乱世,不论升斗小民还是王公贵族,大家都命如漂萍。


哪怕贵为皇帝,也可能颠沛流离,食不果腹。


若是一般老百姓,性命更是贱得不值一提,你很可能就在某天因为饥饿或瘟疫倒毙路旁,运气好的话还能安稳地化为尸骨,否则很有可能被路过的饥民或流寇当作食物。


曹操的《蒿里行》对这种噩梦般的日子有过这样的描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而讽刺的是,这位悲悯的诗人自己就曾率军屠城,饿急眼的时候,他的军队也曾以人肉充当军粮。


战乱频繁的同时,小冰河期的到来又进一步让情况雪上加霜。气象学家竺可桢于《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就曾指出三国时代存在的气候反常情况:曹操在铜雀台种的橘子只开花不结果;曹丕率军于淮河操练水军时淮河突然因降温冻结,演习不得不作罢……


或许正是由于气候的异常变化,加上战争对国家运行秩序的破坏,从建安初年起,一场绵延数十年的大规模瘟疫席卷中国。


曹植在《说疫气》中这样形容这场大瘟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


后来的“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的中医经典《伤寒杂病论》中提到,他来自一个人口有200多人的大家族,在汉献帝建安年间(公元196年—220年),不到10年的时间里,家族里的人因伤寒病死了三分之二。


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有四人都在同一年因感染瘟疫早逝。


与他们相熟的好友、后来的魏文帝曹丕对此痛心不已:“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


战争、饥荒、瘟疫、死亡,“天启四骑士”齐聚一堂。


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前所未见的社会崩溃和人口减员。


根据学者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中的统计,汉永寿三年(公元157年),东汉王朝人口数量达到约5648.7万人的顶峰。


这一年曹操两岁,汉桓帝刘志仍与外戚兼大将军梁冀维持着表面的和平,两年后桓帝会利用宦官清理梁冀势力,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但总体而言天下太平。


没人会想到43年后,走入公元3世纪的中华大地,此前世界上最鼎盛繁荣的文明,已经变得一片疮痍。


至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东汉王朝人口数量锐减至约1500万人。这可能还是一种乐观的估计,按照史籍记载的户口数量,这个数字很可能连1000万都不到,豪族大家隐匿的人口数,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但这个极度混乱和残酷的时代,同样孕育过极致的豪情与浪漫。


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历史时期,能像三国时代这般,造成广泛且久远的文化影响。毫不夸张地说,三国就是全世界华人圈的共同语言。


而那些口口相传的三国故事,也是塑造全体华人精神文化的核心力量之一。


这种情形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艺术层面的加工和传播,但这种加工与传播之所以大量以汉末三国为对象,或许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确具备与众不同的戏剧性。


山东平度年画《空城计》,描绘了诸葛亮以空城计击退司马懿的场景。(图/ 视觉中国)


乱世的开端


开启汉末乱世的是一个叫张角的道人。


张角和他的两个兄弟来历不明,已经无法得知他们来自一个怎样的家庭,因何开始信奉道教。


他们想必家境不会太差,肯定也受过一定教育,否则连道家经典都没法读。


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发展到这时,逐渐有种宗教化趋势。张角创立太平道前,当过几天地方官的张道陵在汉中一带修道,随后创立了五斗米道。


但这种情况与其说是道家学说的发展昌盛,不如说是当时朝不保夕的劳苦大众需要一点生活的指望——于是号称能修炼飞仙、能用符水治病,并且对现实命运进行了一番自洽的解释的各种道教派别,成了人们聊以忘忧的寄托,甚至是唯一寄托。


张道陵的五斗米道与政治保持了必要的距离,一心炼丹修道、养生飞仙,直到张道陵的孙子张鲁接班,才开始借助宗教影响力建立位于汉中的地方政权。张角则不同,他所创立的太平道影响更广泛,他本人的野心也更大。


没人知道他为何会对东汉帝国渐起反心,或许是在十多年的传教过程中,他意识到民心可用;也可能单纯是因为见识了太多底层的悲惨命运,他想要凭一腔愤慨改天换地,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最终在公元184年,因为一次意外的泄密,黄巾起义提前爆发。


今天看来,黄巾军的起义组织形式仍显得相当前卫:张角通过十多年的传教,让太平道的名声覆盖了大半个东汉帝国的几十万名百姓,他为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教徒设置了一种高效的分级式教区管理,将全国分为三十六方,各方设置一名“渠帅”负责教区日常运作——战时渠帅便成了各地的统帅。


于是中国出现了有史以来,首次全国大面积多点同时爆发的武装叛乱。


这一年,不到30岁的青年议郎曹操在朝中郁郁不得志。他因为秉公执法得罪过宦官势力,但因为爷爷曹腾是宦官,他又颇受士人集团的排挤——“党锢之祸”后,斗争白热化的宦官与士人都对背景左右不靠的曹操不甚待见。


这一年,二十出头的涿郡青年刘备在为前途彷徨。


他可能是西汉中山靖王之后,但汉室四百年,宗亲遍地走,这个头衔对他而言并无太大意义。


他跟着名儒卢植读过几天书,但书读不进去,读完也没什么出路,他最终还是回乡继续以编草鞋、草帽为生,没事就跟一帮同样彷徨的同乡青年结伴玩耍。


刘备话不多,但性情直率且仗义,青年们都很喜欢这位大哥,什么都听他的。


这一年,与曹操同龄的青年基层武官孙坚,已经凭着几次讨伐叛逆的军功当上了下邳县县丞。


他是个天生的军人,17岁时遇到一伙山贼打劫,他提刀只身上前,手舞足蹈地发号施令,山贼误以为他是官府来人,惊惶四散。


孤身一人的孙坚一路追杀。成为县丞后,他也颇受远近官民的敬重。


如果东汉帝国不出什么乱子,曹操八成会在官场碰一鼻子灰,然后辞官归隐了结余生;刘备或许能找同窗公孙瓒提携一下,在他帐下当个小官或者幕僚;孙坚要是运气好的话,再碰上几次小规模起义或边衅,凭军功当个杂号将军估计问题不大——这或许就是他们在东汉帝国能获得的最好归宿。


然而,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王朝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郡守州牧就地组织武装平乱,民间也可自行组织义军协防。


不受朝廷待见的曹操被封为骑都尉,奉命率领官军奔赴前线;武官出身的孙坚则被征召为右中郎将朱儁的司马,参与平叛;灵活就业的刘备,则与平时一块玩耍的小弟们组织起了一支义军,这批人里便有后来蜀汉的重臣——山西来的疑似逃犯关羽和涿郡本地卖肉的屠夫张飞。


他们的前路将九死一生,而此时要是说他们这三人和他们的后代将终结汉帝国,打造一个新时代,他们自己都会觉得荒谬。


五个故事


此后漫长的乱世中发生过这么几件小事。


一是后来的魏国重臣华歆和王朗(人家并不是被诸葛亮骂死的),他们年轻时一同乘船逃难,半路上遇到一个人向他们求救,说自己被贼人追杀,请求上船一起走。


华歆很冷漠地拒绝了路人,王朗却觉得应该帮人一把,于是将路人接上了船。不料贼人很快逼近,王朗慌了,便打算将路人赶下去。


华歆不从,跟王朗说,要么别救,既然救了就负责到底。好在一行人最终幸免于难。


二是40多岁依然寄身刘表阵营的刘备,他在刘表的一个宴会上遇到了当时的名士许汜。二人聊起了刘备在徐州时的老朋友陈登。


许汜抱怨道:陈登这个人,江湖气太重,缺乏教养,我这样的人去拜访他,请他给我拨一处房屋田产不过分吧?他理都不理就去睡了,给我安排的客房条件还很差。


一把年纪的刘备当场就愤怒地说道:你也算有国士之名,当今天下丧乱,你见到陈登这样的豪杰,不谈救国平乱之道,只知求田问舍,他这么对你算客气了,要换我,我就直接让你睡地板。


这个时候的刘备或许会想起,年轻时自己还在当安喜县尉的时候,一个上级派来的督邮轻慢自己,自己便把他绑起来用鞭子抽了一顿,然后挂印辞官,扬长而去。他估计也不会想到,后世会把这件事编排到张飞身上。


三是上表劝曹丕称帝的一众魏国重臣里包括轻车将军、都亭侯王忠。王忠年轻时碰上董卓军队在三辅地区劫掠,粮价飞涨,“谷一斛至数十万”。为了活命,王忠吃过人肉。


同一时期兖州地区同样闹饥荒,曹操军队缺粮,情急之下,帐下大将程昱在东阿纵兵抢粮,又掺了一些人肉晒干做的肉脯到军粮当中。


后来少年曹丕听说王忠吃过人肉,便找来一颗人头骨挂在王忠的马鞍上,借此嘲弄他。


四是“建安七子”之一的天才文学家王粲英年早逝,文坛领袖曹丕带着一干文人好友前往拜祭。


曹丕说:王粲生前就爱听驴叫,咱们都给他学一声驴叫吧。


于是大家在王粲墓前各自学了一声驴叫。


五是刘备兵败猇亭,分兵别处的镇北将军黄权进退不得,投降曹魏。


有关部门立即请示是否收押黄权家小,刘备拒绝,说是自己对不起黄权,黄权没对不起自己。


人在魏国的黄权听说刘备杀了他全家,但他不信,他说自己与刘备、诸葛亮推心置腹,他们一定能理解自己。


黄权的儿子黄崇在蜀汉官至尚书郎。在蜀汉灭亡前夜,他与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率军对兵临城下的魏军进行了最后的抵抗,兵败殉国。


这些故事好像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2022年1月3日,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图/ 视觉中国)


挽歌与共鸣


结束三国时代的是司马氏建立的晋朝。


魏、蜀、吴三国,几经沧海浮沉,最后都成了输家。


但历史和后世对三国时代的最后赢家司马氏,并没有太多敬意。


连司马氏的后人,都对先人们发家立国的过程引以为耻。


司马懿玄孙、东晋明帝司马绍一次向王导、温峤等重臣问了一个问题:我的先祖是怎么创立晋朝的?


这是个敏感的问题,从西晋立国到东晋偏安江东,朝野似乎都对此颇多隐讳。以至于司马绍直到登基为帝,仍对自家王朝创立过程缺乏了解。


丞相王导最终决定为司马绍挑开这个疮疤:他仔细地将司马懿父子如何在魏国得势,步步上位,如何清除异己,甚至主导刺杀魏国皇帝曹髦等故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司马绍。


这位以聪慧仁厚著称的年轻皇帝听罢掩面痛哭,感叹道:“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在此之前,司马氏早已得到过报应。开国皇帝司马炎有了一个弱智的太子,立国不到50年就迎来八王之乱,不久后家国沦丧,“五胡乱华”席卷中原,王朝只得偏安江东。


后世的人们或许总能为西晋发生的种种事件提供合乎逻辑的解释,如西晋军政体制的问题、气候变化导致外族入侵,等等,但不可否认冥冥之中总有一股力量,不断给这个得国不正的王朝制造障碍。


我们可以说因果报应是种迷信,但成王败寇也绝对不是真理。司马氏成了现实世界的王,却依然被视为寇。而兵败身死的关二爷,却在后世成了人们心中的王,甚至成了神。


中国历史从来不缺乏那种帝王将相征战杀伐、开疆拓土的壮阔史诗,也不缺乏充满权力斗争、阴谋诡计、刀光剑影的精彩故事。


但汉末三国的历史人物,的确有他们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特质。


这个时代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受尊崇的宰相,哪怕他执政的那个国家,一直风雨飘摇,版图面积也不过今天四川和云南加起来的大小。


这个时代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响且不断被顶礼膜拜的武将,哪怕他因为自己的骄傲和大意,输掉了性命乃至国家的前途命运。


他们都算现实层面的失败者。


常有人试图总结臧否汉末三国历史人物得失,甚至从中得出各种成功学、管理学乃至为人做事的各种技巧。


然而,汉末三国历史一直为人所中意,恰恰是因为它有种反功利主义的气质。


三国历史里当然有成功的经验,但它更多时候在教你怎么面对失败。


无论时代和价值观怎么变化,人们始终能在三国这段挽歌里找到共鸣。


毕竟,在某种程度上,生命本就是一场不可逆转的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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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屾淼
李屾淼
编辑部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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