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三遍，富豪不等于企业家！

再说三遍，中国今天的富豪远远多于企业家！

中国富豪钱真多。“2015胡润百富榜”上，中国有1877个富豪的财富超过20亿元，总财富13.6万亿元，超过印度或俄罗斯整个国家GDP。对比美国，中国大陆超10亿美元的富豪有596个，第一次超越美国，中国成为全世界制造富豪最多的国家。拜股市上涨和IPO所赐，大陆的百亿级富豪从2014年的176个增加到2015年的333个，增速令人咋舌。

有一次，一位摄影师给我拍照，我说：“你拍了那么多富豪，最大的体会是什么？”他说：“我想拍出他们清澈的眼睛，可是拍不到。”每一双眼睛都是充血的、混沌的、游移不定的。

第一错：没有社会成本意识（social cost），对环境极不负责。

见过不少房地产富豪，拿江景、海景、湖景、山景做文章，可是盖的房子呆头呆脑，严重影响城市景观。当一个“作品”形成的是公共视线污染，它就是在制造“负外部性”。以为只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污染排到江河湖海，消耗的是我们的今天和未来。

我一老乡曾任《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曾在浙江湖州挂职，有一次他很心痛地对我说：“我老家濮阳那边要引进浙江民企投资，我牵线，也是产业转移。这边的老板说污染的费用要那边出。那边又出不了。最后这边说，就往地下注吧。直接钻孔，向地下300米排污。”

在各地都以GDP为纲和地方政府的竞争性体制下，对数量型增长指标的关心远远超过对结构问题、社会成本的关注。别老觉得自己NB，看看你消耗了多少资源才创造出了这些带血的GDP、致病的GDP、高消耗高污染低价值难循环的GDP？！

第二错：没有对中小投资者负责的意识，“鱼肉”投资者。

“种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经商不如贷款，贷款不如不还，不还不如不管”，这是牟其中20年前对我说的话，意思是一产不如二产，二产不如三产，三产不如办银行，办银行不如去上市，去上市不如搞投行。

中国富豪的悟性超强，可惜他们的资本运作，往往都是把泡沫当故事讲，把故事当真事讲。在充满寻租干预的奇葩市场上，偏偏又能畅通一时，苦的是中小投资者。我有个金融EMBA同学，是一家证券公司投行部门总经理，这几年为30个民营老板做了IPO、定增、发债，等等。他说很多老板都邀他加入，给的条件极其优厚，他也动过心，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去。

“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平常看到他们动不动就发脾气，呵斥员工包括高管，我现在是客，客客气气，去当兵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资本运作太不按规矩，昨天我帮他弄一个TMT概念增发，弄进来不少钱，转头他就投了房地产；房地产要烂了，又要我做方案回购进上市公司。我去那里直接操盘，不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

2015年我写过《给牛市泼点水利大于弊》，文中用了九鼎投资一位合伙人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的话。当前最主要的赚钱模式不是做买方而是做卖方，用泡沫做卖方有两个主要方式：一是上市公司或者新三板挂牌公司，“现在最佳的方式是要拼命融资，说得不好听就是圈钱，通过高价卖股票融资后把企业做实。上市公司目前不融资，它的董事长可以说就不合格”。第二，“就是那些没有上市、没有挂牌的企业要快速证券化，原来融资只能10倍市盈率，泡沫时代可以卖到30倍、50倍甚至100倍市盈率”。

见的资本游戏太多，中小投资者如果不小心，难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第三错：没有专心致志做产品、踏踏实实走长路的意识，不惜投机取巧去赚钱。

中国富豪的一个特征是不喜欢“立常志”，而喜欢“常立志”，在把握赚钱机会上嗅觉一流，在坚持初心上放任自流。所以多元化成为他们的企业战略偏好，隔三岔五改变主业也不稀奇。这导致中国的好产品少，能通达世界赢得尊重的好产品特别少，因为好产品是磨出来的，是呕心沥血熬出来的。“好”，是时间的艺术。

前段在香港，一个广州的商业地产商对我说：“我们也偷过红线，改过容积率，在空地盖停车场再改成商业，但最近碰到一个北方开发商，才真算开了眼界。这哥们相信‘捂地才无敌’，死活不开发，等着土地升值。这样下去政府要收回土地的，而且最近几年越管越严。他就灵机一动，找了几个朋友谋划，用公司名义向他们借钱，故意违约不还，这几个朋友到法院申请冻结他的公司财产，土地就给冻结了。一个官司打了n年，地捂住了。”

中国的富豪真聪明，可是如果把聪明都用在这些地方，蝇营狗苟、偷鸡摸狗，怎么可能有中国好制造？！

我没和刘强东交流过，但在看《创京东》时，对他的几段话非常赞同：“到国外看了这么多企业，你会真正理解每个企业的追求可能不一样。欧洲的企业，让人惊奇的都是几百年传承，家族做了8代、10代，英国有家很著名的面包店已经是第12代了，还是每天烤几百箱面包出来。卖完了，就算还有很多人排队，对不起，不卖了。人家每年还带家人出去度假几个月。以它的知名度，销量、规模完全可以翻10倍以上，烤更多面包，赚更多钱。我去纽约，有家很有名的日本料理餐厅，有几个月也歇着。不是不要赚钱，而是要休息。

“而中国人都愿意抓住每个赚钱的机会，如果说今天能赚10个面包钱，绝对不会只卖9个，他明天会做11个面包。

“中国现在主流的成功还是以赚更多钱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在中国，只要你公司赚钱了，足够有钱，即使过去被无数人看不起、不屑的人，也变成一个英雄。

“我更希望有一天中国的企业家做企业还是以追求幸福为目的，但追求幸福不能建立在懒惰的基础上，而要建立在创新、努力的基础上。我觉得美国树立了比较好的体系，既能激励你，又不会让你太懒惰，从而让每个人过得有尊严和幸福。”

刘强东式的感受，我也有。看到90年代的知识英雄变成今天的资本豪强和电视屏幕上的成功教父，我心里也是五味杂陈不舒服。

第四错：没有“官商之交淡如水”的边界意识，习惯于“不找市场找市长”，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不公平竞争。

这些年参加过多次政治学习，2014年是“群众性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是“三严三实”，每次学习都有一个环节——通过视频看落马官员的“忏悔录”。我发现几乎所有戴着镣铐的官员都后悔“交友不慎”、“错交了几个老板朋友”。

尽最大努力消除官商勾结、寻租牟利，是中国建设现代、文明、法治化的市场经济，避免“拉美化陷阱”、“菲律宾式腐败”必过的大关，其中限制官员滥用权力的制度建设是根本。但是，也不能不说，正是一些富豪的行为加剧了官商勾结、寻租牟利的程度，使得我们的营商环境，在一段时间里不仅不公平而且加速劣质化。从上世纪末“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的走私大王赖昌星，到2014年8月出逃的郭文贵，通过“搞定”乃至“要挟”官员以实现特殊利益安排，曾是一些富豪的常规打法。用各种方式为官员及其亲属“埋单”、当官员的“白手套”，一边提供私人飞机和色情对象，一边用隐秘设备偷偷摄录，在富豪中也不鲜见。至于像刘汉那样通过与权力结盟，以司法手段置商界对头于死地的案例，其所践踏的不仅是商道，还有社会的基本正义。

由于官商勾结，从项目到产品，很多招标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统统潜规则。我经常觉得“背反”：中国富豪一边呼唤市场化少干预，一边习惯性地“不找市场找市长”，他们和各种领导的合影以及领导本人的书法，都放在办公室醒目位置。

倒下一批腐败官员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官员的干预，使得普惠政策变成特惠政策，公平竞争原则荡然无存；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通过多元化的补贴一直苟活，但总有一天，当补贴型企业的产能纷纷释放，就是大过剩。

第五错：没有健康的纳税意识，丧失了社会与企业间的基本契约精神。

企业纳税天经地义，甚至可以说，纳税是每个企业的天职。这是一种社会与企业间“默示的契约关系”。

富兰克林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逃不掉的，那就是税收和死亡。”在美国，林肯于1862年建立的IRS（联邦税务局），被称为“最能让人闻风丧胆的部门”。

而我碰到的不少亿万富翁，谈到税收，最常见的态度是，“中国的税负太高了，雄踞世界前列”（依据是福布斯全球税收痛苦和改革指数），“必须减税，企业才能活下去”，“税务局还要我们提前缴税，太离谱了”，等等。

而有一次我问一位百亿级身家的富豪一年交多少个人所得税，他笑笑：“那倒不多，我月薪1万元，交不了多少。”我说：“我们报社一半以上的人都交得比你多啊。”还有一个房地产富豪，建了好几个珍宝馆，犀牛、象牙、字画、艺术品等大量添置，全由公司购买以冲抵成本，这些宝物在他办公室放一两天证明是企业资产，然后就挂回家了。这种以富豪私人消费冲抵企业成本、达到节税目的花样，足可以编一本书。

我无意指责富豪的避税节税行为，毕竟税负是决定投资意愿的重要因素，而投资是全球竞争的结果。我也认为，中国企业的综合赋税水平特别是“五险一金”标准过高。但是，中国在资本利得方面，既无遗产税，极少房产税，二级市场炒股收益也免税，富豪还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消费成本化”，动不动就能从政府那里得到“非经常性损益”，而他们的个人所得税标准竟然比我们一般白领还低，不是太吊诡了吗？

中国富豪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并没有他们经常渲染的那么高。中国富豪说美国好的很多，但说美国税制好的很少，有的富豪想移民，一了解美国的“全球缴税体系”，就望而生畏了。

第六错：没有包容性发展意识，处理不好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中国很多富豪出身草根，一路在夹缝中忍辱负重，拼力挣扎，可以说是自强不息。但或许是伤痕累累的历程扭曲了心智，在厚德载物方面的修为相对欠缺。我的一个体会是，他们一旦出头，“媳妇熬成婆”，气就粗了，话就大了，有些不一定真懂的地方也敢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比如，动不动就嘲笑国企没有企业家。真心说，我也认为传统国企模式没有未来，但再说三遍，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一种精神特征，不是身份特征和身家特征。不要再说国企没有企业家。充分竞争的国企、能够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国企、不断创新提升效率的国企，必定涌动企业家精神，否则我们不会有蜚声世界的高铁、核电、国家电网、中国建筑、航天科技，不会有华润、中粮、招商局、青啤这样非常国际化的集团，不会有宝钢、中集这样高效的企业。也不要简单地说，国企领导都是“A4干部”，所以不可能有长远打算。从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饶斌、石油工业的奠基人康世恩开始，国企的领导人实际上是性价比超高的“事业家”，没有什么物质激励仍然创新进取。我交流的国企领导不多，但从上世纪90年代的孙文杰到今天的宁高宁，每有所听，都收获满满，并不亚于最出名的那些民企富豪。

富豪更喜欢嘲笑职业经理人（特别是外企的），说职业经理人“只会跳槽不会跳楼”，只会做PPT，对过程负责、对结果不负责。2015年参加“亚布力年会”时郁亮也说过一次，说很多大企业家对职业经理人都有点不屑一顾，觉得职业经理人缺乏承担，缺乏责任的担当，基本上是包赢不包输，输了最多拍屁股走人就是了。

毫无疑问，所谓Founder Manager是企业家精神最旺盛的，但只有一代，个人终有一死，公司却要长存，而且如果公司创始人固执己见，也会把企业搞糟（比如王安）。“血缘资本主义”能解决产权激励问题，但二代、三代能够连续成功经营的案例并不多。从长周期来看，整个商业世界的驱动，更多是依靠大量职业经理人的奋斗。从通用汽车的斯隆到通用电气的韦尔奇，从英特尔的格鲁夫到IBM的郭士纳，多少职业经理人身上洋溢着伟大的企业家精神！

第七错：没有谦卑意识，爱当“企业皇帝”。

我曾和当时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大中华区的CEO常博逸交流过一次，他提出了一个概念——所有的中国优秀企业都有一个“王”（king），但“王”不是“皇帝”（emperor），king是精神性的领袖，emperor是至高无上的层级，是不一样的。

从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到马云、刘强东、雷军，他们都是企业的精神之王，这是最重要的。同时，他们在职务上也是企业最高的或曾是最高的，但职位并不是最重要的。任正非在华为叫总裁，其实是个虚名，他也不管具体业务，但实际影响力摆在那里。

但中国有一部分富豪正在异化，他们不满足于当精神领袖，要当emperor，要万人迷万人从。我去过一些企业，参加过一些会议，往往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比如，企业内部报纸都是“主席如何如何”、“教授如何如何”、“博士如何如何”，4开报纸头条的字号赶得上对开报纸《人民日报》头条的字号。我有几位上海的熟人跳槽到某巨型民企集团，总部在北京，有的说最不能适应的就是年底工作大会，在威武雄壮的歌声中齐齐站立等待董事长出现，每个人都分外严肃，哪怕内心想笑，最多也是脸上抽搐几下。凡领导指示都是对的，理解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创造能力代替复制能力的新经济。过去那种钢筋水泥时代造就的强人富豪，唯我独尊、别人就是好好执行的富豪，很快就会落伍。不让年轻人说话，不让周边的利益相关者说话，听不到消费者的真实声音，这种企业一旦没有成本优势，就会迅速退潮。

我喜欢king这个词，因为人人为王。富豪要努力做知识王，做学习型组织的倡导者，赋予员工更多的探索权，让他们在探索中真正找到自己。富豪要成为企业价值和文化的引领者，因为一切都会枯竭，而文化生生不息。

第八错：没有“诚信高于金钱利益”的底线意识，用“苍狼式”和“厚黑学”的打法污染商业空气。

企业赚钱，只要取之有道，便天经地义。这个“道”，就是诚信。诚信是商业活动的伦理底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企业如果无信，向利益相关者隐瞒重要信息，或指鹿为马散播失真信息，严格一点说，就是欺骗。

最新的案例是亚冠决赛中，广州恒大不顾赞助商东风日产的意愿，违约更换胸前广告。这叫不叫失信？本是一个小学生都会回答的问题，但我们的成人世界竟然没有结论。

开放的互联网众声喧嚣，企业“网宣”乱花迷人，或自诩或“黑”人，天天都在有滋有味地上演活剧，仿佛吹牛和“黑”友商也是竞争力。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而现实中我们却经常看到“反是”的图景。我在一个微信群里就看到这样痛定思痛的话：“天天说假话的公司产品，我是不会买的。大家都知道那是谎言，他还不承认自己说谎，他的产品会有真的吗？这年头不说假话的企业家，请列举一二。”“在信息爆炸的年代，谎言是瞒不过的，任正非就说华为拍照和苹果比差两年左右，你再看看别的手机厂商，恨不得说苹果抄袭他们的。”

当吹牛和嘴上跑火车成为企业传播的常规武器，刚刚创业不久的90后也开始有样学样，融资额可以夸大，用户数可以造假，余佳文“拿1个亿给员工分红”的谎言金句的出现，实在不足为奇。谢谢周鸿祎教育了他。

互联网赢家通吃的文化，使得互联网公司间的战斗，包括公关战，不断白热化。我和中国主要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私交，也会在微信中私聊，我发现他们对此也非常无奈。因为谁更狠、更勇敢、打击对手更精准、自我表扬更有创意，换言之就是谁脸皮越厚、黑功夫越厉害，用户往往就会倒向谁，至少短期效果很明显。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一现象，但从价值偏好上，我想直接说出来，我厌恶！

我喜欢明基李焜耀的观点。差不多十年前，他在那篇著名的《苍狼终将消失，最后生存下来的只有人类》的反思文章中说：“台湾现在的产业主流价值已被严重扭曲，看到的都是成功以后的故事，进而去赞扬甚至效法这些苍狼式、游牧式的经营模式。但大家不知道或刻意忽略的是，在这些成功故事背后，可能用了多少的社会资源，与不尽合理、不一定合法、不见得合情的手段。如果这样的成功被大肆称道，而没有揭示背后的完整面貌，并探讨这种营运模式的利弊影响，这对社会是不公平的。”

李焜耀的话，拿到今天的大陆商界，不也很适合吗？

第九错：没有超越于金钱目标之上的精神原动力，辜负社会对企业公民的合理期望。

中国富豪的诸多过错和畸形，与我们所处的特定时代、转型环境、转轨生态、法治保障水平都高度相关，脱离这些背景去谈富豪的各种不足，并不公允。根据我所做的“中国企业家的驱动力研究”的300个样本调查（2009），对企业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是“法治公正，保证合同能够履行”、“产权明晰并受到保障”、“社会稳定程度高”、“政府不随意干预和管制企业范围的事情”，说明法治环境、产权制度、社会稳定对企业家影响很大。

深圳雅昌公司的董事长万捷说过，不要太苛求企业家，他们是一个心理高危群体，一直有压力，而且压力再大都没地方可说。他建议“能不能把企业家变成英雄，像香港那样，缴税多的企业家、解决就业多的企业家，政府可以给他授勋，让他精神上能有回报，能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市长能不能为企业家开个party，请企业家听音乐，把国内一流的博物馆和艺术馆专门给企业家开设专场夜场，面向企业家开设心理健康中心”，“实际上是要政府出来引导社会，让全社会知道，企业家不只拥有财富，他们更是创造财富的一群人，是为创造财富付出巨大代价包括心理代价的一群人，所以需要理解，需要尊重”。

我赞同万捷的提议，我也同意，如果当代中国企业家都是些没有信仰理想的蝇营狗苟之徒，不可能在三十多年里劈波斩浪建功立业。我要说的是，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富豪的“企业家含量”还很不够，中国富豪对于价值伦理层面的思考还比较粗浅，这导致他们缺乏深刻的使命感和持久性的动力，也导致他们在创建伟大公司方面的动力远远赶不上快速获得财富和社会声名的满足。而在我们的社会必须沿着创新型方向超越既往的今天，要有一些人站出来，对那些目空一切、看不到知识文化作用的富豪，大声说“不”！我们不是不要富豪，我们需要的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新富豪。

第十错：缺乏敬天敬地的自我约束意识，财富骄人，狂妄自大，给外界带来“文化负能量”。

我想再次引用我喜欢的两段话，通俗地说明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一句是德鲁克的，有人问他“如果要你用一句话描述一下企业家的特性，你会说什么”，他说：“企业家就是那些愿意过不舒服的日子，或者说不愿意过舒服日子的人。”

另一句是稻盛和夫的：“如果你真想经营好你的企业，那么一定要尽可能地让员工们感到幸福，尽量为社会作贡献，具备这种光明正大的大义名分非常重要……经营者自己必须率先垂范，拼命工作，认真经营，精益求精，持之以恒。”我相信，所有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都不是为财富在工作，而是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为了造福消费者，为了让世界因为他们的存在而有所不同。

多年来，我看过不少这样的中国富豪：某个项目挣了几十亿，就说“李嘉诚的财富现在看也不算多”；出入社会场所，保镖森严地做“隔离防护”；对市长兴趣远超对市场兴趣，以当“地下组织部长”而得意；不读书少思考，却对身边的知识分子颐指气使；连一篇完整的讲话也写不出，连归纳分析是什么也不懂，却完成了博士论文成了某某教授；戴着劳力士手表，和下属开会却总是迟到，而下属晚一分一秒就要重罚；整日宣传“对社会公益的贡献”，心里想的却是如何通过优惠政策捞回来。自以为是者有之，贪天之功者有之，掠夺性开发者有之，我不能说都是“罪”，我非常谨慎地说只是“错”。但是，正如20世纪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发明的那个词语，我觉得中国很多富豪身上都有“平庸的恶”。的确不是罪，不是“极端的恶”，但因为他们不是小人物，对内有号召力，对外有影响力，所以他们身上“平庸的恶”的无形危害其实非常大。

到了既要问财富多少，也要问是非的时候了。中国经济需要新动力，在我看来，新动力就是好人赚钱，行善赚钱，知识赚钱，创新赚钱，专业赚钱，而不真、不善、不美、弃知、反智的人，不应该再大赚其钱。Do good，then do well，这才是我向往的中国商业模式的基本型。

（本文首发于“秦朔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