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冷漠是当代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当他人面临危难之时、迫切需要帮助之时，社会上却存在着一种不作为或者低回应的集体倾向，好像事情根本不曾发生或是慢慢就会过去一样。这种现象侵蚀着人们的行动欲望，消解着对社会不公的反抗。人们把自己同其他人的麻烦隔绝开来，变成旁观者，束手无策地目睹权利的受损。

一个旁观者，既非恶行的加害者也非受害者，却有着见证的机会或作证的责任。作证，意味着为受害者一方带来具备道德权威的无私的声音。罪行——无论是一起行凶抢劫还是一场大屠杀——的旁观者，有时的确会出来作证，然而有时也逃避作证。迟迟不愿作证的旁观者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自己会受到伤害吗？我会不会被牵连进复杂的事件中？有时旁观者并非利益无关者：如果抢劫案的受害人是我的朋友，或者来自同一所学校，或者属于同一个族群，那会如何？如果发生了大屠杀的那个国家恰好和我有生意合作，又该如何？

鲁迅一直极为担忧旁观者——他称之为“看客”：“……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对鲁迅而言，冷漠而不是偏见，是中国最麻烦的事情。死刑现场的围观人群几乎和加害者一样令人厌恶，而且似乎更该坚拒。就围观受害者这种国民劣根性来说，鲁迅的矛头所向，不止限于当受害者被视为失败者的场合，即他愤怒于国人的幸灾乐祸恶习——见失败者遭受灾祸而高兴，也指向受害者被视为英雄或圣人的场合，即他同样愤怒于国人以高标准道德要求受害者的“烈士情结”。“我们局外人，”大江健三郎在《广岛笔记》中写道，“常常希望在每一个角落都能发现一位牺牲的圣者。”

对于后者，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林培瑞说得极为透彻：“如果我们以圣贤标准要求被迫害的英雄，那不但错误，而且不公平。创痛和凌辱通常不会使人们离圣贤标准更近，而会更远。受害者在压力下会撒谎，欺瞒，也会出卖。旁观者没有权利期待与此不同的事实。……看客想看到英雄在角斗中获胜的热望甚至可能是更加危险的。对于一个生活在安全和舒适中的旁观者来说，他有权利指责他人缺乏英雄气概吗？甚至当别人不如预想中的那般英雄的时候出来大肆批评？然而，很多中国旁观者恰恰就这样做了，这是道德愚钝。生命危险不是剧场表演。渴望烈士的人应当自己去做烈士。”

林培瑞进一步指出，尽管对受害者富有同情心通常比冷漠更可取，然而，同情姿态也不是没有自身的伦理问题的。哈维尔讲过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布拉格接待西方“看客”的故事：他们如此热切地想表示对一个真正的“异议分子”的支持。哈维尔说，当西方人问“我们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倍感挫折。因为这样问意味着只有异议者而不是提问者的命运受到威胁。“难道对我的逮捕不是对来访者的一种攻击吗？……难道对布拉格的一个人的毁灭不是对所有人的毁灭？”

这一发问，让我们联想到德国路德派牧师马丁·尼莫勒批评德国知识分子在纳粹兴起的过程中毫无作为的那段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其实，尼莫勒牧师要表达的核心意思就是：人类是一个共同体，他人的不幸也就是你的不幸。没有什么比约翰·多恩那句“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更好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