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剑北望心茫茫


 


所谓海陆兼顾统筹最后成了维持现状的因循,最后,甲午一战,水落石出,数十年投入的珍贵资源成为浪掷虚文,国家也因此沉沦。




    19世纪60年代中到70年代中的约莫十年,中国面临的局面很奇怪:一方面,内部的太平天国叛乱已经镇压,因为与英法等来自海洋的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条约,风雨飘摇的世界似乎突然安静下来。同时,国内由于内外战争的教训,权贵阶级已经意识到必须采用西方的科技,于是有兴办现代工商业和军工产业的自强运动。然而,不到十年,短暂沉寂的国家危机风暴又聚集起来。

    首先是沙皇俄国在侵占中亚地区后,开始大力渗透中国的西部边疆地区,紧接着,日本入侵台湾,步步吞并琉球。这两件事给当时的国家战略决策带来了两难:本已有限的战略资源究竟应该投入西北的陆地边塞防务,还是投入东部的海洋防务,建立新式海军?从当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威胁看,来自海洋的新老强权,无论英法美还是日本,都凭借强大海军和海权的力量而来,而来自西部的沙俄却是强大陆军和陆权的虎狼。这一海陆困境在战略政策的领域演化为一场海陆战略重心的大讨论,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海防与塞防辩论,代表者为创建中国近代海军的李鸿章与收复新疆的左宗棠。

    这一讨论在中国的战略思维历史上有更深远的背景。自秦汉时代起,对中原国家最大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和西北的陆地骑马民族,而自公元三四世纪之交的刘渊之后,来自北方的非中原族群已经奠定统治东亚的远大目标。后来非中原族群的五胡等北方和西北民族都曾有长短不一的在中国北部地区的统治实践,而蒙元与满清,则成功地通过武力征服,统一和统治东亚。这些深远的历史背景,导致当时清廷在不情愿的心态下,还是勉强支持左宗棠收复和巩固西部。同时,清廷基于从两次鸦片战争、中日台湾战争与中法战争等得到的新鲜教训,也支持李鸿章创建新式海军,就是后来的北洋水师,以及各地开办新兴产业。换言之,清廷在朝不保夕的慌乱心态下,资源短缺,并不能彻底厘清国家战略重心所在,只能采取两边敷衍的举措。所谓海陆兼顾统筹最后成了维持现状的因循,最后,甲午一战,水落石出,数十年投入的珍贵资源成为浪掷虚文,国家也因此沉沦。

    回顾当时的战略讨论,需要做复杂的系统分析,但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争论的双方,无论李鸿章还是左宗棠,都只是在军事战略的层面上讨论问题,而没有任何近代化国防和国家军事体制的反省和思考。在外部军事征服导致亡国的恐怖心态下,双方对此前国家的军事失败在体制上和社会方面的原因毫无涉及,认为国家安全问题是单纯的军事安全问题。这一观念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还有强大回声。比如,今天经常听到对当时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比例多少的感叹,问题是,在工业革命飞速发展的19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形态和产业形态、国防观念和形态已经与欧美世界有天壤之别的代差,产业的结构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形态与质量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差距岂能以简单的军事能力加强得到弥补?

    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已经占据全球贸易体系和产业链的高端,而德美俄日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奋起直追,都在迅猛完成以机械化大生产为核心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升级。与此相伴的是,近代化的总体性国防体系和军事制度建立起来,基于远洋装甲火炮战舰和铁路系统的国家攻防战略体系已经成为常态,而统一的国家征兵、财政、民政和兵工产业体系为这些陆海体系力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持,加上那时国际政策领域普遍的帝国主义思维,面对这样的列强对手,无论李鸿章还是左宗棠的单纯军事观点,都是无法认识和有效应对的。

    满清作为征服王朝,其统治者在政治上的自私自利是一切战略思维的前提,这在甲午战后对维新运动的镇压和宪政改革的虚情假意上得到清楚的证明。真正的历史教训在于,近代化国防变革需要以彻底的社会与制度变革作为基础,从而发展出近代化的战略观念,这就可能危及满清政治垄断的地位,在这种危险下,统治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唯武器论的政策。这是李左之辈无力劝谏的,也是他们的共同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