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2049年的中国，能在古今中西的所有精神财富之上，缔造一个人类辉煌的时代。”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耘曾说，期待成立100周年之时的新中国有汉唐气象。

最近几年，“精致的利己主义”得以流行。有一种观点认为，精致利己主义者是经过精心打扮甚至伪装的“利己主义者”，这个群体的出现，提示社会发展已经处于一个决定方向的关键点或者十字路口。

 2021年6月20日，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市民们在博物馆里边享受清凉边增长知识。/视觉中国

丁耘在2011年出版的著作《儒家与启蒙》中写道：“中国，也许整个人类，都又到了一个关头。在这个关头的复杂艰险面前，那些关于人类未来的种种陈词滥调大都变得苍白无力。而以反省现代激活古典资源的当代中国思想者，也许能以中国人解决大问题的传统能力，为人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让我们这样期待、这样努力、这样见证吧。”

十年已过，出路何在？

丁耘认为，如果的确有什么新出路，肯定不在西方。西方文明研发出可以用不止一种方式毁灭全人类的力量，却没有真正发展出制衡它的力量。中国传统文明，从来不以理念或灵的名义贬低世界、牺牲人世，但也因过于顺世，没有带来制止世界性混乱的科学技术力量。只有把中国传统文明不离世间成道、大同太平的精神与西方文明发展出的科学技术和物质力量结合，才能真正为全人类找到出路。

这种结合极其伟大，因而也极其困难，需要历史性的中介——既是伟大的精神性中介，也是伟大的物质性中介。这可能是当代中国可以为全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但这当然还有艰难、漫长的路要走。

 中国传统的治世之道在于悲悯天下，和则大同。/电视剧《大秦帝国》剧照

丁耘认为，既以身陷此世，即当以刚健、自信、自强的心力，满足险境提出的各种要求而最终克服之，才是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真正“出路”。毕竟，没有什么险阻是不会被突破的。对人类的未来永远保有的信心，就是那个“刚”中的当下呈现。

“时中”不是和稀泥

《新周刊》 ： 如果展望中国未来的文化盛世之象，你对未来的中国文化有何期待？

丁耘：近十年来，形势变化固然不止一端，但我国与世界之大势仍未改变，因而可以保留这个期待。

此刻我国遭遇的挑战，应该较十年前严峻，这恰恰是因为这些年我们仍在不断上升。

中国的盛世，从中国历史上说，固然应该比照汉唐，但此刻首先应从世界历史上估量。无论如何，今日之西方文明，决不能被称为辉煌，而只是落日余晖。但其技术、资本、学院媒体等文教力量仍不断扩张，给全世界带来全面灾难的能力（无论是技术、金融、军事还是其他）也未见削弱，仍在增长。盛世的中国，要有抵御、克制、平衡这种全球性灾难的力量，就要有养成与运用这种力量的智慧，这种智慧只能出自中华文明内含的理念。这些理念里，有人类最高意义的和平——“太平”。盛世应该是太平世。没有力量的和平只是屈辱，没有和平的力量就是灾难。真正带来太平盛世的，应该是能够为技术、资本与强权真正划定边界的化成天下的文明。

盛世应该是太平世。没有力量的和平只是屈辱，没有和平的力量就是灾难。/图·pexels

《新周刊》 ： 能否简单概括你在著作《中道之国》中提到的“中道”“时中”精神？这种精神在未来是否适用？

丁耘：“中道”当然在一切时刻都适用。问题不是要不要“中”，而是在不同的“时”（形势）中认识、把握“中”。“时中”不是“执中”，不是和稀泥、折中主义，而是在变化中实现“道”。“中”未必是温吞的，在非常时刻，“中”会以激烈变化的方式呈现。所谓“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如果“文明”是“化”，那么“时中”就是化而裁之，推而行之。

《新周刊》 ： 你曾说：“中国的平等化有三个里程碑，一波接一波，首先是儒家，然后是佛教，最后是毛泽东思想。”能否梳理一下百年来中国人思想的变化轨迹？

丁耘：近十年来有个积极的变化，就是对于百年来中国思想的历程，思想界和舆论界的共识越来越多。对革命传统、改革传统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同时肯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共识。

原因无他，越能肯定当下，也就越能肯定过去。今年大热的电视剧中，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都要郑重说明自己没有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传统。毫无疑问，这三个传统之间有深刻的矛盾，但是肯定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自身，就意味着扬弃这些矛盾。历史从来就是通过承认矛盾、扬弃矛盾前进的。

 20世纪20年代，时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毛润之，手握新发行的《新青年》杂志向同志好友介绍。/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如果说三个传统之间有深刻的矛盾，那么，同时肯定这三者，这就是我们正在创造的第四个传统。在这个新传统中，平等化仍是当前无论内外的基本问题，且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容易带来困惑。例如，如果身份政治成为应对平等问题的唯一途径，那么这就掩盖了主要矛盾。

中国的革命与改革有一个共同的基本背景，就是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无非用不同的方式——前者用同帝国主义及其国内外代理人的武装斗争，后者用发展——来处理这个关系。中国革命的反封建实际上是被反帝激活的。“不许革命”的是帝国主义，“不许发展”的还是帝国主义。可以说，当前最大的平等问题，仍然是各方面反对作为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幽灵的帝国主义。这是检验当前思想流派的试金石。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殖民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各界仁人志士披荆斩棘奋力拼搏的伟大事业。/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安身立命”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

《新周刊》 ： 你在著作《儒家与启蒙》中提到“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天下”，在这个时代，年轻人如何安身立命？

丁耘：完整的表述应该是《礼记·大学》里的八条目。八条目实际上有三个重心：第一是欲明明德于天下，其他东西是为了这条一层转一层地推出来的；第二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字面上的“本”很明确,不是“齐家”,也不是“格物”）；第三是格物，修身之本，最终要通过心、意、知落在格物上。

“安身立命”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我们总说“身家性命”，那么修身就是“家”与“性命”的开端。但修身要落到做事上。据我观察，不是所有的事都是正事。一辈子勤快地处理琐事，可能最终就是庸庸碌碌（除非把这个当成一种特别的修行方式）。要找到你的正事，就要把人生应该处理的所有重要关系完整地“格”一遍。找到适合自己的正事、心甘情愿为之付出的事，然后踏实地做、好好做，绝不放弃。所以，安身立命先要立志，立志先要面对整全性。

《新周刊》 ： 十年已过，你说的“关头”过去了吗？“新的出路”我们找到了吗？

丁耘：这个关头显然没有过去，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也很难过去，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疑那也许是个隧道或峡谷。原来的危机更加明显、强烈了，且西方的危机感无疑更强烈。当前西方社会内部的撕裂以及各种乱象，就其规模和深度，几乎已踏红线。这种危机，在16世纪，会引发宗教战争；在17世纪，会引发君主国之间的混战；在18、19世纪，会引发革命；在20世纪，会引发世界大战。

原来的危机更加明显、强烈了，且西方的危机感无疑更强烈。/图·pexels

战乱之后要休养生息、重建秩序、偃武修文，“出路”自然就呈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出路”往往就是——富足、繁荣、骄奢、淫逸、腐朽，再次战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之外的制衡力量兴起，才让人类免于全球性的灾难（局部地区的战乱与苦难，一直没有停顿），以至于在那以后出生的人，居然把这种脆弱的、从世界历史来看极其罕见的和平当成理所当然的。

面对这些艰难险阻，我辈究竟应该如何？

 2021年5月18日，长沙谢子龙摄影博物馆馆藏特展“凝视”进入最后一日的展示，其中的晚清历史影像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视觉中国

“险”，在《周易》里对应“坎”卦，是一根阳爻“陷”在诸阴爻中的局面。《易传》解为“维心亨，乃以刚中也”，就是发挥心或者人的刚健之德，突破天地围困的险境。思想家熊十力将此解为心对物的基本态度，梁漱溟更将此“德”解为中国文化面对强大外来文化时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