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威尼斯的圣米歇尔墓园中，一座简朴的拱形大理石墓碑上，刻有一行拉丁文诗句：Letum non omniafinit.在诗句的上下两行，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刻着墓中人的名字：约瑟夫·布罗茨基。中间是生卒年月：1940年5月24日—1996年1月28日。
那行拉丁诗句，来自布罗茨基生前热爱的古罗马诗人普罗佩提乌斯的哀歌：死亡未必毁灭一切。
布罗茨基生于圣彼得堡，逝世于纽约，选择长眠于威尼斯——他在第一母语国、第二母语国之外最爱的城市。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威尼斯是布罗茨基的理想归宿，因为威尼斯哪儿都不是。
布罗茨基只活了56年。前32年，他一直生活在俄罗斯，使用母语俄语进行创作。后24年，他被苏联驱逐出境、定居美国，开始使用英语写作。在他47岁那年，这位俄语诗人以美国公民身份，获得了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用两行语言，重构了一生的时间。
如果布罗茨基还活着，今年他刚好75岁。他曾在诗中这样写：那些遗忘我的人足以建成一座城市。而现在，那些纪念他的人足以建成一座王国。

“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赋予自己受害者的地位。如同理智战胜悲伤。”

5月24日是布罗茨基的生日。在东正教的日历中，这一天也是斯拉夫字母的创建者、圣徒基里尔和梅福季的纪念日。布罗茨基传记作者洛谢夫回忆：青年布罗茨基早已将自己的命运与“基里尔字母表”联系在了一起。在诗作中，他有时提到，根据生日他属于双子星座。日常生活中，他偶尔会说一句民间谚语：生于5月，一辈子难捱。
1964年，布罗茨基因“不劳而获罪”被起诉，流放至苏联北疆。东西方冷战背景下，此事升级为“布罗茨基案件”——阿赫玛托娃等俄罗斯诗人出力斡旋，萨特也致信苏联苏维埃主席为布罗茨基辩护。然而，在流放之后，等待着诗人的是流亡。1972年，布罗茨基被苏联当局变相驱逐出境。
诗人“难捱”地远离故土，踏入维也纳、英国、美国、意大利……踏入另一个维度的文学史。15年后，他在诺奖发言时说：“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是不幸。”
但无论在《小于一》还是《悲伤与理智》中，布罗茨基都没有呈现流亡的苦难、愤怒，他甚至有意回避一些有关政治的公共语气。“我的生命一直都由文学来代表。”他在《小于一》中这样写。
在《逃离拜占庭》中，他说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旅行者、一个地理受害者，又马上强调：请注意，不是历史受害者。就像他不止一次告诫读者：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赋予自己受害者的地位。如同理智战胜悲伤。在库切眼中，拒绝展览创伤一直是布罗茨基更值得钦佩的特点之一。
译者黄灿然看到，到美国后的布罗茨基，原可以大肆抨击那个政权，但他不屑于这样做。这种不屑，不是一般的傲慢姿态，而是源自于他的一个信念——语言高于一切。而语言的最高形式，就是诗歌。
布罗茨基流亡美国后，与苏珊·桑塔格结为精神至交。在桑塔格眼中，“布罗茨基着陆在我们中间，像一枚从另一个帝国射来的导弹，一枚善良的导弹，其承载的不仅是他的天才，而且是他祖国的文学那崇高而严苛的诗人威严感”。而桑塔格的助手、美国作家努涅斯则对他的表情记忆深刻：“他有一种迷人的、闭着嘴的、近乎呜咽的笑。他曾是残暴行径的受害者，但他依然心底善良，而且他经常笑。”
“近乎呜咽的笑”，正如同布罗茨基的诗句，也如同一组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曲。布罗茨基也确实说过，在诗歌的结构上，他主要的老师就是巴赫，另一位则是几乎无人知晓的法国作家德·雷尼耶。

在布罗茨基眼中，艺术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

表情时常威严的布罗茨基，被视为20世纪后半期最重要的俄语诗人，甚至被他的传记作者、诗人洛谢夫称为“第一俄语诗人”。但在西方世界获取了更丰厚的文学注意力与热情的，却是他的散文。
《小于一》（1986年）、《水印》（1992年）和《悲伤与理智》（1995年），是布罗茨基生前出版的三部散文集。帕鲁希娜认为，在西方，布罗茨基的散文在塑造其诗人身份的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而温茨洛瓦则认为，布罗茨基的英语散文“被公认为范文”。
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收录了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奖时的演说《表情独特的脸庞》。这篇演讲稿彻底表明他的文明观和美学立场。在布罗茨基眼中，就人类学的意义而言，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他就像是在越过时空，回应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拯救世界”。
布罗茨基坚信文明的力量，或者说文学化的文明。“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说句唐突一点的话，它就是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我认为，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就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
布罗茨基始曾说，他之所以决意英语写作，是为了取悦一个影子。“当一个作家诉诸一种有别于母语的语言时，他要么出于必要，像康拉德，要么出于炽烈的野心，像纳博科夫，或为了获得更大的疏离感，像贝克特。我当时唯一的目的，如同现在一样，乃是使自己更接近我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威斯坦·休·奥登。”他说，如果自己被称为奥登模仿者，会很满足。
早在布罗茨基读到萨缪尔·贝克特之前，他就爱上了他的一张照片。他还提到奥登的面庞——那张闻名的布满地图一样的脸。在接受所罗门·沃尔科夫的访谈时，布罗茨基曾这样说：“如果我能为自己挑选脸孔的话，要么挑奥登，要么挑贝克特。我宁愿挑奥登。”
1973年，在斯彭德伦敦的家中晚宴上，布罗茨基与奥登最后一次见面。由于椅子太低，女主人拿了两大卷残破的《牛津英语词典》让奥登垫着。布罗茨基后来回忆：“当时我想，我看到了唯一有资格把那部词典当坐垫的人。”
被北岛定义为傲慢的布罗茨基，竟然也会如此直白地表露崇拜之情。而《小于一》的中文译者黄灿然，则在这种崇拜中看到克制与谦逊。“谦逊在本质上是自信——或者反过来说，我们首先听到的是自信，并发现它其实是谦逊——这使得他的语调特别有说服力，进而使得他的眼界，或者说真知灼见，在这语调的控制下光芒四射。”
在《悼斯蒂芬·斯彭德》中，布罗茨基将奥登、斯彭德和爱尔兰诗人麦克尼斯，视为他“精神家庭中的亲戚”。“人们将这称为影响，我却称之为亲近。大约从28岁起，我便将他们视为我的亲戚，而非导师或想象中的友人。他们构成我的精神家庭，带给我的亲切感远远超过我在俄国境内外的任何一位同时代人。”
布罗茨基解释过他的热爱从何而来：“你们可以把这归结为我的不成熟，或经过伪装的风格保守主义，或仅仅是虚荣，即某种孩子气的愿望……也要考虑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他们的作品可以赢得远方的挚爱。”
布罗茨基最早的中文译者刘文飞，在译完《悲伤与理智》后，认为布罗茨基选择撰写的这些诗人（包括《小于一》之中提到的诗人），呈现了他自己心目中的世界诗歌史，甚至是文明史。

布罗茨基说：诗人为语言，而不是为“她离开”而写诗。

在40岁生日那天，诗人写下的那首《1980年5月24日》，除了表达流亡痛苦的意象之外，提出了一个属于他的问题：关于生活我该说些什么？它漫长又憎恶透明，破碎的鸡蛋使我悲伤；然而蛋卷又使我作呕。但是除非我的喉咙塞满棕色黏土，否则它涌出的只会是感激。
布罗茨基说：诗人为语言，而不是为“她离开”而写诗。“形象地说，炮弹能飞多远，这取决于它的材料，而不是体验。”布罗茨基自喻的炮弹，无意中构成了对桑塔格的回应——一颗由美与精神构成的导弹，躺在那行拉丁诗句下，小于一，却大于更多。


刘文飞 翻译家、学者、俄罗斯研究会会长
布罗茨基，最熟悉的陌生人

布罗茨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们都知道他，但真正读的东西不是特别多。我们都知道作为诗人的布罗茨基，但我们一直在津津有味地阅读他的散文。他的诗确实比较难翻译，可能跟他讲究俄语的格律有关系。
“诗散文”是我对布罗茨基散文题材特征的一个归纳。布罗茨基在为茨维塔耶娃的散文集作序时曾称散文“是她诗歌的继续”，我觉得，布罗茨基的散文也是他诗歌的“发展”，甚至已成为某种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新题材。布罗茨基的散文或许会使我们意识到，在诗和散文之间应该还存在着另一种中间题材，即“诗散文”（poem prose）。
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是他自传的散文。一在中文和英文中的概念是比较大的，在俄语中，没有一，用的是一个单位，等于是小于一个单位。它的意思是一个人生来是百分之百的人，随着你的生长，你一定会受到各种制约，社会的生活条件的制约。布罗茨基说的是我们生下来是百分之百，最后在不断地消减。一个人到最终，你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地实现自我的。
《悲伤与理智》这个题目是怎么来的呢？布罗茨基在哥伦比亚大学开了一门课：当代诗歌选读。他在其中讲了弗罗斯特的一首诗，不是叙事诗，也不是长篇抒情诗，介乎抒情诗和叙事诗之间。
弗罗斯特这首诗很长，200多行。中间写到新英格兰一个农户的孩子突然夭折，葬在他们家庭墓地里。父亲去葬孩子，母亲在楼上看——其中的对比是，母亲的悲伤和父亲的理智。丈夫回来后，她非常不满意，说你那么用劲，把土往下弄，这是你的孩子，怎么会这样去葬呢？而父亲扛回来一把铁锹，锹上带着泥，他实际上是扛回来一把武器。在母亲看来，这把铁锹可能就是杀死她孩子的东西。这个故事是在表达父亲的理性和母亲的悲伤，在下葬这个过程中的对抗。最后布罗茨基总结了一下，他说实际上悲伤和理智之间的矛盾、对峙和转化，就是一切诗歌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