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马宏杰有了第一台相机。从那时起，他相机的镜头便对准了普通人的生活：田间地头打闹的孩子、庙会上用肉眼验钞的商贩、给自己打棺材的老人……那些寻常的瞬间被定格在影像上，生发着巨大张力的同时，也讲述着某些特定群体的人文故事。

2001年6月的一天，身为记者的马宏杰在洛阳街头拍摄，无意间看到几个背着猴子赶路的人，便对此产生了兴趣。尔后的十几年间，马宏杰持续不断地跟拍耍猴人。他与他们同吃同行，在展现耍猴人的生活变化的同时，也记录了一个江湖的远去。在新版《最后的耍猴人》出版之际，《新周刊》对马宏杰进行了专访。以下为马宏杰的口述。

寻找耍猴人

2001年之前，我就已经对耍猴人这个行当有所了解了。当年10月，我和朋友开车去耍猴人所在的村子，车走到河南省嵩县时发生了车祸。一辆三轮车在下坡的时候控制不住刹车，直接撞在我们的吉普车上。车坏了，人也受伤了，为了处理车祸后事，我第一次寻访耍猴人未能成行。

第二年的五六月份，麦收刚结束，天有些热了。我在火车站附近的街头看到了几个人牵着猴子，身上还背着猴子，正匆匆忙忙地赶路。当时我愣了一下，那时我正在拍摄一家五口人在卖茶叶蛋的故事，我抓紧时间拍完画面，紧接着就骑上摩托车，去追这几个耍猴人，一直追到几公里外的编组站，我才知道他们是要去扒火车。编组站就在火车站东边，我一直沿着铁路走，最后终于追上了他们。

几个耍猴人看见我拿着相机，非常警觉。我上去问他们是做什么的，准备扒火车前往哪里。他们说，目的地是东北，那边凉快，能耍猴了。沿着话茬儿，我问了些与耍猴相关的情况，其中有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叫葛洪兴，他反问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事情。我就这么和他建立了联系。

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时，几个人身上沾满尘土，手和脸也都是脏的，看起来和丐帮没啥区别，不同的是他们走江湖是耍猴的，乞丐是要饭的。在中国，像这样走江湖的群体其实有很多，耍猴人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交谈一番后，我和葛洪兴约好，说等秋收他回到家，我就去新野县找他——他们往往都是在收小麦和种秋粮的时候才会回家，其他季节都在外奔忙。他给我留了个地址，上面写着：新野县鲍湾村××号。

转年10月，我趁着国庆假期，去找了葛洪兴。我当时想得很简单——进了村子找个人随便问问，应该都知道。葛洪兴所在的村子里到处都是打击拐卖人口的标语，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现什么标语，就意味着这个地方什么事情是糟糕的。

我通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了葛洪兴的家。刚到门口，一个中年妇女就把门关上了，咣当一声，锁住之后她就离开了。我紧忙跑上前去问她，这是不是葛洪兴的家，她的回答是“不是，不知道”。我和同伴在那里守了一阵儿，这时村子里来了几个人，把我们围住，开始盘问我们的身份。我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人去证实了一下，最后告诉我说：“是有这么件事，但葛洪兴不想见你，你们还是走吧。”

我想，可能是我拿着相机的缘故吧。他们这种走江湖的人怕招惹事，处处谨慎。在我来以前，地方上经常有动物保护协会的人到他们村里收取所谓的管理费，这让他们对陌生人感到害怕。我很遗憾，本来想将葛洪兴作为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结果却没能实现。我和同伴不甘心，就商量着去找村支书，“他肯定有点文化吧”。

夜幕里的旅程

村支书住在田野里的一处养猪场边。我和同伴过去时，一位妇女正在门口摘菜，她看到我们的第一句话是：“你们准备卖什么东西？”我们有点儿发蒙，但还是说明了来意。妇女又问：“聊聊对我们有啥好处呀？能给我们带来致富信息吗？”

从话语里我能感受到，这个地方比较穷。实际上，那时候村里能饲养得起猴子的人也不算多。没过一会儿，村支书骑着摩托车来了。村支书当过兵，和我们很对脾气，经过短暂的交谈后，他把当村养猴子的老板张云尧介绍给我们。

张云尧跑过江湖，打眼一瞅我们，就知道我们没什么恶意。后来的七天里，我们被安排住在村委会，前几天都没什么实质性的拍摄，就纯粹和张云尧聊天，天南海北的，什么都说。其实这是一个互相试探和建立信任的方式，等到第五天，张云尧把老杨（耍猴人杨林贵）给我找来了，于是老杨就很自然地成了我这本《最后的耍猴人》中的第一个主人公。

老杨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上相，很典型的耍猴人的形象，沧桑、淳朴，和本地农民一样。我们在一起聊天、喝茶。也正是这个时候，我提出跟老杨一起扒火车。他一边摆手，一边说：“不可能，不可能，你看你穿的衣服，还拿着相机，咋能跟我们这种乞丐一起行走吃住？”任凭我怎么说，他都不相信。好在在软磨硬泡之下，他最终答应了。我和他约定，让他出发前给我打电话，离开村子的时候，我一再叮嘱，一定要联系我。

也就过了一个多星期，听筒那头的老杨告诉我，他们准备启程了，这次的目的地是成都。我简单收拾了一下，从洛阳坐上汽车直奔南阳。再次见到我时，老杨依旧很疑惑地问我：“你真要跟我们一起扒火车呀？你要想好呀，这一路上三天三夜，很危险的。”我铁了心，跟他说：“不信那就试一把，我从小就胆大。”有句话说得好，成大事者并不一定天资聪颖，但一定胆识过人。就这样，我跟他们一块扒火车。

对我来说，第一次扒火车确实是一场考验。一切都是未知数。该扒哪一列火车，车是拉货的还是载人的，是去往成都还是往杭州走的，都不清楚。我问老杨这些问题，他很神秘地说：“你不用管，我们知道。”我很纳闷，他们又不可能与司机交谈。

我们先在襄樊北编组站里等着，等到天快黑了，几个人就开始往里头走。我发现，他们盯着每一个驶过来的车头。后来我才知道，火车头上有标记，比如“郑局樊段”，就是郑州铁路局襄樊段。如果写的是“襄局成段”，就说明这个车头是驶往成都的。这就是他们的窍门。

傍晚，有个车头滑了过来，老杨看了一眼就说：“上，咱们就这个车。”大家伙狂奔着往车头后面连接的车厢跑去。我们跑过去时，车头已经挂上了，火车头一旦挂上，就很快启动了。其他车厢都是封闭的，只有我们所在的这一节不是闷罐车厢，它是敞开的，我们把行李和随身物品从上面扔了进去。

紧接着，我们往火车上爬。我最担心的，是上面十万伏的高压线，一米范围内，它都可以放电，要是被击到，人铁定没命了。有个负责做饭的小伙子先爬了上去，我看他眼瞅着要接近高压线了，赶紧喊“趴下，趴下”，他这才弯腰，躲了过去。

之后，我顺着车厢边缘翻了进去。车厢里装的全是散落的机器零件和木箱，它们在里面摇摇晃晃，腾不出一块平地。我们缩进车厢，不一会儿就有安检的人过来了，他们在车轮和车架上敲敲打打，等例行检查完，列车启动了。开动后，我们露出头，和对面车厢里的人摆摆手，他们有的去武汉，有的去广州，也有去广西的，大家扒在不同的火车上，用这种方式告别。这趟旅程，也在夜幕时分开启了。

扒上火车去耍猴

平日，我们坐客运列车没有什么感觉，没风，不震荡，很安静。但坐货运列车完全不一样，耳边一直是咣当声，风也巨大。那时已经将近11月了，我穿了件羽绒服，先是跟他们一起度过了头一夜。这中间还下了场雨，为了防雨，我们拿塑料布顶在头上，还得时刻担心屁股下的箱子会不会倒下去。

第二天天亮，我们到了安康东编组站，车停下来，没人知道列车会停多久，所以不敢下去吃饭，生怕车开走。我看见不远处有个工作房，我跳下车走了过去，跟其中的一位大姐说我是记者，正跟着这群人采访，能不能给手机充个电。她答应了我，并且告诉我发车时间在两小时后。趁这工夫，我跑到站台外，买了啤酒和吃的，拿给耍猴人们。几小时后，这趟旅程又重新开始，时间真是漫长。

后半夜时，车又停了，大家此时已经冻得不行了。这时，老杨和同伴说话的声音被巡道工听到了，巡道工问：“谁？”老杨冲我们说：“别吭声，别吭声！”我一想，不吭声不行呀，那人正拿着石头往车厢里砸，梆梆直响，万一抡到脑袋上，那就麻烦了。

耍猴人坐上货车厢，奔赴远方。（图 / 由被访者提供）

我从车厢伸出头说：“别砸，我是记者，你过来一下，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在这里说。”我给他看了介绍信——那是我在中原铁路局开的，就是为了防止在路上遇到这种情况。巡道工拿着电筒看了看，说我吃饱了没事干，他不理解：“这帮人有什么好拍的？”

火车又开了一夜，第二天中午，车开到了广元。他们知道，这趟车会在这儿停很久，于是纷纷跑下车，准备弄些吃的，大家都已经饿得快撑不住了。就在下车的时候，保安冲了过来，要抓走他们，我赶紧上前拦住保安，又把介绍信给他看，看完，他拿着对讲机说了一通，就放我们走了。

我和老杨等人在路边捡了几块砖头，架起火，又到附近的人家要了些自来水，做了一锅青菜煮面条。饭做好后要先给猴子吃，不然猴子会拿石头或者土块往锅里扔。吃饭时我还发现，被拴在大石头上的那三只猴子，齐心协力抬着石头跑。那场面把我乐坏了，我寻思猴子还挺聪明，但一番努力过后，它们最终还是被摁住了。

饭吃至中途，保安过来寻求我的帮助，他说火车站附近有不良现象，想让我帮着曝光一下。我很为难，因为我不是当地记者，无法撼动他们。虽然不能帮上忙，但一来二去，保安算是跟我熟络了。

我们再次准备进入车厢时，保安还站在铁道旁。我往车厢后指了指，保安明白了我的意思，就往后走去。他一离开，我们赶紧往上面爬，等车发动，我伸出头，跟保安挥了挥手，他也挥手回应我。我觉得这人还是挺好的，或许他们是来自最底层的普通人，但这些人有着一念之善。

次日4点，火车到了成都编组站。天上下起大雨，我们被淋得实在受不了了，提前下了车。我们沿着铁路边走，走到一座跨街的高架桥下，就在那里避雨。那一晚，我们也是在那儿睡的。我睡中间，他们睡周边，老杨说我拿着相机怕有人偷，就这样把我围了起来。

在城市边缘讨生活

我们是被人吵醒的。我睁眼一看，周围一群人像看猴子一样看我们。我赶紧起来，拿相机拍摄了一些照片。我们基本没吃什么东西，在路边买了几个包子，然后牵着猴子又上路了。走着走着，我们到了成华区火车站后身，那个地方属于捡废品、乞讨和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的住所都是用简易棚子搭建的。我们在那儿找到一堵墙，顺着墙边搭了一块塑料布，那就是我们未来一个月的家了。

收拾妥当，老杨就去打听谁是这里的庄主，这是他们的规矩。起初，我并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丐帮有帮主，捡破烂的也有村主。过了一会儿，就来了个人，那人光头，眼横，个子不高，是这里的老大，有那种底层江湖的痞子范儿。他问我们住多久，顺带向我们收费，要是不交，那可不行。老杨和他们聊了聊，接着就交钱了。

那一晚，我们听到村里传出嗷嗷叫的动静。老杨说，这是那家伙打不听话的人。

第二天，我跟他们去成都边缘演出。跑江湖跑得多，老杨有经验，他说上午不能到市中心去，等中午吃完饭才能去。一般情况下，城里的管理人员、保安都在午饭时喝酒，喝多了就犯困，困了更容易放松警惕，就不怎么管事了。没有城区巡检，我们才敢去市区。

老杨在路边耍猴一直到中午。跟他们一起吃饭没有点儿，我饿得实在不行，就去墙外找吃的。老杨则急需睡觉，于是他找了一个破旧工地，躺在水泥板上就睡过去了。他躺在水泥板上，猴也跟着躺了上去，都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耍猴人每次外出，都要经历无数艰辛。（图 / 由被访者提供）

他们在成都就是这样，后来我又跟到了广东、海拉尔等地，都是一样的旅程，只不过是换了个环境，再经历些不一样的事情。

比如在海拉尔，耍猴的第一天，他们就被抓了。我跟着他们到了派出所，门口的警察说：“赶紧把猴子送公园，公园正缺猴子呢。”我和派出所所长周旋，说：“你们不能把猴子收了，猴子是他们的生存工具，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违规的。我现在已经跟拍他们一两年了，这件事情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我希望你们能理解一下，让他们有条活路。”

所长想了想，说：“行吧，看你面子，就让你把他们带走。不过我告诉你，明天再看到他们在街头，那我们就不客气啦！”话已经说到这个程度了，我就把老杨他们送到汽车站，看着汽车驶出站，我才买了张火车票回北京。

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像老杨这样的人，他们努力生活，就像麻雀一样，不辞辛劳地飞来飞去。但有时候，厄运专挑苦命人，我常常替老杨想：为什么苦难总是落在他身上呢？我想不通。说实在的，他们每一次外出耍猴所经历的那些挫折和艰辛，无非是为了让生活更加圆满。但这圆满是什么呢？是住上豪宅、享受生活，还是吃得好？我觉得都不是，他们就是为了基本的肠胃满足感，吃饱就行，不能说是享受生活，而是维持生活。

尼采说：“受苦的人好像都没有悲观的权利，一个受苦的人，如果悲观了，就没有了面对现实的勇气，也没有了与苦难抗争的力量，结果是他将受到更大的苦。”我觉得用在他们身上是非常贴切的。

传统手艺的没落

耍猴人中偶有女性，比如我在书中提到的党有姣。她是村里唯一的女耍猴人，她从事这行，也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夫唱妇随，为了减轻丈夫耍猴时的负担。她对猴子说话和举止上更温和，对猴子的感情相对也更多一些。她说，她已经送走七八只猴子了。猴子老死后，她就会把它埋到他们家房屋后面，因为她觉得猴子对他们家是有恩的。

在耍猴人这个群体里，女性耍猴人并不多见。（图 / 由被访者提供）

有些耍猴人还会猴戏。猴戏是文化遗产，在演出的过程中，猴子要穿戏服、戴面具，耍猴人是有唱词的。耍猴人把箱子一打开，就开始唱包公、秦琼、关公、猪八戒相关的选段。猴子一听到提到的角色，比如孙悟空，就会从箱子里把孙悟空的面具拿出来，用嘴咬着，然后戴在脸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耍的猴都会穿戏服，但到了70年代，耍猴就基本上只剩下打闹这些环节了。唱戏需要功底，还需要训练猴子，而打闹是最简单便捷的方式，能博人一笑，钱来得也比较快。所以猴戏就慢慢消失了，相关的技艺也随之失传。

2016 年 2 月 3 日，河南省新野县宝湾村，一只猴子在为即将到来的演出进行排练。（图 / 视觉中国）

前几年，我在村里见到一个做戏服的手艺人，叫汪广亭。那时，我个人收藏了猴子面具和简单的戏服，但品质不是很好，我希望他能帮我绣一套，但他眼睛彻底花了，实在绣不了。我问他还有没有人会绣，他回答说，没了。

其实猴戏也是舞蹈的一种，舞蹈是人类灵魂的语言，人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就是靠这些动作来传情达意的。就像现在不同的外国文化，我们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拿肢体语言也能让对方大概明白自己的意思。

这是表达人类灵魂最深处信息的一种方式，但很可惜，这种方式可能在耍猴这个行当里消失了。人类所有的手艺，不管是耍猴，还是做瓷器、做木匠、做泥塑，它们最初出现都是为了生计。然而，时代发展和技术进步，能催生出很多这些手艺的替代品，这时候，这门技艺一定会消失，这是挡不住的。

我一直倡导他们把猴戏的传统复兴起来，但跟农民讲这些问题不太现实。在为温饱而努力的这些人眼中，艺术是什么不重要。那些问题都是针对吃饱了饭的人，他们完全不会考虑这些，我只能感到遗憾。

前年，我去村里时，就只剩三班耍猴人了。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大批量地养殖猴子，因为现在猴子的售卖价格非常高。由于疫情，动物实验中使用猴子的量比较大，而且中国还是猴子的出口大国。

猴子的需求量一直攀升，一只猴子卖到七八万元都很正常。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自然而然不会再耍猴了，基本上都在家养猴。老杨也在家弄了个小猴场，养个十只八只的，比耍猴强。知道了这一点，这行为什么会逐渐消失，我们也就能理解了。

“民间疾苦，

不会成为我笔下的诗情画意”

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发生在2014年。那年7月，我接到新野县猴艺协会会长的电话，他跟我说，有几位耍猴人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耍猴被抓了。他们被关进看守所时，我正在墨西哥，没办法回国。回国后我也忙于工作，很难抽身，于是我找了一个朋友过去，那个朋友叫曹福川（这个哥们很迷摄影，后来做了调查记者）。

我对他说：“老曹，你去，带上你的采访设备，把这公检法都给我采访一遍，回来把资料给我。”他很快就去了，中间我还给他们刑警队长通过电话，我说这些耍猴人不能被当成贩卖野生动物或者运输野生动物来定罪，因为他们不是贩卖野生动物。按照国内的法律讲，猴子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是经过几百年的繁殖，成为他们家的私有财产——不能按野生动物对待。但最后还是给他们判刑了。

我把老曹采访的资料和录像拿来看了看，然后把这件事写出来了。结果各大媒体全部跟进报道了。这一弄，牡丹江法院专门派人到村里头调查，知道了这个村有几百年的养猴历史，也知道了这个猴戏是传统，以及猴子确实是家养的。

他们要求耍猴人到牡丹江重新开庭，改判无罪，但这些耍猴人死活不敢去了，怕再被抓起来可怎么办。法院的人看他们不愿意去，说也行，法院可以异地开庭，就借用新野的法院宣判他们无罪。

从2002年开始，我持续跟拍了这个群体近20年，我和他们一直都是朋友，也始终有电话来往。他们有什么家务事，比如孩子结婚，有什么事需要出主意，都会给我打电话。在村里，只要提到小马，他们都知道说的是谁，即便有些人没见过我，也知道我的存在。这么多年的共处，让我感触很深的是，他们和猴子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相互依赖的生存方式。

2016 年 2 月 4 日，河南省新野县宝湾村，耍猴人在训练一只猴子骑自行车。（图 / 视觉中国）

马克·吐温说过：“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形容他们，我觉得这句话也比较贴切。如果我不跟着去看他们、不追踪这么多年，那不可能见证这么多故事的发生。当然，我觉得社会任何阶层都会有自己的故事，只是很多被藏匿了起来，有些容易告诉你，而有些不容易告诉你罢了。

我现在在写第二本书，叫做《最后的戏子》，这是“最后”系列三本书中的第二本，还有一本是《最后的生活方式》。我不想用我手中的笔去拔高或贬低这些人，我一直在用很平常的方式讲述这些故事。我很希望读者看过这个故事之后，会产生“喔，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想法，最后由他们来做判断。

我也不希望跟被采访者关系好了，情绪就倾向于他们，笔锋就转向他们。这不可能，我不会让民间疾苦成为我笔下的诗情画意。实际上，这些故事能改变他们的人生，我都觉得很意外。老杨就是个例子，在《最后的耍猴人》这本书出来以后，他的整个生活全改变了，有人请他去耍猴，也有人请他去拍电影。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运，一切都不好说。总之，顺其自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