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该为谁说话?





知识分子这个“男二号”,长久以来,其利益来源大多仰仗权力。是市场经济给了他们更多的自由空间。独立很辛苦,质疑很危险。但质疑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方韩大战”以方胜告一段落。理由很简单,质疑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而这是一个经不起质疑的时代,任何不可一世者终将被解构。只是,将质疑长时间集中于一个赛车手兼青年写手身上是否值得。生活很大,社会应有更大的、更值得质疑的目标。

  质疑是时代和社会赋予知识分子的重任。质疑特质使现代知识分子区别于传统文人,更区别于“男一号”(官员)和“男三号”(企业家)。

知识分子该有怎样的担当?

  学而优则仕。士农工商,士位居“四民之首”,象棋中常伴将帅左右。传统文人以“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为荣。只是从孔子开始,文人以“道”自任,开始了独立担当的谱系,为国(帝)分忧,为民请愿。

  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是四大劳动者之一: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只是脑力劳动者、专业技术劳动者。文革时期他们还被批斗为“臭老九”。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来自西方。他们崛起于欧洲文艺复兴和法国思想启蒙这两次人类思想解放运动。那些智商高超的intellectual,一不生产、二不打仗,其职责为何?质疑权威、开启民智就是他们的天职。

  请看他们的自我描述:卢梭:“有趣的疯子”;雪莱:无情的理念;易卜生:“恰恰相反!”;托尔斯泰:上帝的兄长;海明威:深渊;布莱希特:冰一样的心;萨特:“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罗素:一则合乎逻辑的废话;高兰茨:被折磨的良心。

  知识分子的品格被要求有正直、宽容、谦逊、睿智等,有时还说些“合乎逻辑的废话”,而富于同情心和同理心是两个必不可少的特质。

  知识分子最弥足珍贵的,还是“恰恰相反!”的质疑精神,以及代表“社会的良心”的时代担当。伏尔泰曾说卢梭是“18世纪人类的良心”。也有人将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提倡“讲真话”的巴金评为“社会的良心”。

知识分子该为谁说话?

  要担当“社会的良心”,首先要有一颗被折磨的良心,或至少良心被折磨。

  新周刊曾做专题“知道分子”。如今,更多知识分子涉足传媒、进入公众领域。他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在为谁说话?

  有评论称,吴敬琏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良心”。吴老先生不但提出“股市赌场论”,还警示社会“如果不破除权贵经济,中国有可能中断现代化进程”。还有评论称,茅于轼是少数有质疑精神的学者。茅先生“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之论曾引发争议,但他言行合一,一如既往。可惜,吴先生和茅先生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崔永元曾把中国当下知识分子分成三类:一类叫拍案而起;一类叫洁身自好;第三类叫随波逐流。从历史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识分子。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

  不妨做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分层:一类委身于垄断集团并从中分一杯羹;二类服务于社会机构,有些频频现身传媒;三类所谓自由知识分子,靠学术或卖文为生。屁股决定脑袋,意识形态上的左中右已不能准确划分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急需明确“立言”的使命,需要一点洁身自好。

  无论是既得利益的或没既得利益的,知识分子要进入公共领域,必须明确你在为谁说话。当你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当你运用自己的丰富知识和强有力的口头或笔头来分析热点问题,当你以科学的态度冷静而热情地为弱势群体说话,对抗垄断权贵的谎言,你就是一个具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不是坏事。“男二号”应比“男一号”的政治家和“男三号”的企业家更贴近民众。知识分子必需有担当,知道该为谁说话。否则就只配当贩卖知识的“知道分子”了。 (执笔/肖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