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暑假，武汉大学经济系学生傅红春被通知参加一个校内讨论会。这是一次圆桌会议，老师代表和学生代表散乱地坐在一起，各抒己见，讨论要不要实行学分制。大多数人表示拥护，个别人保留意见。这时，傅红春站起来，问校长：“您能用一句生动而形象的话说出学分制好在哪里吗？”校长回答：“能！学分制好就好在，让腿子长的跑得快，让肚皮大的吃得饱！” 傅红春又问：“实行学分制后，如果觉得主修课和选修课的老师讲得不好，可不可以提前退堂或者不去听讲？”校长想了想说：“我先以个人身份回答你，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这样既珍惜了学生的时间，也会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这位校长就是刘道玉。六十年代留苏学生，七十年代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1981年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当时48岁，是当时和此后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当年，在接受《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时，他说自己的办学理念是：必须发扬彻底改革精神，转变陈旧的教育观念，改革一切不适应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至今仍在全国各高校推行的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都起始于八十年代的武大。

1982年秋天，武大成为中国当代第一个全面实行学分制的高等院校。毕业于武大的作家野莽在后来的《刘道玉传》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学分制试行阶段，一位历史系的老教授曾激动地抓着刘道玉的胳膊告状：“有学生，不是历史系的，跑来听我的课，上着上着不上了，书本一夹，跑去听一个中文系的助教，叫什么易中天的课了。”

对此，刘道玉心中暗喜。在学分制下，学术气氛和学习效果都发生了立竿见影的变化。学生的学习兴趣浓了，求知欲强了，知识面也广了；老师则积极地开设选修课，开展教学竞争。至今仍在全国各高校推行的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都起始于八十年代的武大。

那时，武大被称为“解放区”和“高教战线上的深圳”。不搞其他学校的“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不搞“反修防修”的政治辅导员，鼓励学生参加课外学术社团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八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武大有各类社团400多个，如著名的“樱花诗社”、 “这一代”、“思想家”等，甚至还有一个“纳粹主义研究会”。

校园里，恢复高考以后的几届大学生朝气蓬勃，价值观念超前，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他们一进校就没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里，而是把目光瞄准到各个学科最前沿的领域。各个系的学生都去和其他系的学生交朋友，从聊天吹牛开始，分享各自的新鲜见闻，针对社会问题高谈阔论，唇枪舌剑，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除了潜心于学业，学生们也热心于科研活动和办学术杂志。武大桂园的楼顶舞会在整个武汉三镇都出了名，几乎天天都有。尽管所有的装备只是一盏台灯加一台录音机，但只要音乐一响起，总有成群的年轻人闻风而来。曾经轰动一时，后来还改编成电影的《女大学生宿舍》，原型就是武大，作者喻杉正是在武大读书期间创作了这部小说。

因为自由民主的气氛，当时不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纷纷来书，希望通过转校的方式，飞向“空气清新”的珞珈山。而仅武大1977级1194名学生中，就有40多名学生提前半年至一年修满学分，提前毕业。沿海城市的用人单位，尤其是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和海南对武大的毕业生情有独钟。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四进士”：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武汉大学的刘道玉、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

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1985年和1986年，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下文简称为《决定》）和《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将扩大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作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为了学习《决定》，国家教育部和国家体改委一度召集部分大学校长、教育司司长，各省市主管教育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教育厅局长以及各方面的代表600多人，开了一周的会，反复地阅读、勾划、圈点。

对此，教育战线上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响应，上下合力，没有分歧。“那些曾被戴上‘臭老九’帽子的知识分子，一旦摘掉了帽子之后，心情是多么的舒畅，焕发出了青春，一致的口号是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刘道玉说，他至今还记得《决定》中的一段话：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当时，制订改革方案的人没有私心杂念，搞教育的人也真正地在改革上下功夫。主管教育的副总理万里曾有一句名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四进士’：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武汉大学的刘道玉、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

邓旭初在上海交大拉开了教职工的分配差距；鼓励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在校外兼课、开展对外技术服务；率先接受海外捐款建设图书馆。朱九思不拘一格，为华中工学院陆续引进600多名教师，建立十多个新专业，大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1983年开始招生的深圳大学则是全国第一个实行“校长治校，党委治党，教授治学”的高校。在罗征启校长的领导下，党委只设党办这一个部门。教职工取消午休，每日多工作半小时，实行五天半工作制，留出星期六下午作为党团活动时间。教学服务、后勤服务、生活服务等均由学生承担；由“学生自律委员会”处理大多数学生事件；由通过竞选产生的学生宿舍管理委员管理宿舍。

到1989年年初，全国已有100多所高等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学校的中心工作聚焦于培养人才。传统的“统招统分”制度正在向“双向选择”逐渐转变，毕业生开始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分配制度。

1992年后，高等教育以发展代替改革，而不是促改革，以牺牲质量来换来数量，掩盖了教育的很多问题。

1992年至今，国内的高等教育很热闹。普通本科院校超过800所。经过1999年大面积扩招后，毕业生数量以每年3%左右的比例增加，2013年已达699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适龄青年的15%，初步进入到大众化教育阶段。这个过程美国和欧洲国家花了30—50年，中国却只花了10年。

“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这是改革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以发展代替改革，而不是促改革，是以牺牲质量来换数量，掩盖了教育的很多问题。”刘道玉说。

今天的大学已不是象牙塔。校长只对教育部负责，不对学生和家长负责；忙于人际关系和潜规则，却没时间研究教育。校园的围墙已倒下，大学城遍地开花，全国超过70个，除了容纳大肆扩招的学生，功能还包括：为老师建住宅楼；为老师家属建商业街，解决其就业；为银行建高尔夫球场、度假村、夜总会，以偿还学校的贷款。大学的校风已变得功利实用，什么好就业开什么课，什么能为学校创收开什么课；老师最操心的是职称评比、职务晋升、如何通过教学评估、如何拿下科研项目；为此不惜伪造学历，剽窃论文，行贿受贿。

大学，已沦为一间以流水线方式，大批量制造不合格产品的坏公司。更可悲的是，大多数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接受、习惯，逐渐认同。当深圳宣布要以香港科技大学模式为参考，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海选校长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炒作，继而以各种复杂的心情保持关注。

2011年6月7日—8日，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经历了中外教育史上最乌龙的事件。半年前，该校绕过高考，面向在读的高三理科学生，在全国范围内招来45人。开学近一学期后，教育部要求这45名学生必须全部参加当年高考。于是，这所大学一边按课表排了两整天的课程，一边由保安布置了两间教室作为考场。

那两天，校长朱清时故意躲着，不接电话不见客；端午节前很多学生已离校避考。当高考哨响15分钟后，因无人领试卷，两个考场的考试被迫取消。这一结果，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有人称赞，有人惋惜。而作为当事人，南科大发言人认为，“其实南科大做的事情并没有别出心裁的地方，是全世界一流大学都在做的，比如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这是办好大学的必由之路”。

从200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由国际猎头公司选聘的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被网友称为“最牛的大学校长”。在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校长时，他就是体制中的另类。他拒绝扩招，不建新校区，不拿贷款；他公开指责教育部的本科教学评估劳民伤财、伤害人格和学术诚信。

受命筹建南科大后，他首先确立的目标即去行政化、去官化，教授治校。在南科大，行政人员就是一般的管理人员，待遇不差，但没有行政级别，没有权力，就是为教授为学术服务的。教授的标准则以香港科技大学为基准线。

在《致所有关心南科大发展的人们的一封公开信》中，该校的学生如是描述他们的现状：第一学期共开设微积分、线性代数、普通物理、计算机科学、英语、国学经典导读、社会学以及比较现代化八门学科，内容堪称完美。老师都是大家，来自清华、中科院、香港科技大学等名校，风格迥异，与学生们同吃同住，我们学得叫苦连天而又乐此不疲，“在这里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怀着这样的心态：即抛下铁文凭，捡起真本事。在现在无数毕业生疯狂报考公务员的情况下，我们从未担心过自己的职业和未来。” 

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看来，朱清时和那45名学生是可敬的改革者，要改变“千校一面”和“高大全”的办学模式，就要多几所南科大这样的高校。

他认为，本质上，如今的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教育部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比如招生指标的分配、统一考试的命题、统一考试的录取分数线、优秀教师的评定、学校的评估、科研经费的分配等。在繁杂的行政制度下，大学举办、管理、评鉴一体化，没自主办学权，没思想，没灵魂；大学生自然没创造力、没思考力、没责任心，而且浮夸焦躁。

也许，高教改革的方向就是应让教育需要回到原点，如果有一个参照，那么应是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