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国王和国会闹翻了?


 


在很长时间内,军事活动都不是全民的事业,而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事情,甚至是阶级性的特权。全社会的人民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慢慢被无分别地被卷入战争的绞肉机。




    1644年,内战反叛者李自成率军攻进北京,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在煤山自经而死。也就在这一年,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一世与国会军相遇,爆发了内战中第一场大规模会战——马斯顿荒原之战。战斗爆发前,在会战地点的荒原中,有一位农夫有条不紊地耕种,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英王派人去通知这位超级淡定的农夫赶紧离开,农夫一脸茫然。传令兵告诉他,王军和叛逆军即将开战,农夫纳闷地嘀咕了一句:“难道国王和国会闹翻了?”

    这个真实的小故事提醒了军事史读者一件事,在中外军事史上,战争和战斗这种被后人反复讴歌的历史大事件,只是君王和社会特定阶级的事务,其他阶级的人对这种事是毫不在意和知情的。换言之,在很长时间内,军事活动都不是全民的事业,而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事情,甚至是阶级性的特权。全社会的人民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慢慢被无分别地被卷入战争的绞肉机。

    中国军事史上的情形也是一样,只是更早些。虽然先秦乃至更远古时代的资料有限,但历史学家基本都同意,在春秋战国之前的很长时期内,军事职业只是社会上等阶级也就是从贵族到士这些住在城堡里的人的责任,而与住在城国之外的农夫无关。《管子》曾记载说,齐桓公时代的齐国划定了特别行政组织乡21个,其中6个为工商之乡,不参与军事事务的,其余15个乡则每5乡出士兵1万人,分别由国君齐伯和大贵族国氏、高氏统帅。也就是说,在春秋早期,即使住在城里的人,也有一部分不需要承担军事义务。

    但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争的残忍愈加升级,战争成了国家存亡的决定性事业,向内部更广泛地动员兵力,也就成了不可避免。本来居住在城外的农夫,也就是所谓鄙人,也逐步因为各种原因被动或主动地卷入血腥的战斗中,而且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就在马斯顿荒原战役之前约2000年,即公元前645年,大诸侯秦国和晋国之间的韩原之战中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可以反映这种战争潮流的变化。

    秦穆公当政的秦国与晋惠公的晋国之间爆发了战争。在最后于黄河以东地区发生的主力决战中,由于道路泥泞,晋国军队在混战中突然包围了秦穆公的战车,眼看将俘虏秦军最高统帅。这时,一伙服装古怪、兵器简单的农夫冲向前来,发疯一样奋战,终于救出了秦穆公。秦军转危为安,最后反而俘获了晋惠公,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这些农夫是为了报答君王的仁慈和大度才来效力的。史载的这个故事很模糊,但有一个插曲解释了这些本来没有战斗责任的山野农夫为什么会如此英勇地战斗。几年前,秦穆公在郊外打猎,丢失了一匹战马。寻找战马时,秦穆公发现一伙乡下人正在烟熏火燎地煮食马肉,就说:“光吃肉不喝酒,容易消化不良呀。”他下令赐给那些农夫好酒,估计也跟他们一起痛饮起来。照这个故事来说,这些拯救君王的农夫是志愿参战的,但现在分析起来,却有些可疑。因为,战前的基本情况是,晋国历来为军事强国,兵员繁多,而秦国虽有高昂斗志,却在兵力上不处于优势。因此,更可能的解释是,统治贤明而且有争霸天下野心的秦穆公超越常规,动员农民参战,开启了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

    据记载,这场秦晋战争之后,晋国也开始了所谓“作州兵”,即扩大兵力动员的活动。很可能,秦穆公开启的扩大兵员政策已经迅速被战败者模仿。更清晰的史料表明,从春秋到战国,几百年间,特别是从秦国的商鞅变法之后,战争已经从简单的国家自卫先是变为再造秩序,最后变为征服和统治天下的事业。在这一过程中,当兵打仗和通过英勇的军事履历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成了没有选择的全民人生道路。而军事史的逻辑是,在经过数百年这种全民皆兵、残忍和血腥的战争史之后,在普通人中间,也发展出一种对军事事业厌恶的情绪。这在秦汉之际的新时代已经很普遍,于是,全民战争逐步又朝职业化战争的古老道路上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