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年初，黎永汉第一次见到火车站。站在人潮汹涌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上，他一眼就看见候车大楼两侧的八字标语——“统一祖国 振兴中华”。兴奋之余，他拉着湖南同乡在火车站广场驻足观望。半小时后，他们扛起行李准备去汽车站买票，一掏裤兜，钱包没了。一气之下，他和两个同乡决定步行到顺德找老乡借钱，“走了一夜，到顺德后却停留了十年”。

1996年年末，晁停向家里借了200块钱，邀上几个同乡好友去东莞 “打个零工”，顺便 “看看世界”。长途大巴在107国道上行驶了两天两夜后，终于把他从驻马店带到了东莞，“屁股蛋子都麻了”。为了能在东莞谋份工作，晁停已做足准备：本是1979年出生的他，办身份证时硬是给改成了1977年。没有工厂敢要17岁的未成年人，“正是当年把年龄改成19岁，才有后来在东莞的快乐时光”。

1992年以来，每年都有1000万以上外省来粤打工者。90年代后期，这个数字达到1500万。加上广东本省流向珠三角和城镇地区的人数，广东流动人口在2600万以上。湖南人黎永汉和河南人晁停的经历，是2600万外来人口90年代在珠三角打工的真实写照。

“一顿饭、一瓶酒和一包烟，老乡保准拍胸脯推荐你进工厂。”

离开湖南永州蓝山的家时，黎永汉去山庙的神龛前拜了拜。“不出去不行啊，不出去留在这也是没钱”“现在人人都是去广东，您老说我赚得到钱不啦” “没事，就当碰碰运气，见见世面，干几年就回了”……他对着神龛一通絮叨。“山里人都信这个。”黎永汉说，这是祖宗留下的规矩，出远门就得来神庙里给山神讲讲情况，“在外打工的在走之前都来这边拜山神，走之后就有神佑啦。”那是1994年4月12日，27岁的黎永汉第一次和同乡出远门。

山神似乎并未庇佑黎永汉。平生第一次火车之旅，他和老乡的钱包就在火车站广场被偷，他的钱包里塞有家人凑的300块。“见识到大城市的治安了。”黎永汉笑着回忆，“没钱，不还有腿吗？”于是两人徒步走到顺德找老乡借钱，一走就是一整晚。

90年代初还是县级市的顺德是中国民营经济重镇。自改革开放起便深受香港“小政府、大市场”理念影响，顺德在80年代末率先探路工业发展，并在90年代末将一大批乡镇企业私有化，民营经济风生水起，正如民间俗话“不找市长找市场”。

黎永汉的老乡当时正在一家民营家电企业打工。经老乡介绍，他得以进入厂区流水线干活。通过老乡推荐进厂，这可能是所有90年代打工族屡试不爽的谋生技能。在一顿饭、一瓶酒和一包烟的刺激下，那些已在工厂干活的老乡往往会在微醺中拍拍胸脯。一句“包在我身上”出口后，那些刚到不久的打工族也就放下心了：进厂这事儿十拿九稳了。

黎永汉进的电器厂在当时被称为“家电专业街”的新宁路上，90年代，这条街上的电器行一字排开，宣示着顺德“中国家电之乡”的地位。黎永汉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有时会加班到夜里九点。在装备车间，他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条滚筒线，但他不能坐下，需要时时提防空调成品错位。“那时的流水线都很枯燥，很多流程全凭人力，哪像现在都搞什么人工智能。”白天调试电器，夜晚冲凉睡觉，生活枯燥却也简单。第一个月黎永汉拿了400块工资，他给家里寄去一半。两年后他升职做了车间组长，工资涨了100块。那是1996年，从那年起他也开始作为“老人”，给湖南新来打工的老乡介绍工作。

90年代打工族躲不过去的词：徒步打工、暂住证、黑车、流水线。

如果晁停在1996年不“随大流”来到东莞，他也许现在还在驻马店泌阳县割草、喂牛、养鸡、种地。“当时身边人都出来了，问去哪里，回答都是广东，说那里机会多，钱好赚。”

从驻马店到东莞，晁停买了张长途车票和同伴一起上路。“当时虽然穷，但买车票的钱还是有的。”据他介绍，90年代中后期的驻马店，家家户户仍是以务农为主。许多年轻人家境贫寒，但憋着股劲儿要去南方看看，于是从驻马店步行到广州、佛山、东莞、中山这些珠三角城市。“走路至少得好几个月，就沿着铁轨走。”一列列火车飞驰过后，这些年轻人就捡从火车上扔下的残食充饥。

由于一无所长，晁停最初和同乡在东莞流浪。不久他便被带入派出所，原因是没有暂住证。1984年，深圳正式实行暂住证制度，对非本地户籍人口（其中大部分为外来打工者）进行管理。90年代初，珠三角各城市经济迅速崛起，但也出现因查暂住证而导致的各类社会事件。2015年2月，中国正式废除暂住证制度。

“大卡车拉了一车人，都是河南、四川、湖北这些地方的，到了派出所，所有人靠墙站，一个个审讯。”不过晁停是幸运的，由于审讯者是河南老乡，对他的审问也就不那么严格。几天后他重获自由，托老乡介绍进了东莞138工业区的一家造纸厂。

由于工资过低（200块/月），半个月后他就辞职了。那年年底他回了趟家，老家父母为他谈拢了一桩亲事，女方和他的经历类似：同样在珠三角打工，同样一人漂泊在外。晁停在东莞，对方在中山。回家后双方立刻就订婚了，晁停的父母给对方家长送了一千块的礼金。“在当时真是不小的一笔。”

1997年年初，晁停和女友从驻马店再次出发，这次目的地是中山。抵达广州后，两人前往流花客运站搭中巴前往中山市小榄镇。晁停还记得那辆中巴车装有墨色玻璃，他和女友刚上车，车门便立即紧闭，随后他看见几个戴墨镜的男子边吸烟边抖腿。对方呵斥他“交包交钱不杀”，晁停这才意识到这是辆黑车。“90年代这种黑车遍布珠三角，上车就得交钱包。”

那次不愉快的黑车经历后，晁停在中山待了几个月，“什么也不会，很多流水线上的技术活儿都不会”。于是在1997年年末，他不顾女友反对，回到了朋友和老乡众多的东莞。“老乡多就是感到踏实。”

讨薪与逃离，是90年代珠三角打工族绕不开的话题。

回到东莞后，晁停进了位于东莞塘厦的利峰玩具厂。当时的东莞遍布轻纺、陶瓷、制鞋、电子产品和玩具工厂，其中大部分来自港商、台商的投资。自80年代起，香港制造业成本上升，东莞凭借廉价的土地、人力等有利条件吸引着港商的进驻。“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模式助推东莞迅速成为“世界工厂”。

晁停进入利峰的第一个月便感觉不对劲。进厂时对方承诺的工资不光无法兑现，甚至根本不发工资，只是为员工提供伙食和住宿。晁停当时觉得气愤，但却惊讶于其他工友的沉默。“渐渐地我和他们一样，也懒得去找工厂问了。”

黎永汉在这一年遭遇的困境和晁停如出一辙。“电器厂开始拖欠员工工资，到最后就完全不给了。”这是他在厂里的第四个年头，不少年轻工人都信任他，他被选为职工代表前去与厂方谈判。“工厂领导态度很好，承诺下个月立刻全部补上，大家都很满意。”一个月后，黎永汉的工资果然全部补齐，但他手下的部分工人却遭到厂方辞退。

都说“枪打出头鸟”，但珠三角的不少工厂在90年代面对员工讨薪时，却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先安抚并满足那些代表工人出面的几个刺头的要求，随后迅速辞退讨薪闹事的普通员工。不得不说这一招效果甚佳。被辞退的工人看到黎永汉并未受到利益损伤后，认为是厂方与黎永汉在“单线联系”。“他们骂我是内奸。”

晁停却没办法做到心平气和跟厂区谈判。入厂不久，他发现厂区越发变本加厉：员工被限制在工厂区域内活动，工厂全天候大门紧闭，不允许任何工人出厂。晁停特别气愤，随后和几个同乡一道翻墙，逃离了那个在他记忆里形似牢笼的玩具厂。

“90年代早就过去了。一切都变了，一切也都没变。”

1998年年初，晁停再次通过老乡介绍进入一家玩具厂。“那倒是家正经的厂，好几千号人呢。”在这家名叫“合俊”的玩具厂里，他被分配至喷漆部，负责给玩具喷漆加工。当时他每月能领到500元的工资，“待遇上去了，生活质量也得跟着提高”。随后他入手一台300多块钱的BP机，别在腰间威风凛凛。“其实就图一好看。说实话，90年代的车间都是很苦的，流水线上的活每天得干到晚上十点钟，哪有时间玩BP机啊！有人call我也没空给他回啊！”

在流转各类玩具的流水线上，晁停与一个女工，同时也是老乡产生了感情。一个周末上午，晁停带着女工“去东莞附近乱转”。“我在市场上买了副当时特流行的随身听的耳机给她，她别提多高兴啦。”

两年后，晁停和女工双双辞职，回老家驻马店结了婚。2004年，他们重返珠三角，不过这次不再是回东莞，而是去佛山。“快40岁了，做不动流水线啦，不过真怀念打工的90年代，骑着变速山地车乱跑，嚼着口香糖打着响指去泡妞，每月工资全部花光以后一身轻松，这些都是90年代才做得出来的事情。90年代是我的全部青春。”

黎永汉则在这一年来到东莞。1997年的那次讨薪风波后，他开始检讨自己。“90年代给我的感觉就是，千万不能每次都做出头鸟。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换个环境，于是便想到了东莞。我要在‘世界工厂’从零开始。”

晁停计划在佛山待几年后回家。“驻马店现在发展得很快，高速修起来了，高铁也有设站。城市现在大力发展工业，机会多得很哩。”

由于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增高，珠三角在90年代壮大起来的部分制造业企业和工厂，在近几年纷纷迁至内陆城市。那些曾经发展过慢的中部城市，则抓紧时机开始新一轮“工业大跃进”，正如90年代的珠三角。

“现在村里再有年轻人出门打工，人家会看不起你哩。”晁停说。与90年代的打工潮相比，中部城市开始人才回流。“新闻里天天说农村空心化，我看就不准确。90年代的农村确实被抽空了，但如今有些发展起来的农村反而留得住年轻人。”晁停说。

黎永汉不这样认为。90年代初他从永州蓝山前往广东打工。20多年过去了，他所在的乡村还是以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90年代早就过去了。一切都变了，一切也都没变。我反正打算继续在广东打工，哪怕经济环境再艰难，总比待在老家好吧？”

世界工厂诞生记

二十多年前，一部反映南下打工者生活状态的电视剧《外来妹》火了。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始于90年代。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间的十年，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制造的“黄金十年”。1999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实现利润连年大幅增长，增幅基本在30%以上，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最长的增长期，“Made in China”卖遍世界。

后来成为中国制造典范的华为已经开始为农村地区的小企业和酒店提供电信设备。因砸冰箱而一锤成名的海尔已经在1995年提出要成为世界500强。国产电视厂商长虹多次挑起价格战，彩电消费一时成为全民盛宴。

从1990年起，电器消费越发流行，电视上开始出现各类产品广告。“三大件”变成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沿海地区一些曾经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逐渐开始创建自己的品牌。经济特区的建设、股市的建立、商品房的出现，使得中国基本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中国市场也逐渐由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

伴随南下打工潮而来的，是“春运”。这是一年一次惊动世界的人类大迁徙，跨省区的人口流动数以亿计。每到春节前半个月，这些盼望着回家过年的打工者，如同鹿逐水草、候鸟归巢，彻夜排队抢购火车票。在一列列缓慢北上的绿皮车厢里，过道挤得水泄不通，就连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都塞满了回乡过年的打工者。铁路连接着城市和乡村、故乡和异乡，也连接着亲情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