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地方来信”改变了一群人和一个地区的命运。
写信的人叫李健,是郧阳地区“农业学大寨”工作组的宣传部长。他在下乡督导工作过程中,遇到一件稀奇事,当地一位叫殷洪发的副大队长,身体健硕能干,是位农事好手,却接连几天躺在床上,称病不愿出来领导生产。当时正值"文革",作为领导之一的李健,意识到问题严重,去他家里探望情况。
在多次追问之后,殷洪发说出了自己的离奇遭遇。1974年5月1日,劳动节,殷洪发独自一人上山砍葛藤,正在操作中,听到后面有咔嚓声,他没有回头,继续砍藤,随口喊了一句“是哪个?”没人回答,而且声音越来越近,他回头一看,大吃一惊,一头浑身长毛的东西,靠近上来,伸手就要够到他的脑门,出于本能,他挥动砍刀,朝着怪物手臂砍过去。他还记得,自己是用右手拿刀砍,左手抓住了怪物头发,砍了两刀以后,对方哇哇直叫往山上跑了,他也掉头往山下跑。
李健原是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他把“殷洪发搏击事件”的详细情节记录下来,投书湖北省委宣传部,报告发现野人的重大情况。事实上,有关野人的故事已经在神农架林区流传了几千年,李时珍《本草纲目》及当地县志都有记载,清代文人袁枚也就此曾表示:“传闻有之,未有见之”。
当地流传着一种叫“毛人”的野人传说,它会紧紧抓住人的双臂,并高兴得笑昏过去,待它醒来就要吃人。所以乡民们入山时要携带一副中空的竹筒,万一碰上“野人”,就双臂套上竹筒。待它嘴唇上翻遮住眼睛大笑时,乡民可迅速将双臂脱出,拿刀将它刺杀。
意识到发现“野人”的重要性,湖北省委宣传部把信件转交给湖北新闻电影制片厂,但这对他们是个难题,因为野人不可能等在那里让他们拍摄,于是电影厂又把“李健来信”转送湖北省博物馆,当时的副馆长龚先生,找来研究人员王善才,因为王的研究方向是古猿人,“野人跟猿人差不多,就交给你了”。
此后,很多故事就都与这封“李健来信”和“首位介入研究野人的专家”王善才有关。包括那次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家搜捕”。如今,各地闻风而来的旅行团和自驾一族,都会到武汉去请已经75岁的王老爷子做向导,去神农架“找野人”。王善才还联合神农架人大副主任罗宝生成立了“野人考察研究会”,向全球募集1000万资金重启大型“科考”。
二十多年来,随着商业化开发的鼓点越来越密集。世间各色人等,在不同利益诉求的驱使下,张挂神秘主义大旗,陆续寻梦神农架,意图通过发现野人,一举成名成事,这其中有一住林区17年的张金星,也有重庆副厅级“神仙”李一,更有各路游客层出不穷地声称看到“野人”,已有400多人报告过130多次目击事件,他们所描述的野人形象都惊人相似。
逐鹿神农架,谁动了我的野人?
电报引来“国家搜捕”
1974年以来,多人报告的发现野人事件,终于引发了国家层面的关注,并动用军队进山,大规模寻访野人。多个消息源证实,引来上峰关注的是“李健来信”的升级版“李健电报”。
就在“殷洪发搏击”之后两年内,房县持续出现野人目击事件,回龙乡农民朱国强,放牛时受野人攻击,被大黑牛救下,搏斗中,黑牛顶中野人肚子;桥上乡农民任生发亲眼看见,家中饲养的小猪在深夜里被野人抱走一只;桥上乡农民曾宪国,上山剥榆树皮,一个红毛野人突然从树林中窜出来,一巴掌打在他脸上,曾宪国当场吓昏在地,苏醒后病了三天说不出话……
高潮事件出现在1976年5月14日,神农架林区党委5位干部去十堰开会,中途有位领导的孩子发生重病,需要赶回去,司机蔡先治连夜驾车回林区驻地,凌晨一点多,车中5位干部全部昏睡中。车驶过椿树垭,蔡先治发现,前方道路上有一个奇怪动物正佝偻着身子迎面走来,赶忙拍喊着叫醒领导。在汽车大小灯光的照射下,6个人与野人对峙超过十分钟,最后,农业局长周宗义下车,用石块击中野人屁股,对方奔走。
这5位领导是神农架党委副书记任析有、副主任舒家国、农办政治部副主任佘传勤、农业局局长周宗义、党委办干部陈连生。这是在所有事件中,与传闻野人相距最近,持续时间最长,目击者行政职务最高的一次。宣传副部长李健直接拍发电报,上报北京。这封长达884字的电报,拉开了中国最大规模的“野人”考察的序幕。
王善才说,电报发到中科院古脊椎所,上面派了一位叫黄万波的科学家带组来考察,他和李健陪同。“在最初考察中,黄先生一直持怀疑态度”,对野人存在深信不疑的王善才回忆,后来黄万波找到三个目击过的孩子,用反证法得到一些信息,比如故意唬孩子说,是灰毛吧?小孩说红毛;还问是四条腿走路吧,孩子答是跟人一样走路。就这样,黄万波专家组带着相关信息回京,临走前与王、李二人“约法三章”,不许泄露任何消息。
“可是黄先生回去后不久,就和一位袁先生一起在《北京晚报》上连载神农架野人的故事。”王善才说。其后不久,湖北省和中科院在武汉召开“鄂西北奇异动物科考协作会议”,会后成立了“鄂西北奇异动物科考领导小组”,湖北省委书记韩宁夫亲任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33700部队也派出侦察支队参加,并提供车辆、武器和电台。
那次大规模考察,历时一年,征用民兵15000人次,行程5000公里,搜集到奇异动物毛发数百根、脚印数百个,疑似粪便、睡窝多处。不过遗憾的是,这次最大规模的考察,除了意外发现珍稀物种金丝猴,并没有抓到“野人”活体,也没拍到“野人”影像。
之后,“神农架野人考察”官方色彩渐渐褪去,民间自发的考察行为成为主力。
“三马一牛”逐鹿神农架
在自发寻访野人的民间圈子里,“三马一牛”的名气很大,这“三马”指的是王方辰、于军、张金星,他们都属马。“一牛”指得是袁振新,1937年出生的袁教授属牛。此外,当地林区工作人员或退伍军人也都有坚守事迹,其中袁裕豪、黎国华等比较突出。
如今,“三马一牛”中名气最大的,是还在坚守林区的张金星。这位山西榆次人,在进山之前,就已经是个探险狂人,曾骑自行车周游全国。神农架成为科考热点之后,他自费进山考察,这位前建筑工人,有着很多科学家所不具备的良好体能和户外生存能力。他声称找不到野人,就不刮胡子,如今已是长须飘飘。
“在神农架,你找不到野人,但一定能找到张金星。”这是神农架镇街一句常见语,因为名气大、特征过于明显,大胡子张金星已经成为神农架另一道风景。他从1994年进山,除了出山上报情况,大多数时间就在山中寻觅,已经坚持了17年,中间经历妻离子散等多次家变。
张金星不光进行野人考察,还成为当地关于野人的信息集散地,他给自己印了名片,抬头是“野人探索者”,很多次的游客目击事件,都是通过他,报告给政府和新闻单位的,几乎任何与神农架野人有关的大事件,几乎都绕不开他的存在。
现在他住在木鱼镇租来的房子里,6年前政府开始每年给他一万元钱的补助,之前他的所有经费都是靠在林区设置一个募捐箱得来。很多时候,这位喜欢孤身在深山老林里转的57岁汉子,吃草根维生,甚至出现与人交流的语言障碍,人们故意喊他为野人,他也乐于接受,因为他的目的就是想跟野人交朋友。
经过十多年的找寻,张金星形成一套有些偏激的考察方案,就是靠气味寻找野人,他认为,野人的嗅觉应该比人灵敏,在人们发现它们之前,都应有所察觉。为了不让野人闻到生疑的气味,张金星就要自己先去掉“人味”,比如不能洗脸和刷牙之类……
张金星经常能得到王方辰的赞助,给他送来相机,或者钱和食物之类。王方辰现在是北京灵山研究所研究员,此前曾供职中国环境保护总公司,一直进行野人的寻访和探险活动。 15年前,王方辰策划并组织过一次规模最大的民间考察活动,当时他是总指挥,那次活动中,张金星和于军三兄弟都是他的骨干人员,那次大型考察,集合众多媒体资源,并整合经验,在细节上做了很多尝试,同样,那次令人瞩目的考察无功而返,之后两年,他重返神农架,却发现了“猴娃”,一个出生在长阳县,据说是人猿杂交而生的畸形人。
“三马一牛”中最疯狂的要属于军三兄弟了,他们有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于军有两个弟弟,分别叫于工、于建。于军曾参加过30多年前那次“国家搜捕”,后来自费坚持考察,还把自己的两个弟弟拉进来。
在一次考察归途中,因疲劳过度,驾车的弟弟于工车祸身亡。不过,于军兄弟俩依然执着,花费20余万元,又去研制氢气球,准备从空中寻索神农架,后来氢气球研制成功,但在一次降落中,发生爆炸,多人烧伤。现在,于军又在研制直升飞机,把自己的汽车都拆了……
在神农架当地人中,袁裕豪和黎国华也没有放弃寻找野人。袁裕豪是林区猴子石保护站站长,与妻子一起,多次在防火巡逻的过程中,发现过野人痕迹,1985年声称目击到野人。黎国华连续两年没有回家过节,在山中搭起帐篷居住,声称三次目击到野人。
在专家队伍中,关于神农架野人存在与否,形成“赞成”和“反对”两派,“赞成派”以袁振新和王善才为主力。“三马一牛”中的属“牛”者袁振新,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也是1976年科考队一员。后来坚持不懈地到神农架做生态学、地貌及动物演化的研究工作,发现古生物化石的连续性。他还帮助王方辰等人,挖出已经去世的“猴娃”遗骸重新鉴定,并确认“畸形人”为小脑症患者。
与袁振新一样,王善才在退休之后,也成为民间探索野人的主要角色之一,他一直注重资料方面的收集和整理,75岁的人,还能带人上山。
在“反对派”中,代表专家有原中科院研究员周国兴、武汉标本馆馆长唐兆子,武汉大学教授胡鸿兴等。“至今为止尚未抓获一个野人活体,甚至连尸体和骨骼都没有发现”是他们反对的主要依据之一。
李一“国光探险队”及众游人猎奇
如果说以“三马一牛”为代表的民间探险人员,还具有一些理想情结和专业特点的话,那么以李一为代表的“国光探险队”之类,就多少有些投机色彩了。
15年前,在重庆,国光集团和他的掌舵人刘宗朝,可谓红遍全城的大角色。当时作为国企的重庆中药厂率先改制,研发新品种,奖励成绩突出的销售人员,奖品最重的是一套房子。刘宗朝大胆创新,发明“六五工作制”,员工每周休息两天,每天工作6小时……
对刘宗朝来说,那是一段金光灿灿的生活,关于国光集团的新闻,几乎天天都在发生,在解放碑一栋建筑上,国光的大广告牌写着:到美国去办厂。并购各地药厂是他的主要扩张方式。
在国光集团的极盛时期,刘宗朝喜欢赞助任何需要钱的活动,办龙舟赛、办“国光之春”大型演出,重奖高考状元,还赞助李一的“国光探险队”去神农架“抓野人”。
90年代初,是神农架野人热潮的高峰时段,当时还不是“神仙李一”的李军,组织了一支队伍,到刘宗朝这里拉赞助。当时刘宗朝已经显现出精神方面的不正常,他想发明一种东西,可以让人民大众都长寿不死,他给这个发明起名为“飞天船”。
李一的探险设想,与刘宗朝一贯信奉风水和神秘主义的脾性有相通之处。此后,国光集团资助并冠名了李一的“探险队”。李一到神农架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可以想见,他回来交差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因为不久之后,国光集团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总裁刘宗朝不但入狱,还成了精神病人,至今未愈。
除了李一这样还算正规的“队伍”,更多的“游客目击”事件,多少就有些炒作和振兴经济的意味了。这中间,甚至还发生过有人假扮野人的事件。来自周国兴教授的研究说,从神农架发现的红色毛发,能发现有人为染过的痕迹。他曾多次将这些毛发送往国外进行鉴定,最终发现均为人发。而很多大脚印,也能通过模拟实验做出来。
2007年11月18日,湖北襄樊“越野e族绿林大队”成员张可健驾着他的越野车,载着妻子及神农架村民王东一家三口前往老君山一带探路。走到距叉河林业管护所1公里处,突然看到前方有一高一矮两个人形动物,距离他们大概50米。高的大约1.7米,矮的大约1.4米。那两个像人的动物长着一身黑毛,毛的长短和黑熊差不多。“‘他们’贴得很近,像是一个大人拉着小孩的手,也像是一对恩爱的小夫妻。”张可健回忆说。
这是最近一次比较著名的游人目击事件,张可健甚至拿DV拍摄下了“野人”留下的足迹。可是,这样的事情,在神农架林区已经发生了百余回。由于当时恰逢“周老虎事件”甚嚣尘上,林区领导直接低调处理了结。况且,“张可健目击”之前的三个月,刚刚发生了“46位专家联名上书呼吁重启神农架野人科考”一事。
2010年,神农架再次回到公众视野,正是由于王善才和他的研究会向全球募集1000万元考察经费事宜。王善才说自己对当时1977年国家考察一直心存遗憾,因为当时军队进山,轰轰烈烈,干脆就把野人都吓跑了,况且那时候人们不注意对山洞的考察。
“野人住在哪里呢?为什么不去找山洞?”
神农架
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部边陲,总面积3253平方公里,辖5镇3乡和1个国家级森林及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1个国有森工企业林业管理局、1个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区管理局、林业管理局和湿地公园均为正处级单位),林地占85%以上,总人口8万人。神农架是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制,直属湖北省管辖,是我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
神农架探寻野人事件薄
1974年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有人声称在神农架目击“野人”并上报。
1976年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张振标等率专家组抵达神农架。9月23日,历史上第一支“野人”考察队在紧靠神农架林区的房县成立,共27人历时60天对神农架进行了第一次科考。
1977年
中科院组织第二次科考,以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韩宁夫为组长,中科院组织了32家大专院校110名科考队员,但由于时间和天气原因,考察队只到达了原始老林的边缘地区,除金丝猴的重大发现外,未获得“野人”存在的客观证据。
1980年
在神农架发现奇异动物脚印和毛发。1980年5月至1981年年底,中科院又进行了第三次考察,但仍未有突破。
1993年
10名外地游客在神农架看见三个人形动物,全国媒体再次掀起“野人”报道热潮。
2007年
神农架林区再次发生有人声称目击“野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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