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道出对这座城市的不满？

写微博控诉、给报纸热线打电话、在公共场合像“举牌哥”一样举牌，抑或像上海市民秦岭一样给市委书记发公开信？它们都是合理的表达方式——虽然未必有用。

可不可以有趣一点地“投诉”城市？不必要那么尖锐，但一定要指出城市种种问题的核心；未必会让城市改善，但能发动更多人关心这座城市。最重要的是，让人们意识到，“投诉”这座城市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好。

“投诉合唱团”做到了。看看它的表达方式： 一大帮人举着歌词本当街而唱，一曲毕，易地继续。歌词反映的，正是这座城市的种种弊端。

2005年，芬兰一对夫妇发起了“投诉合唱团”——他们觉得，在城市中“你有压力、我有压力”，通过“唱出心中的抱怨”这种有趣的形式，大家心中可以恢复平静。他们在伯明翰举办了第一次“投诉”活动，大获成功，接着，布达佩斯和赫尔辛基也出现了“投诉合唱团”。这些城市的“合唱”视频通过Youtube的传播，让很多人跃跃欲试。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这种颇具感染力的活动在全世界流行开了。

2011年年底，“投诉合唱团”在内地出现，第一个拥有它的城市是广州。

柔和地控诉这座城市

在广州发起“投诉合唱团”的，是几个大学生，祥子、王小免、骡子。2011年12月，他们第一次从朋友那里获得了香港“投诉合唱团”的信息，立即就被这种有趣的方式打动了，“用这种比较柔和的方式回应社会问题，不会有那么多人反对”。祥子说，“香港投诉合唱团是2009年成立的，当时非常轰动，而且也很成功”，于是，他们决定在广州开展这样的活动。没有任何经验的他们，先把香港投诉合唱团的成员邀请到了广州，希望能从他们的指导中获取有用的经验。

经过磋商之后，他们采用了比较取巧的方式——借用香港投诉合唱团歌曲的曲调，填上广州版的歌词——歌词里的内容，都是根据工作坊上的投诉热点改编而成。经过数次打磨之后，歌曲成型了。这首貌似有点青涩的作品，歌词没有“香港版”那么直接、尖锐，也比较宽泛，但里面谈到的空气质量、地铁拥挤……都是人们关心的实际问题，很容易取得共鸣，而且也比较安全。

歌曲有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唱的问题。12月25日，广州的“投诉合唱团”第一次上街演唱。祥子和微博上征集来的合唱团成员，首先是来到客村地铁站集合，然后排练。祥子说：“大家都是第一次唱这首歌，但半个小时之内，大家就都学会了。” 祥子不大会说粤语，但也能对着音调开唱。排练结束之后，投诉合唱团正式对市民开声了。

一首歌大概是四分多钟，“投诉合唱团”唱完之后，不做片刻停留，便会奔向下一站。祥子和活动的组织者在站点的选择上有很多考虑，广州塔、英雄广场、省人民医院、烈士陵园……一站又一站，皆是有意义指向的地方。

一开始，在广州塔下的歌唱，并没有多少人“围观”。直到去了人潮汹涌的北京路之后，这首歌曲才被彻底引爆。祥子回忆，合唱团的成员全部被市民包围了，“很多人一开始只是好奇，但听到歌词的内容跟广州有关，就会有耐心听下去。”看到这么多人，合唱团的团员也“High”了起来，唱起来格外有力，“自己的声音在这样的场合得到回应，会有很激动的感觉”。让他们开心的是，也有市民跟着他们唱起来——团员们准备了二百多张印着歌词的传单，很快发完了，还加印了六十多张。

投诉合唱团和城市的联系是通过歌词来表达，但只有和市民建立各种联系，歌词里的主张才能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从这点而言，投诉合唱团的第一次活动算是圆满成功了。参与合唱的团员，也在这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一开始，他们只是觉得这种活动好玩而已，但看到活动所产生的反应，他们也在重新思虑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角色。合唱结束之后，所有团员在越秀公园开了一个分享会，会上最多的说法是，“很想再来（唱歌）”。

发声本身已经有意思

对城市的爱与恨，在投诉合唱团的歌词里有最深刻的回应。

香港投诉合唱团的歌词很劲爆。反映生存环境时，他们愤怒，“空气实太差/海里毒素多/猛食鱼翅/浪费厕纸”；反映城市面貌变化时，他们无奈，“屋邨变哂样/街市又拆左/贵价食肆/麦记太多”；反映房价问题时，他们更多是黑色幽默了，“无奈尺寸超细/价格又劲贵/训宝福山都无位”。

国外的城市，则多了很多幽默、个人化的成分，“不幸我最喜欢的那款内裤没货了”、 “我读了三个学位却没有用”、“新加坡男人受不了女人独立”。更好玩的是，国外的投诉合唱团很多时候是一本正经的——在排练、演出时，和正规的合唱团没有一点差异，只有唱出歌词的时候，人们才知道他们有不一样的诉求。

唱出这些，出发点是因为这城市出了问题，让人不吐不快。问题是，歌词里反映的东西，能够得到解决吗？无论在香港还是广州，那些宏观的问题都很难得到官方的反馈，但很多人都保持了乐观情绪，《南方都市报》做了一个“投诉合唱团能否解决问题”的调查，结果有70%的人选择，都是“能”，理由是“发声能让政府官员听到”。

对很多人而言，即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投诉合唱团也有好玩之处。正如香港填词人周耀辉所言，“根据我参加香港投诉合唱团的经验，至少有两个回应：一、不发声，事情也不见得被解决；二、发声，本身已经有意思，我还记得我们一群人当时的乐趣和热情。”祥子期待，这种“有意思”的事情不会因为城市问题的日趋减少而消失，他期待看到的场面是：“投诉合唱团”慢慢走到社区里——更多地反映个人问题，而非大问题，成为一种常态的、有温暖和感情的存在。

在祥子看来，无论是对城市的“投诉”，还是社区里那种对个人问题的倾诉，都是爱的另一种形式。这在歌词里也有很明显的存在，比如在提出所有的问题后，广州的投诉合唱团会道出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感情，夸赞它“开放”，而香港的投诉合唱团则说得更加直接，他们在另一首“投诉”歌里唱道：“爱你至话你/爱你至闹你/We wanna make a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