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即玫瑰


 


有一个坚定的废话体的反对者,在我给了他诸多理由之后,最后依然对一个问题耿耿于怀:到底写这样的诗,有什么意义?它不必有意义。




    在微博上,看到很多人讨伐一个叫做乌青的诗人,他写了一首诗,叫《对白云的赞美》:“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诗很奇怪,但是人们对于它的愤怒,超乎了我的想象,人们或激愤地觉得自己智力受到了贬低,或义正辞严觉得他是在骗钱,或老气横秋地哀叹我国文化走向了堕落。

    我从前就看过乌青的诗,看过并且喜欢,有一首印象深刻的诗是《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傍晚,父亲说,兄弟们/来一个,于是/我父亲把我抛出去/我二叔把我接住/我二叔把我抛出去/我三叔把我接住/我三叔把我抛出去/我小叔把我接住/我小叔把我抛出去/我父亲把我接住/这是他们的一项常规活动/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情感/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抛不动你了/父亲说”。当我把这首诗展示给激烈抨击乌青的人,有些人也会说,如果他每首都是这样,就不会被骂得这么厉害了。人们觉得这首诗好,因为能够概括段落大意,提炼中心思想:表达了作者对于父爱深深的怀念之情。可是,当我们面对一篇文字,发现它超越了我们高中语文阅读理解训练的水平,随之而来的焦虑,就会让人们粗暴地拒绝,否定。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们谈到物理、数学、化学、计算机知识,遇到不懂的情况,会摆着双手带着崇拜和畏葸说“我不懂”,甚至在遇到政治、经济、军事之类人文学科的时候,也会小心翼翼地说“我不懂”。可是,在碰到晦涩的小说、不明就里的音乐、抽象的线条时,如果不是事先说明出自名家之手,人们就会带着嘲笑和轻视说:“看不懂。”态度截然不同。

    我想,这是因为,人们还不习惯把文学当作一个学科,一个有历史和前景的学科。它和物理、数学一样,在不同的时期解决不同的问题,探索不同的可能性。比如卡夫卡解决了突破了托尔斯泰式的、现实主义的桎梏;而马尔克斯看了《变形记》之后彻夜难眠,后来写了《百年孤独》,又把突破现实的界限,往前推了一步,这就是进步——写作作为一种学科的进步。有追求的写作者,绝不会在《百年孤独》之后,重复写一本《一百零一年的孤独》,而是去探索连马尔克斯也不曾企及的边界。

    自然科学学科因为设置了门槛,而让人畏惧。艺术,则让所有有眼有耳的人觉得自己具有评价的能力。1907年,毕加索画《亚威农少女》,五个裸女,没有远近,看不出背景,人是几何形体,正对着观众的脸上,既有正面,又有这个角度下不可能被看到的侧面。这幅画刚展出时,被视作一种嘲笑和暴行,艺术家怒不可遏,觉得这就像给一个活人吃猪饲料。毕加索代表了一种进步——虽然被当时的大多数人看作退步。

    而乌青,也是一种进步,他突破了我们对于语言的认识。他在采访中说,要有一种“超越语言的语言”,于是就产生了“废话”,一种逻辑自洽却毫无意义的废话。不是所有的野心,都是要做大江大海,万水千山,宇宙银河。罗马尼亚大诗人索雷斯库说他的志向:“你内心必须具有某种使你难以入睡的东西,某种类似于细菌的东西。倘若真有所谓志向的话,那便是细菌的志向。”索雷斯库有首诗叫《雷雨》,是这样写的:“院子里/闪电在为母鸡/充电”。你懂了吗?
 
    还有一类抨击“乌青体”的人会说:这样的诗我一天能写一万首,有什么了不起?在所有的大白话中间换行就行了。可是,他们所做的,也只不过是“蓝天真蓝”、“大海真大”这种简单而粗糙的模仿。正如马塞尔·杜尚的成名作,不过是在《蒙娜丽莎》的画作上,为她画上了山羊胡子,在下面写上“她的屁股热烘烘”。如果第二个人在梵高的自画像上补上一只假耳朵,给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黏上腿毛——这看上去很杜尚,可是这样的模仿不仅毫无天分,而且毫无价值。有一个坚定的废话体的反对者,在我给了他诸多理由之后,最后依然对一个问题耿耿于怀:到底写这样的诗,有什么意义?它不必有意义。“玫瑰即玫瑰,花香无意义。”这是博尔赫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