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看了德国电影《巴德尔和迈因霍夫》（The Baader Meinhof Complex），这个片子摄于2008年，获得2009年奥斯卡外语片奖提名。

“巴德尔—迈因霍夫”是德国上世纪70年代左翼城市游击队的名称，出自其两个主要人物安德烈·巴德尔和乌尔里克·迈因霍夫的名字。2003年，我在维也纳一个书店无意中买到一本黑色封皮的画册《格哈德·里希特：1977年10月18日》，第一次得知关于“巴德尔—迈因霍夫”红色旅的事迹。这是2000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里希特个展的图录。德国著名画家里希特于1988年以“巴德尔—迈因霍夫”关在监狱中的四个主要成员的“自杀”为题材专门创作了一组15幅画作。个展题为“1977年10月18日”，即四人的死亡之日。

2005年，我为湖南美术出版社主编《模糊里希特：里希特艺术访谈和笔记》一书，收入MoMA策展人罗伯特·斯托《里希特与1977年10月18日》一文，还有里希特关于这组绘画的访谈。2008年，我在伦敦一次国际研讨会上遇到罗伯特·斯托，此时他已离开MoMA，任耶鲁大学艺术学院院长。2009年年末我去美国，专程去耶鲁大学拜访他。罗伯特·斯托得知我将他研究里希特的文章译成中文，还跟我要了两本书作为留念。

除了罗伯特·斯托的文章，国内几乎没有更详细的关于“巴德尔—迈因霍夫”的资料。这部电影则可视为欧洲六七十年代风云激荡的学生运动的直观画卷。“巴德尔—迈因霍夫”兴起于60年代的反战运动，背景是美国对越战的升级、德国经济复兴后的物质主义以及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翼思潮。作为欧洲的左翼青年和无政府主义者，“巴德尔—迈因霍夫”的六个主要成员于70年代初去约旦的阿拉伯恐怖组织基地接受了军事训练，回德国成立了城市游击队，抢劫银行、放炸弹炸在欧洲的美国军事基地。1972年六人被捕，关在德国斯塔姆海姆监狱接受审判达5年之久。哲学家萨特曾去监狱见他们，之后萨特说：“这个小组对左翼很危险。它对左翼没有好处。人们必须区别左翼和红色旅。”但萨特探监的情节没有在电影中出现。

为营救六人，他们的战友先后袭击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并枪杀外交官，绑架柏林市长候选人、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彼得·劳伦兹。1972年9月，“巴德尔—迈因霍夫”成员伙同阿拉伯突击队在慕尼黑奥运村绑架了以色列奥运会代表团的11名运动员，并枪杀了全部人质，震惊全世界。同年12月，“巴德尔—迈因霍夫”成员袭击了维也纳欧佩克11国部长会议。6个月后，“巴德尔—迈因霍夫”成员在雅典劫持了从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法国航空公司飞机，但飞机在乌干达机场停留时，德国和以色列的特种部队成功解救了人质。

在狱中一直对被解救抱有希望的四名“巴德尔—迈因霍夫”成员，在乌干达劫机失败后，突然一夜之间“绝望自杀”，但德国社会普遍怀疑他们是“被自杀”。1988年，里希特以公开发表的此四人的死亡图片为题材，创作了15幅作品，表现他们的肖像、半身像、死亡倒地、上吊的牢房、巴德尔的收音机、监狱上空的俯瞰等，没有表现恐怖活动的场景，作品的标题也没有标明任何人的名字。正如里希特所言，“死亡和苦难一直是审美的主题”，他表现的是那个时代试图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的失败。

里希特的展览当时引发了德国艺术界讨论，有人批评里希特把“巴德尔—迈因霍夫”描绘成了“殉道者”。但里希特认为，他不是同情他们的“理想”，而是悼念某种理想主义的失败，他试图探讨“一种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对人们产生这样的影响；为什么要有意识形态；是否这不可避免”，而“从根本上讲，艺术是关于痛苦、绝望和无助的”，艺术不应该在一个后现代时代失去“为公众代言”的功能。

“红色旅”是美国霸权主义、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以及毛泽东第三世界反抗理论背景下的产物，他们在抢劫银行时一再声称，这是替人民夺回被资本主义掠夺的财产，激进的反抗是回击西方官僚集权统治的唯一手段，以此树立左翼激进主义的合法性。这一思潮及其政治恐怖主义至今仍有现实的余波在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