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村淳彦在居酒屋喝酒时，被一位陌生男人搭话，偶然得到了撰写男性成人杂志文章的工作机会。他在几乎没有文章撰写经验的情况下，开始了采访日本风俗行业从业者和撰稿的职业生涯。

随着男性成人杂志彻底消失，和风俗行业女性从业者见面、听她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整理成访谈文字，成为中村淳彦唯一持续至今的事。20多年来，中村淳彦采访的女性超过1300人。

 身穿和服的日本女孩儿。/图·pexels

在《东洋经济新闻》一位编辑的提点下，中村淳彦发现，这些不得不进入风俗业工作的女性背后折射出了日本巨大的社会问题：在男权主导、职场欺压、针对单身母亲和残障人士的福利制度不健全、非正式雇佣制度大行其道、助学金偿还压力巨大的日本，只要行差踏错一步，女性就会陷入贫困的深渊。即便她曾拥有不错的家世、良好的修养，毕业于东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甚至被大企业重用过，也会有遭此境遇的可能。

2016年4月起，中村淳彦开始在《东洋经济新闻》连载对贫困女性的采访，这也是《东京贫困女子》一书的起点。在大量的女性来信中，中村淳彦看到了触目惊心的底层贫困事实，在东京繁华街道的角落和缝隙中，潜伏着数不胜数的绝望故事，女性的命运在日本社会种种力量的威逼中，正摇摇欲坠。

校园贫困：助学金的沼泽

贫困往往是代际传递的，上一代的贫困常会延续至下一代，因为家庭的无能为力、不负责任，父母身患疾病、早早亡故或自身被弃养的女性在儿童时期就会经历这一困境。即便通过福利机构和勤奋学习进入大学，校园贫困也将是日本女性成长道路上的一大难题。

根据中村淳彦的观察，日本大学校园是真正的贫困“巢窟”。

现今日本大学的学费大涨，而大学生的父母的收入已然大幅下降。1996年时只要1.2万日元的国立大学学费已经涨到了如今的53.58万日元，直接翻了44倍，而学生的家庭收入却从1994年的664.2万日元下降到现在的560.2万日元。学费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增加，让父母无法承担子女的高等教育的费用。

然而，事实更严峻的地方在于，现在的大学课业比起过去更为繁重，时间不像以前那样自由，学生没有足够的劳动时间来赚取学费。即使下定决心要打工赚钱，招工信息杂志和网站上登载的招工广告也大多是一些接近最低工资水平的工作。

贫穷的学生们最终很可能会选择申请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助学金。

以前，日本育英会会为因经济原因而有就学困难的学生提供就学资金借贷服务。随着日本政府于2004年对其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日本育英会被废除，改组成为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向学生提供助学金。但这种名义上的助学金实际是偿还型的金融产品。其利率也是变动型的，目前虽然是以0.01%的低利率在推移，但低利率时代一旦结束，就会跳到3%的上限。

 学费的大幅度上涨，加上课业逐渐加重，很多日本贫困学生会转而选择申请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助学金。/图·pexels

申请助学金的门槛也很低，中村淳彦提到，明明是以严谨的资金运作为条件的融资，但程序上只要父母的收入水平被认定为低下就能通过审查；既没有担保，也不管作为债务承担者的学生本人的偿还能力如何，他们“不知道将来要从事什么职业，甚至连‘劳动’是什么都不清楚，高中刚毕业，被认定为低收入家庭出身——将有利息的资金借给这样的未成年人，怎么想都是无谋之举。

但对大学毕业后就开始的还款，学生支援机构的要求却很严格——若是滞纳3个月以上，就和民间的金融机构一样将之列入黑名单（个人信用情报机构），开始由回收债权的专门企业实施催缴。所谓助学金，本质其实就是学生贷款，这么一个令人联想到支援和给予的美好词语，却被商业性地利用了”。

在如今的日本，领取助学金的学生，已经超过了学生总数的一半，这意味着大学生中有超过一半的人不得不背着足以让自己破产的负债步入社会。

中村淳彦在《东京贫困女子》中写到，出卖身体的女性和社会状况往往有着直接的联系，远在这项制度成为社会问题之前，相关的倾向就在这些女性身上显现出来。2011年左右，就开始有贫困的女性说起自己因偿还助学金而烦恼。

中村淳彦《东京贫困女子》。

在中村淳彦接触的采访对象中，小仓女士申请助学金的经历最让人唏嘘。

她在父亲的劝说下，全额借贷了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第一助学金（每月6.4万日元）和第二助学金（每月12万日元），合计每个月有18.4万日元。她每月领取助学金的本人名义的储蓄账户由父亲保管，在支付完学费后，账户中剩余的120多万日元则被父亲拿来用作生活开销。大学4年，她累计的负债将超过1000万日元。助学金被父母挪用，这在日本越来越常见，很多学生在不了解具体内容的情况下，就被父母半逼迫着背上了债务。

据小仓所说，她的父亲当时53岁，正从事某种专门职业资格的个体经营。他对自己的两个孩子根本没兴趣，父女之间的距离十分遥远。

可早已万念俱灰的小仓即使知道父亲挪用了助学金，也无动于衷，“反正自己也活不长，所以管它是负债300万日元还是1000万日元，根本没什么区别”。在被父亲拿走助学金的同时，小仓不得不进入风俗业打工来勉强维持生活。

小仓未来的志愿是做一名保育员。中村淳彦叹息：“越是生长在贫困家庭或遭遇过不幸的女性，越倾向于放弃为自己合法地积累财富的选项，而抱着希望能对别人有用的心态，去选择那些低收入的福利类职业。保育行业的现状是，为解决保育园不足的问题，企业主导型的保育园制度开始施行，对孩子并没有太大兴趣的企业为了政府补贴而大量涌入，整个行业危机四伏、摇摇欲坠。”

非正式雇佣制度：在温饱线挣扎

自《劳动者派遣法》在1999年实施并在2004年修订之后，非正式雇佣制度开始在日本社会激增并得到普及。现在，日本企业的非正式雇佣已经超过全体雇佣的一半。

在《新·日本的阶级社会》一书中，除打零工的家庭主妇，非正式雇佣的劳动者均被归类到社会阶层的最下层——“社会底层人群”之中，该人群的平均年收入是186万日元，贫困率也高达38.7%。

和稳定的“终身雇佣制”相比，小时工、临时工等非正式员工在工资报酬、福利方面与前者的差距加大，正式员工往往对非正式员工表现出职权欺压和人情淡漠。同时，作为非正式员工工作会有一种连贯性——很多人再也无法回到正式员工的身份中去，身陷临时工的生存模式。

 桥本健二《新型日本阶级社会》。

非正式雇佣无疑受到了企业的青睐，这种方式大大压缩了人力成本，还不必对员工负责，用完即弃。日本公司将越来越多的雇佣关系从正式雇佣转为了非正式雇佣，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对女性雇员的态度上。

虽然有最低工资标准，但这些人拿不到奖金，不能指望升职或涨薪，合同一旦终止，他们就看不到未来了。中村淳彦接触的贫困女性大多都只能谋一份非正式的工作，“这些女性不得不过着拮据而不安定的生活，因此很难下定决心结婚或生孩子，这又成了日本少子化的原因”。

因为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有一种观点也产生了：非正式雇佣形态的扩大，让日本社会从“贫富差距社会变成了阶级社会”。

另一方面，由于小泉纯一郎政权时代的结构改革，给地方自治体的补助金被削减了，于是政府机构转而开始压缩雇佣费用。他们将此前由公务员负责处理的业务交给了非正式职员，于是，“官制穷忙族”诞生了。

2022年1月22日，一位女性在东京街头看手机。/图·视觉中国

女性首先成为了他们的目标，图书管理员、护工、保育员、窗口接待员等岗位一项一项地改为非正式聘佣制。不仅业务部门的职员的雇佣被非正式化，从2000年开始，幼儿园、看护机构、图书馆等都开始整个地被外包给民间运营，而自治体支付的委托费用又十分低廉，这些行业都变成了严重低薪现象的温床。

中村淳彦采访过一位在图书馆就职的员工谷村女士，她所在的机构八成以上的图书管理员都是非正式聘用的职员，只有两成左右是公务员。而非正式雇用的图书管理员，无一例外都拿着仿佛计算好的等于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

中村淳彦说：“他们利用公务员长久以来的稳定印象来招揽人才，诱导他们进入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低薪系统，最后把人才用完就弃。”

受贫穷所困的谷村女士决定通过考取学艺员资格，进入文化事业。这让中村淳彦感到灰心，这种老实认真的贫困者行为模式他已见过不少，他们中的很多人会为了取得难度较低的资格而开始学习，花费更多的钱和时间，生活却更加窘迫。谷村女士的目标和小仓想成为保育员的志愿相差无几，都是在非生产性领域，她们的努力仍然不能帮助她们在未来摆脱贫困。

 夜里走在街上的日本女人。/图·pexels

中村淳彦在书中指出，这里面其实暗藏着她的选择与市场主义相违背的现实，而对公共事业深信不疑的老实的大众则成了牺牲品。因为这些工作并不是生产性的，所以就等于在用被雇用者的良心和善良的本性换钱，而有意让这一切发生就是“官制穷忙族”现象最丑恶的一面。不仅是自治体，那些民间企业也经常会削减那些老实而顺从、从无怨言的人的工资。像谷村女士这样老实、顺从又文静，得到的信息量很少的女性，率先成了财政困难的公共事业为了维持生存而献出的牺牲品。

看到大量的日本女性身陷贫困，却做着无谓的努力，只要一有机会，中村淳彦就会一遍遍地重申：“不要让未来有无限可能的年轻人从事社会福利相关职业。要让他们参与生产，赚钱纳税。”

过去，安倍政权虽然确立了“工作方式改革”和“一亿总活跃社会”的指标，意欲进一步推动女性进入职场。然而，非正式雇员占全体被雇用者的四成，占全体被雇用女性的六成。那些被迫在临近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的非正式工女性，虽竭尽全力地生存，但仍然找不到一条可以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脱离困境的道路。

除此之外，中村淳彦发现导致女性贫困的原因还包括男性的暴力和女性自身的精神疾病。

中村淳彦发现导致女性贫困的原因还包括男性的暴力和女性自身的精神疾病。/图·pexels

从数据来看，日本的离婚抚养费未支付率超过八成。单身母亲如果从自己家得不到支援，又只能做非正式聘用的工作，前夫若是再拒绝支付抚养费，她们将难以生存。

因为家人生病而离职去看护的女性也很常见，一位出身优渥的女性因照顾姐姐而辞职失去经济来源后，她成绩优秀的女儿也中止了学业，这将家庭的未来拉入泥泞之中。

在日本，“女性博士贫困”已经被讨论了多年。即便是个人能力极强、学历极高的女性博士，进入职场后也会因男性上司的权力打压而身心受损。中村淳彦采访过的井川女士，因职场剥削而彻底病倒停职。当她开始领取残障年金后，政府马上要求她返还儿童抚养补贴金——因为判定残障者无法抚养儿女；后来又要求她返还伤病补贴金，因为这几种补贴不能并用。井川原本想求助于失业保险，但糟糕的身体状况令她无法再参加劳动，她的失业保险申领被拒绝了。

2022年3月7日，日本东京，自动扶梯上的通勤者。/图·视觉中国

《东京贫困女子》的阅读体验是惊心动魄的，女性要精确地躲避社会抛来的各种难题、如履薄冰，才能不坠入贫困的沼泽。每一个选择都性命攸关，而这远远不是一句居高临下的“责任自负”就能避免的。

（参考书籍：[日]中村淳彦《东京贫困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