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犯罪小说天王”尤·奈斯博:我同情那些可悲又无力摆脱命运的人们


文/宋爽
<<新周刊>>第477期



在成为“北欧犯罪小说天王”之前,尤·奈斯博是金融分析师、摇滚明星。他什么都干,干什么都要干到最好。尤·奈斯博曾向媒体透露,他之所以有这么多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完全是因为强烈的表现欲作祟。



    “作家就得生猛点。”尤·奈斯博(Jo Nesb?)边喝着气泡水边说。生于1960年的他,1997年也就是37岁那年出版处女作《蝙蝠》,之后成为专职作家。而在此前,他曾是金融分析师、摇滚明星——他是Di Derre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这个乐队发行的专辑在挪威大卖了好多年。1996年,厌倦了摇滚明星生活的他决定到澳大利亚休半年长假。从奥斯陆飞往悉尼需要30个小时,他利用这个时间,构思了《蝙蝠》,讲述奥斯陆警探哈利·霍勒受命到悉尼办案的故事。这就是日后令他声名大噪的“哈利·霍勒警探系列”的开端。

    评论家把他称为“下一个斯蒂格·拉森”(“千禧年三部曲”作者)。他身形瘦削,不高不矮,穿着起皱的牛仔衣,看上去有点邋遢,半透明的红色墨镜有些突兀,但已经是他全身上下唯一一件算得上时髦的单品了。说这句话的当口,尤·奈斯博直勾勾地望向前方,眼神一动不动,和他小说中那些质地坚硬的文字如出一辙。

    “普通人可以恐惧,他们犯不着生猛,更不用没完没了地琢磨一些事。作家可不行,他们要疯癫,要狂妄。”尤·奈斯博意味深长地说道。

“好的作家要能提出问题,但不给出答案。”

    尤·奈斯博从未想过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诸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笔下的“全人类的生存境况”让他不寒而栗。但是小人物,那些活灵活现、卑鄙和高尚的结合体可就太合他意了。虽然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作模式早已司空见惯,但尤·奈斯博没打算在这方面特立独行。

    除了尤·奈斯博塑造的经典人物哈利·霍勒之外,现如今他的心头好是一个堕落的、道德败坏的可怜虫,而他将会在尤·奈斯博接下来的小说中扮演越来越重的戏份(尤·奈斯博没有打算透露这个警察的名字,他希望那些了解他作品的读者能好好猜一猜他说的是谁)。

    “我都有点爱上他了。这样一个宇宙级的大废物,所有人都讨厌他,他也知道别人讨厌他,连他自己都唾弃自己。他的朋友无情地使唤他,让他干这干那,他对此毫无办法,而且更倒霉的是,他还陷入了绝望的恋情中——他爱上了朋友的漂亮女朋友,并且心知肚明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得到她。这个倒霉的男人想要过上某种不一样的人生,可他偏偏都过不上。他有时候高尚,让你忍不住可怜他,可过不了一会他就又难以控制地卑鄙起来。”

    尤·奈斯博流露出一种奇特的神情,看不出他到底是同情这个废物,还是由于自己不是这种人而沾沾自喜,他继续说道:“正是因为他是如此可悲又无力摆脱命运的人,也正是因为我这辈子见过太多这种人,我决定让这个家伙一直活在我的小说里,我舍不得他。”

    他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决定了一个人物的命运,而这个幸运的可怜虫正是由于复杂的人性特质而受到了尤·奈斯博的垂青。对于尤·奈斯博来说,这种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们的道德选择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任何人都应该有时候经得起考验,有时候让人失望,这才现实。”正如一个远近闻名的好人也会在遇见难题,或者受到种种情况的牵制时做出和他秉性相反的事情,因为好和坏的界限是“模糊而浮动的”。

    “犯罪小说是干吗的?不是说正义一定要得到伸张,或者罪犯肯定会被缉拿归案。世界上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多了,道德和利益往往相冲突,而我的小说只需要展现这些就可以了,剩下的我管不了。”

    几口气泡水下肚,尤·奈斯博一口气抛出了如下问题:“邪恶到底存在吗?什么是邪恶?它只是个词语吗?邪恶是人类社会进步所必须的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另一个社会语境里,也许杀人是每个人必备的生存技能,甚至杀很多人、冷血而平静地杀人是受人追捧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对于人类而言邪恶的行为还邪恶吗?这就是我的作品想探讨的——道德到底意味着什么?”

    显而易见,尤·奈斯博对于现代社会所定义的“邪恶”和“道德”有不同看法,虽然他已经明显情绪激动,但能看得出来,他在努力克制。

    “好的作家要能提出问题,但不给出答案。你看海明威、凯鲁亚克这些人,他们什么都没解决,但他们的困惑和怀疑是对文明的贡献。”

    接下来,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尽管尤·奈斯博已经忍了十五分钟,即将成功做到“不给出答案”,成为一个心平气和的中立者,一个只提问不回答的“好作家”,但最后他还是没忍住:“你知道,曾经有一个犯罪学家认为犯罪是不存在的。”

    这个答案很完美。

尤·奈斯博像极了明星大厨:只需一个卑微的土豆外加一些想象力的作料,他就能端出一盘米其林三星品质的绝味佳肴。

    和绝大多数作家一样,尤·奈斯博对人的好奇心极为强烈,他最享受的时光莫过于坐在咖啡厅里,把耳朵高高竖起来。

    “那天我在咖啡馆里听旁边一男一女聊天,感觉很奇怪,我估摸着他们是不是正在面试,因为其中有一个人紧张得不得了,而另一个则在不断地问问题,我仔细听了半天,终于知道这是一次相亲。哈哈,真有趣。那个男人搜肠刮肚,就为了找到一个能聊下去的话题,他一会聊打猎,一会聊军事,而坐在对面的女人时不时地点头,可这不是因为她对男人的话题感兴趣,而是出于‘终于有人能不停地说话了,终于不用冷场了’的如释重负。我看得出,那个女人的思绪早已飘到西伯利亚,并且一准儿不愿意再见到这个无聊的家伙。但她仍然面带微笑,并在每一个需要点头的地方点头,这可真是残忍。”

    这次尴尬的约会场景,被他当即决定纳入下一本小说。

    但好奇心绝对不是他成为“北欧犯罪小说天王”的唯一原因。

    “前两天我做了一个心理测试,结果发现,我在很多方面不仅是个普通人,而且还是个无聊至极的人,既没有艺术性,也不喜欢新鲜事物。可你猜怎么着,我在想象力那一栏的得分显示,如果我胆敢再多那么一丁点想象力就得关进疯人院了。” 尤·奈斯博对这个结果激赏不已,“总结下来,我是一个想象力过剩的普通人。”

    这一天赋使得他用极少的材料就能天马行空。有一次,他为了写一场关于银行抢劫的情景,跑去警察局看劫匪的真实录像,正在局子里闲逛的时候,他突然瞥见一间屋子的门上写着“痛苦之所”(house of pain),这像一道闪电一样击中了尤·奈斯博。

    “这几个字让我灵思泉涌,那些我和警察之间的谈话立马不重要了,我当下就知道要写什么了。我告诉你个秘诀,写小说的时候一定要放进去一些非常细微的细节,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这样人们就特别相信你,觉得这家伙一定干过警察这行当,接下来想要撒谎就容易多啦。”

    尤·奈斯博指出,他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让内容多么严谨、经得住推敲。“作家,尤其是小说家是最没用的人了,我们根本不对人做全面调查,而是完全依赖自己的直觉和经验,以及其他一些不靠谱的东西。小说家写出来的文字是毫无依据的,相信我。”尤·奈斯博振振有词,他还是不过瘾,反问道:“难不成我是在拍纪录片吗?”
看得出,尤·奈斯博对还原真实生活缺乏兴趣,他不认为这属于作家的职责范畴,而他对读者能尽到的最大义务则是让人们虔诚地相信自己滴水不漏的胡编乱造;另一方面,读者们之所以傻乎乎地相信他,也得益于他的文字风格。

    尤·奈斯博喜欢海明威,这让他的文字看上去简短有力。“当我编辑文字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做减法。如果一个作家要大费周章地描述一件事,那是因为他没想清楚。”这些被剥了无数层壳,达到了真正“去伪存真”境界的短句,让他从心理上征服了读者,谁会相信一个人如此言之凿凿、毫不拖泥带水的言论是结结实实的瞎话呢?

    尤·奈斯博就像一个明星大厨,一个卑微的土豆外加一些想象力的作料,就足以让他端出一盘米其林三星品质的绝味佳肴。食客们赞不绝口,情不自禁地把这种植物块茎当成上好的白松露,从各方面看,这都是一种和谐的、愿打愿挨的关系。当然了,前提是这个大厨手上确实有功夫。

    但有时,尤·奈斯博也不得不面对人们的疑惑。有一些读者认为,他作品中的警察缺乏地域特质,看不出是来自纽约还是奥斯陆,就算说来自乌干达也有人信服。对此他表示:“抱歉,我写的时候没有想过是要写给全球读者看的,我就想写给本地人或者随便周围的谁看。我总不能写成‘瞧,哈利·霍勒是个典型的挪威人’,然后解释他如何如何挪威吧。所以我的回答就是:越本地化,越全球化。”

    尤·奈斯博的私人生活精彩纷呈:他高中时期曾在挪威甲级联盟的意志球队踢球,并计划加入英超托特纳姆热刺队,成为职业球员,最终却因为受伤不得不停止他的足球生涯。之后他服过兵役,在挪威大学读经济管理专业、搞乐队,大学毕业后进入金融业,再次加入乐队,而他离开金融业、不当摇滚明星的理由,都是“无趣”。
他什么都要干,干什么都要干到最好。尤·奈斯博曾向媒体透露,他之所以有这么多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完全是因为强烈的表现欲作祟。

    当我问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喜欢嘚瑟时,尤·奈斯博乐开了花:“哈哈哈!我的确是个爱嘚瑟的人,你说得一点没错。但这不能赖我,我只不过是继承了我爸爱炫耀的基因。”

    对于大部分挪威人而言,踢球是一项严肃的运动,要有组织有纪律,绝不能嘻嘻哈哈。但尤·奈斯博不领情。“他们可太把这项运动当回事了,我偏不。我当时长发飘飘,每次踢球一定要往头上绑个花哨的发带,要知道没有任何一个挪威足球运动员会这么做。只要一进球,我就会在全场狂奔,绕场一周,然后激动地亲吻足球。别人跟我说,你歇会吧哥们,能不能好好踢球别弄这些乱七八糟的。我说那怎么行,这么多人看着我呢——其实也就十来个人。”

    除此之外,他喜欢嘚瑟的毛病还传染到了文字层面。“我以前特别喜欢给朋友写长信,真的是长得不得了、让人一看就能打呼噜的信。但我不管,我其实并不想和朋友交流,我就是要写长信。包括我的小说也是一样,必须要有戏剧性,坚决不能是那种又小又平淡,像诗歌散文似的文字,而是要暴力要强硬。我就是这样的人,不论做什么都一定要做出某种特定的样子出来。”

    尤·奈斯博性格鲜明,他的喜好也是如此。和大部分人正好相反,那些“傲慢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完全不介意,只要他们“有幽默感,或者敢于自嘲就行”——这听上去就像是在描述他自己。
尽管从始至终,尤·奈斯博都表现得无比自信,但同时他又出奇谦逊,能接受自己的迷茫与愚蠢,只是“偶尔想搞搞清楚‘生活到底是什么’这个大问题”。

    “因为我们活不明白,也不可能活明白。所以你不要稳稳当当地坐在那,一副过来人的样子,然后告诉我说,‘听着,我告诉你这一切的奥秘’,没门。”

    但这位性格强悍的犯罪小说天王也有一些糟心事。为了能够写出更惊心动魄的小说,尤·奈斯博和很多迷信的作家一样,为自己量身定制了一张完美无缺的桌子,并在四周精心点缀着防止疲倦来袭的咖啡机,以及播放自己唱片的音响设备,并且可以“随时俯瞰奥斯陆的美景”。

    随后,尤·奈斯博泄气地说道:“这是全世界少有的几个我一个字都憋不出来的地方。”